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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奇异的和平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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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战前那些年是军国主义猖獗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和平活动密集的时期。苏特纳的诉求传到了大量为大国军备竞赛紧张、为“不文明”的批量屠杀感到震惊的人们的耳畔。随着世界一年一年以更加飞快的速度奔向灾难，一些重要的反文化寻找和宣告不一样的社会愿景。每个国家和每个城市都有和平活动者，这些人往往（并非总是）也是妇女选举权和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公众的好战与和平运动之间的反差在德国体现得最强烈。德国拥有欧洲最大、最活跃的和平运动。伯莎·冯·苏特纳和记者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创建的德国和平协会仅在德国就拥有1万名会员，而且会员数量稳步增加，而真正的支持者更为广泛。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1912年，德国国会选举中，登记支持者达35%）的追随者都认为战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个人的方便途径。1911年，柏林有10万人参加的和平游行反对德国在摩纳哥危机中的强硬姿态，德国的所有主要城市都发生了相似的示威运动。同年9月，25万之众的人群聚集在柏林特雷普陀公园，进行反战示威。在政府层面，各国议会联盟（几乎完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1912年有来自三大洲40多个国家议会的3640名代表，其中有157名德国代表，141名俄国代表和516名法国代表，包括让·饶勒斯这样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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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小说、小册子和演讲、大会和煽动，但是国际和平运动似乎还是没法改变欧洲政治的军事气氛，甚至只好眼看其言论被用来推进非常不同的政治目标。1898年，世界和平事业得到最不可能的支持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援手。全体俄国人的统治者沙皇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要求世界大国于次年参加在海牙举行的和平会议。年轻的君主大肆吹嘘他新信奉的事业。他指出，和平是一个历史目标，同时，大国并没有离它更近：“不断增加的财务费用在源头处打击并导致公共繁荣的瘫痪；各国的智力和体力、劳动力和资本大部分不用于自然该用的地方，而用于非生产性的地方；上亿的金钱被用于获得可怕的毁灭工具……民族文化、经济进步和财富生产由于它们的发展，要么瘫痪，要么滥用。”无论是伯莎·冯·苏特纳还是卡尔·马克思都不能比他更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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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其全部绚丽的热情，沙皇诉求的历史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闹剧。这全都起源于一起扎实的俄国间谍案，经由此案，亚力克塞·库洛帕特金将军、后来俄日战争中俄军悲剧的指挥官、1918年的战争部长了解到奥匈帝国正准备投资射击高度六倍于俄国武器的快速射击野战炮。只消看一眼战争部耗竭的武库就很清楚，俄国无力竞争。于是，库洛帕特金想出了一个恰当的主意，向俄国的主要对手奥地利提出一项武器禁令。他把他狡猾的想法提交给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其时他处于权力的巅峰）。维特以其典型的实用主义精神指出，他的合约中没有任何让哈布斯堡帝国的部长们感兴趣的地方，而只能“把我们的弱点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为了安抚战士及他的盟友、外交部长穆拉维约夫伯爵，维特稍微讲了讲现代和平思想与国际谈判、创建国际仲裁委员会的连续尝试，以及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呼吁。穆拉维约夫的贵族熟人圈中很少讨论这类想法，这个前景对他完全是新鲜的。国际和平会议不仅可以解决俄国的财务窘境，而且也可以使俄国显得像是人类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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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拉维约夫知道几乎不可能让沙皇相信这个策略的好处。俄国是通过军队施行统治的，尼古拉最开心的莫过于置身于战士中间。然而，《战争的未来》一书的出版助了伯爵一臂之力。这部卷帙浩繁的六卷本著作的作者是波兰犹太人、实业家伊万·布洛赫。布洛赫综合研究了军事和技术发展及其战略含意，他的结论是，19世纪的经典战争——军队在战场上以巨大的、定位进攻对抗丰富多彩的军队，凭着勇敢的骑兵冲锋陷阵和个人的勇猛制胜——已经成为过去。布洛赫解释了无数的统计数据、国家能力及因素（细至到炮弹的射程及军装纽扣的价格），他确信，战争将会工业化，依赖总体生产能力、铁路及后勤，只有当对手在经济上耗竭——所有参与各方最终都会耗竭——以后，国民经济之间吞噬一切的冲突才能得胜。任何军事胜利也将是民族的自杀，随后将带来崩溃和革命。一旦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将不可避免，这一前景甚至足以暂时将沙皇从光荣的胜利梦想中惊醒过来，于是他决定做国际和平的拥护者。他的邀请不可能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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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在公众的巨大兴奋和外交官们的深刻怀疑中，海牙第一届和平会议召开。德国代表团团长蒙斯特伯爵深感恶心，用他的话说：“会议把全世界的政治痞子带到这里。最糟糕的记者……布洛赫这样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和苏特纳夫人这样的女性和平狂热分子……所有的乌合之众，在年轻的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和社会主义者积极支持下参与讨价还价，在俄国的保护下公然进行他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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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代表看到一副更积极甚至具有预言性的图景。这个国家集会能否成为一种永久性结构——也许是欧洲国家联合会，或者国际联盟？仲裁不可以导致在这次召开和平会议的地方海牙建立一个国际法院吗？在当时，这些都是遥远的愿景，公众对于世界和平提议的想象力几乎失控，这极大地强化了这些愿景。“每天收到的奇怪信件和古怪建议令人惊异，”据身经百战的美国大使安德鲁·D.怀特记录，“毋庸讳言，贵格会教徒全力以赴……有计划、方案、观念、妙方、各种怪念头，敦促我们、试图占有我们时间的人数堪称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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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会议深入到现实政治以及关于现代战争和种族屠杀的细节谈判，乌托邦策划很快退入背景。