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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疯子与肌肉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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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男性力量的崇拜可能开出奇异的花朵，也许最奇异、最能表征这个时期忧虑的莫过于马克斯·诺尔道对于肌肉犹太人的调用，将其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身体和精神目标。诺尔道朦胧但是影响很大的畅销巨著《变性》使他成为批评一切的主要声音之一。他批评一切他觉得有弱化作用的现代生活和艺术。诺尔道宣称，对文明的威胁很严重，它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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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视传统习俗和道德的观点……对传统规则的实用主义摆脱……肆无忌惮的淫乱，释放了人的兽性……鄙薄对其同类的所有考虑，将所有约束对金钱的残酷贪婪和享乐欲望的障碍都踩在脚下……对所有人来说，这意味着一种确定的秩序的终结，这种秩序几千年来符合逻辑，限制了人的堕落，在每一个方面都发展出了某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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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道在反对他感觉到新的、来势汹汹、超速的机器的过度使用，或者现代艺术的退化时，绝不手下留情。他如此评价19世纪传奇诗人保罗·魏尔伦：“我们看到这个令人厌恶的败类有着不对称的头骨，长着一张蒙古人的脸，一个浮躁的流浪者与醉鬼，由于其反道德的罪行而被打入监狱……他年老昏聩，语无伦次，无意义的表达，意象模糊，无法表达心里的任何明确的思想。”这种机械衰弱的生活及不道德过度激发了一种反常现象：“身体上，病态而虚弱；道德上，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智力上，一个无法形容的白痴，以选择事物的色彩艺术式地装扮房间、观看机械的鱼的运动、嗅嗅香水、饮饮酒打发日子……是最低层次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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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道本人是医生，他必须灭绝寄生虫，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的科学原则应用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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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及退化者将灭亡；强者将使自己适应文明的成就，或者使它们服从自己的有机能力……20世纪的艺术将在任何一点与过去的艺术接续，但是它要完成一个新的任务：为单调的文化生活带来多样性，这种影响也许只有许多个世纪之后的科学才能够施加于大多数人……任何人只要像我一样相信社会是人类的自然有机形式……任何人只要相信文化是一种有价值的善，值得捍卫，都必须毫不留情地捏死反社会的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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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它的作者，这种暴烈的言词只不过是一种姿态。1849年出生于匈牙利佩斯特（后来成为了布达佩斯的一部分）的诺尔道是一位名叫苏德·菲尔德的正统拉比的儿子。疏远宗教以后，年轻的马克西米利安·苏德·菲尔德改变了方向——不仅仅是人生的方向，他把名字也改了，他把南方换成了北方，把菲尔德（田地）换成了梅多（草地），于是诞生了马克斯·诺尔道博士，一位自我造就的政论家，并终于在巴黎开业，出版了一系列文化方面的书籍。像维也纳外国通讯员西奥多·赫茨尔一样，诺尔道非常厌恶德雷福斯事件期间法国高涨的反犹主义浪潮，很快，这两个人就开始讨论他们关于犹太人民未来的思想。诺尔道成了赫茨尔最热烈的支持者，但是他的犹太复兴思想含意与赫茨尔有差异。后者的思想主要是实际的，而《退化》的作者则把西方社会的衰退和堕落与其人民的未来这两方面的关切融在一起，构成一种奇妙但是有影响力的混合体：英勇的犹太性，一个具有“清醒的头脑，坚实的胃与坚硬的肌肉”的新犹太人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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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道的讯息恰好应和了犹太解放的焦虑，急于与反犹太主义者描述的犹太人刻板形象——住在贫民区、面色苍白、身体虚弱、眼睛因学习而泛红、瘦弱的身体了无生气、连身体里的血都是呆滞而死气沉沉的，一群贫穷的陌生人成为了资本家，剥削凭体力劳动的诚实的人——拉开距离。仇恨犹太人的作家如理查德·瓦格纳的英国女婿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1855—1927年）等深刻而广泛地兜售以下信息，诺尔道接受了他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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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教导我们，一旦不给氧气，本来生活在露天下无害的微生物就会变成可怕的、致病病原体，用技术的语言表述，它们变成了厌氧生物。政府和人民最好当心把犹太人变成厌氧性人类。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摆脱这些因他们的罪责而变成害虫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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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诺尔道来说，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一种政治必需品，而是对精神重生的呼唤，他的许多读者同意，犹太人只有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同时成为其健康身体的主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游艇体育俱乐部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它们的名字往往让人联想起《圣经》里的战士：巴科克巴（1898年），柏林的犹太体育俱乐部马卡比联盟（1902年），维也纳的哈括亚（“力量”）（1909年），欧洲其他地方还有十多个体育俱乐部。