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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桑多、威廉皇帝、无畏舰战舰、决斗、健身、水手服、盛大的阅兵仪式都在对男子气概的力量崇拜中发挥了作用，它们，至少部分地，是对于广泛蔓延的男性美德和男子气概本身不确定性的反映。一个新的时代似乎要求新的标杆、新的身份，的确，对于加在他们身上的要求，男人们困惑了。这至少是法国作家从出生率下降中得出的一个结论，这当然也是从瑞士到苏格兰，一波一波的男性神经衰弱患者涌入疗养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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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女权主义作家罗莎·麦雷德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在其他情况下起关键作用、构成其主权基础的‘强大的拳头’已经完全多余了。”那些男人面对无法预见的变化，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抱着过时的道德准则，他们非常可悲，没有为现代城市的匆忙生活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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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主义像疾病一样折磨现代人……一旦分析到男子气概，被教育对所有问题保持批评意识的人就最长期地不采取批判态度，这不值得注意吗？要有男子气概……尽可能有男子气概……是他们眼中真正的区别；他们对于失败的残酷不敏感，一个行为只要符合传统男子气概的标准，他们就对其纯粹的错误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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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标准正在走向穷途末路。罗莎·麦雷德这类妇女不仅仅要求选举权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她们有些人公开挑战作为西方文化基础的价值观：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荣誉的概念，财产和身体的勇气，还有父权制本身。即便是那些拒绝走那么远的妇女参政权论者也挤进了男性的领域，显示她们的决心、效率，而不是充当什么家庭里的天使。在早期媒体时代，这些争论及其常常粗暴的主角也是报纸和交谈的日常主题。各种各样的妇女参政者审讯、绝食罢工、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发表的演讲、安妮塔·奥格斯珀格她们的妇女行动，以及萨拉·伯恩哈特、杰妮·丘吉尔、阿斯特夫人等强大的女性形象都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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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那些最高霸权的威胁，男性文化通过最传统的方式颂扬男子气概，从德皇的热爱军装，沙皇对军装细节的崇拜，到先锋派人物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他的性快速充电机、未来主义者菲利波·马里内蒂旺盛、昙花一现的精力，以及军队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都不难看出来。柏林、巴黎和圣彼得堡的街头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穿军装、蓄胡子的人；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在家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奥托·魏宁格和朱利叶斯·莫比斯那类畅销书，这些书公开宣扬厌恶女人，颂扬男性的伟大。然而，所有的趾高气扬、游行、捻胡子、抛光的大口径枪炮，都不能掩盖游戏已经开始的事实。某种新东西必须得代替它——也许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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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八 1907年：梦想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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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你所有的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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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家里所有的外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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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阴雨天的黑暗笼罩你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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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血液里的音乐将响彻你的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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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斯泰德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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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6月15日，来自42个国家、主要由老年男子组成的256个代表团齐聚海牙，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开幕式。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对和平条约不感兴趣，私下里，大多数人觉得和平条约不过是个累赘，阻碍各国的发展。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来到这里，穿着硬领的正式礼服和制服挥汗如雨地工作，与世隔绝于骑士厅（荷兰议会通常的聚集地），因为那些糊涂的想法令公众舆论很兴奋，任何国家都不希望被人认为在原则上反对和平。所以，他们来到这里。他们都是些身经百战的国际外交老手，口袋里揣着他们的统治者的命令：不付出任何代价，最重要的是，绝不同意任何会限制政府行为的有约束力的创制。他们本是应邀来讨论和平的，但他们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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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高层都不为这次会议费心，代表俄国的谈判任务落到籍籍无名、年事已高的米哈伊尔·内力多夫肩上，他频繁生病，所以，在谈判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美国的代表是75岁的约瑟夫·霍奇斯·乔特，英国是82岁的爱德华·弗莱爵士和仅60多岁的恩斯特·萨道义爵士，马绍尔·冯·比巴斯滕男爵（一个完美的普鲁士人，蓄着卷曲的胡子，有几处决斗留下的伤疤）是前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现威廉二世的特使，他也60多岁了。受制于礼仪与把和平提上议程的公众舆论要求，代表团不情愿地在全体会议期间花了25分钟讨论这个话题。