限制其军队的话，俄国和德国一个字也不要听（德国上尉格罗斯·冯·施瓦茨科波夫在一个场合爆发了，由此戳穿了沙皇的宏大说辞），“德国人民没有被军备开支压倒……他们没有奔向耗竭和毁灭！”美国不同意对其海军雄心的任何限制，英国则小心谨慎地派了海军上将杰基·费舍尔前往阻止任何可能威胁到珍贵的无畏舰项目的事项。在社交场合，费舍尔作为杰出的舞者鹤立鸡群。然而，在委员会里，只有他一个人坚持打拍子——主导事态的方向：“多亏约翰·费舍尔爵士积极有力的态度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原来条款中很可能以任何方式束缚或者为难交战方自由行为的条款都被细致地消除了。”如释重负的海军部首席勋爵做了如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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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会议结束的时候，很显然，所有的和平与裁军努力都撞毁在政府不妥协的岩石上，“寒冷，所有的心都觉得寒冷——如同穿过嘎嘎作响的窗户的气流般寒冷。我觉得彻骨寒冷，”全程待在海牙、感到幻灭的伯莎·冯·苏特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其时是气候温和的夏日，但她感觉不寒而栗。190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召集第二次会议。这一次他企图在俄日战争后恢复国际威望，但结果与第一次会议差不多。苏特纳悲叹：“这不是关于和平的会议，而是关于战争习惯的会议。”她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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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塔里的狄俄尼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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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反对主流的战争文化、军事演习和强迫性的男子气概文化的和平运动只是对不同社会、不同共同生活方式的一种设想。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退出者，每个富裕、僵硬的社会（见证1968年）都有另外的文化——它们往往以他们宣称其所鄙视的安全为基础。当欧洲和美国社会奋力应付正在改变其生活的爆炸性变化时，大量的其他运动、预言家及潮流风起云涌，有的具有令人钦佩的远见卓识和深刻的学术性，有的则古里怪气，疯疯癫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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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新生活鼓吹者的最初先知来自俄国。作家、社会改革家列夫·托尔斯泰伯爵（1828—1910年）很幸运，他得以享受简单的生活，做农民打扮，同时也拥有庞大的地产以及享誉世界的小说带来的收入。托尔斯泰想象的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常常招致批评，但是，他对中产阶级生活五花八门的苛评中流露的自由思想对读者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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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奇的生活构想常常与波希米亚式生活交织，它们互相之间也交织，精神领袖和各类逢迎者、神秘主义者和学者、万人迷和骗子构成一个不断变化的景致。在托尔斯泰自己的国家，这种对神秘学的着迷穿透了权力的核心。拉斯普京其人是最好的体现。他支配着皇后及其圈子。但是皇村墙外还有其他更具颠覆性的组织。在大众层面上，有像嘉庞神父那样的克里斯玛型基督教人物；而在政治领域，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世俗救世论引起了最大的兴奋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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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更深刻的颠覆性人物，其愿景不只是改变政治秩序，而且要改变人们的感觉模式以及度过生活的方式。其中最著名的是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1866—1949年）。他是一位聪慧的古典主义者。他溜出学院，进入了自己构想的世界。如同伯莎·冯·苏特纳的故事一样，他的故事也始于私奔——也许，对于那些希望逃离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人，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实。1893年，他认识了诗人、翻译家莉迪亚·蒂米特伊维娃·茨诺维耶娃－阿尼拔。像伊万诺夫一样，她当时也已结婚。夫妇俩先是住在雅典，然后搬到维也纳，经常去巴勒斯坦、埃及和意大利。在意大利，这位学者迷上了悲剧性的、过分的、黑暗的神狄俄尼索斯。结果他改宗神秘异教，并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苦难之神的希腊宗教》（1904年）中做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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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伊万诺夫夫妇回到圣彼得堡，把自己关进人们称作“塔”的塔楼建筑。在塔里面，当时俄国社会严格的规则完全失效。巨大的公寓根本没有墙，而是用低矮的书架分割，以东方艺术品装饰。厚重的地毯、散发着浓烈的性感香味的百合花、照亮这个奇异王国的蜡烛共同组成了大合奏。屋子里没有时钟，没有固定的时间。伊万诺夫常常早晨八点上床睡觉，下午晚些时候才起床，准备接待众多的宾客。他为客人提供大量的茶、酒和神秘主义，他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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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些年轻的崇拜者对他的话信以为真。开创性小说《彼得堡》的作者安德烈·别雷有一次在这个神圣的园子里待了整整五个星期；其他人，如他的朋友埃米尔·K.梅特内尔，在这儿最多待两天。晚上客人来了以后，大家无休止地讨论哲学、宗教、文学、诗歌和艺术。伊万诺夫阐述他的未来宗教思想，这一伟大的敬拜奥秘中混合了耶稣和狄俄尼索斯，救赎和狂喜，征服来世并享受现在，还有完整的狂欢仪式：产生于古代隐秘冲动之中的文化重生。深夜，大多数客人离开以后，留下的一些人继续讨论，还有一些人则谨慎地成双成对地离开，找一个更隐秘的角落，继续进行无需过多言语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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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宣扬新生活方式的人的思想中非常频繁地出现狄俄尼索斯和耶稣。尼采把这位希腊的神从神话的死亡中唤醒，其狂喜、非理性的一面强烈地吸引那些童年时代被严格的纪律观、理性和自我牺牲控制的年轻一代。有意思的是，这一不同生活方式爆炸的中心处于德国和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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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波希米亚者和赤脚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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