这项运动有自己的杂志、自己的锦标赛及自己的偶像。其重要性从这一事实也可见一斑：世界级的大力士尤金·桑多在他的《桑多杂志》第一期发表了一篇关于犹太身体文化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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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豹纹皮肤的桑多，同对于骄傲的新犹太人一样，男性气概是头等大事。诺尔道夸张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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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新犹太人还没有恢复其先祖的英雄气概……参加战斗，与训练有素的希腊运动员及北部强壮的蛮族一决高下。但是从道德的角度讲，我们今天好于昨天，因为昔日的老犹太杂技扮演者为他们的犹太身份感到羞愧，试图通过手术把他们的宗教信仰标志给隐藏起来……而今天，巴科克巴的成员则骄傲地、自由地宣示他们的犹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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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热情支持新型犹太人，诺尔道兴高采烈地接受这种新犹太人角色寓言。然而，最讨厌的是他身边的先知。他写道，他最仇恨的是那个“显然生来就是疯子”的人，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仔细的读者似乎遇到一个疯子，他眼光闪烁，手势疯狂，唾沫乱飞，口吐震耳欲聋的豪言壮语……看起来，从这些无尽的词句及其基本的要素中可以提炼的意义，是一系列不断重申的精神失常的想法，这些想法源于感觉和病态的有机过程中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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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疯子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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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焦虑的男性生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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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梦想是抗击衰退习俗的奴役并渴望成为“超人”，整整一代人跟随他一起做梦。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熟稔他的著作。他的一些书，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被反复阅读，互相传阅，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将它视为伟大的预言话语，进行讨论。他的一些慷慨激昂的句子合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知性微妙和深度，不过可惜很容易被断章取义。这种情况，以及他精神失常后，他的姐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后来成为了希特勒狂热的崇拜者）对他的作品所做的毁灭性编辑，使得他的遗产非常矛盾，也使得思想家本人被诸如19世纪末的虚无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这样非常不同的运动作为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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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道如此鄙视尼采的是，为了使人性（或者少数有力量的人）恢复到精神力量能够把握直觉的前现代天堂，他决心推翻所有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作为一位被同化的犹太人，诺尔道不希望抛弃文明的祝福、纪律和秩序；他只是认为它们受到了威胁，希望用带有明确无误的达尔文主义色彩的方法予以净化。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诺尔道以只有那些看不见的人才具有的深刻盲目，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对力量的梦想与早前尼采的那些梦想非常相似，他理想的肌肉犹太人就是被严重误解的、经过诺尔道所说的“手术换肤”的尼采超人。诺尔道的身体、犹太复国主义及广泛的文化批判实际上就是较弱化的、老人的革命思想的第二个版本。犹太复国主义作者并不是唯一一个遭到这种屈辱的人。力量和男子气概崇拜是1914年之前文化的主导特点，在尼采的阴影中，它们受到广泛的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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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桑多、威廉皇帝、无畏舰战舰、决斗、健身、水手服、盛大的阅兵仪式都在对男子气概的力量崇拜中发挥了作用，它们，至少部分地，是对于广泛蔓延的男性美德和男子气概本身不确定性的反映。一个新的时代似乎要求新的标杆、新的身份，的确，对于加在他们身上的要求，男人们困惑了。这至少是法国作家从出生率下降中得出的一个结论，这当然也是从瑞士到苏格兰，一波一波的男性神经衰弱患者涌入疗养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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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女权主义作家罗莎·麦雷德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在其他情况下起关键作用、构成其主权基础的‘强大的拳头’已经完全多余了。”那些男人面对无法预见的变化，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抱着过时的道德准则，他们非常可悲，没有为现代城市的匆忙生活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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