4个月磋商期的其余时间，代表们讨论的是战争规则的形式化，包括控制在陆地和海上使用地雷（水雷）的规则、战时对待敌方商船的规则、中立国的权利，等等。9月17日所有参会国签署最后的声明时，世界和平事业一寸都没有得到推进。相反，一些大国达成了幕后秘密协议。与会国政府宣布对会议结果感到满意，其他人，即那些非政府与会者则满腹愤怒和沮丧，尤其是不屈不挠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伯莎·冯·苏特纳男爵夫人，她觉得错失了一个历史机会，认为这是人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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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纳男爵夫人（1834—1914年）是一位卓越的女士。她出生于布拉格，生来就是金斯基女伯爵，她的家族属于哈布斯堡帝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伯莎出生之前她父亲就过世了，她的童年受到她精神紧张、冲动的母亲控制，嗜赌的母亲很快将家族的剩余财富挥霍殆尽。年轻的女伯爵只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尽管她的贵族教育除了优雅的客厅生活之外，并没教会她更多。从一开始就富有进取精神的她试图成为歌手，然后准备当音乐教师。但是尽管她的琴艺很好，要以此维持生计还是很困难，于是年轻的她选择了她那个阶级成员唯一选项：1873年，时年30岁的她在维也纳的冯·苏特纳家当了一名女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好像是浪漫小说里的情节。年轻、一贫如洗的贵族女子爱上了雇主的儿子亚瑟·冯·苏特纳。面对对方父母的强硬反对，她逃离了诱惑，奔往巴黎。她在报上看到一条广告，一位“富裕的老绅士”招聘私人秘书，她应聘了这个职位。老绅士的忧郁和文雅性格令她着迷。他是工业家、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然而，几个星期后，情感战胜了理智，女伯爵回到维也纳，与亚瑟一起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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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分文不名的夫妻没有可能选择自己的流放地，他们去到高加索（今格鲁吉亚），因为家里有位朋友在那儿拥有一所庄园。之后是12年的艰苦生活，其间伯莎时不时给维也纳的报纸写文章赚钱，亚瑟则教授法语口语和骑术。1877—1878年俄国与土耳其战争期间，伯莎从受伤士兵和平民身上看到战争的痛苦，她非常惊骇，并把自己在第比利斯的家变成了临时医院。这个印象如此深刻，她下决心用自己的余生促进和平。1885年，夫妻俩的经济状况和与冯·苏特纳家族的关系足够稳定，他们设想搬回维也纳，在那里，伯莎写了一部自传小说《放下你的武器！》，1889年小说出版后畅销一时。她描写的痛苦的妻子、母亲和遭残杀的士兵，以及以光荣和祖国的名义毁灭的生命和希望，感动了成百上千的读者，伯莎·冯·苏特纳的名字顿时变得家喻户晓。之后她又写了30多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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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纳男爵夫人的名声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争议。资产阶级道德常常不把战争视为悲剧，或者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是一种历史进步的健康、刺激机制。一百年以前，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黑格尔为这种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历史是文明和自由的不断提升，这种进步体现于互相冲突的理想之间的斗争及其创造的更好的新事物。人是这些理想的承载者，这是世界精神选择在历史上主张自己的方式。因此，战争对于人类的进步是必要的，当一个更强大、健康、先进的民族强加其文化，创造新的文明，直到其不可避免地被另一个体现了更先进的世界精神的民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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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在中产阶级道德中根深蒂固，它认为放下武器的号召根本就是在敌人和历史面前的怯弱。敌人之于进步的必要性，一如黑夜之于白天。讨伐战争的男爵夫人知道报纸的嘲笑：她认真的情感诉求很容易成为靶子，她持续的演讲和笔下的一篇篇文章和小说使她看起来不像是和平鸽，而是忙着下文学之蛋的多产的母鸡。她是外行。她不懂。她宏伟的思想让她过度紧张了。她歇斯底里。毕竟，她只是一介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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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然法则”的争论风靡一时的时候，无怪乎不仅对苏特纳的反对，就是这些辩论本身，也被性别化了。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理论上讲，”奥地利社会主义领袖罗莎·麦瑞德写道：“战争是最高级的男子气概的可怕极端，是绝对的男性活动最后、最恐怖的结果。”丽达·古斯塔瓦·海曼，当时的德国妇女参政权论者与和平活动家（我们将在后文看到，这两个身份经常结合在一起），把这个逻辑往前推进了一步：女人来自金星，但是她们陷入了火星的奴役：“男性、毁灭性原则与女性、建设性原则截然对立。后者基于互相帮助、优雅、理解和对话之上。在现代的男性国家，女人不仅被剥夺了任何表达其基本特性的可能，而且还不得不屈从于男性原则，被迫承认它。她们被强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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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特纳男爵夫人并没被性别政治、批评和讽刺给吓着，她继续进行她的活动。她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之间的柏拉图恋爱并没有随着她返回恋人身边而终止，她和老先生之间保持着稳定的通信。他扮演了她的父亲的角色。在她短暂地担任他的秘书期间，他曾经告诉她：“我真希望自己可以生产一种具有可怕效果、能够实现整体毁灭的材料或者机器，以使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他对和平与国际仲裁的兴趣是真实的。本来用于工程、修建隧道、煤矿和道路的炸药也改变了战争。诺贝尔强烈地意识到，他的财富部分是依靠破坏所得。所以他决心将其利润用于促进和平。1892年，他们两个人计划以诺贝尔的名义给和平活动家颁一个奖。诺贝尔于1896年亡故。他在遗嘱中交代将其全部财产交给一个基金会，颁发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与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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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诺贝尔和平奖被颁给了伯莎·冯·苏特纳。她刻画了工业战争时代战争的末日图景。她宣称，在未来的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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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国家都会化为齑粉，所有的工作都将停顿，所有家庭的火炉都会被掀翻，只有哭声在边境回荡。每个村子都会毁灭，每个城市都会成为废墟，每块土地都将堆满尸体，战争将进行得如火如荼：海底，鱼雷艇将巨大的轮船拉到海底；云端，武装的飞艇攻击他国空军，身体残缺不全的战士像血淋淋的雪花，从6000英尺的高空掉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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