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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会议深入到现实政治以及关于现代战争和种族屠杀的细节谈判，乌托邦策划很快退入背景。限制其军队的话，俄国和德国一个字也不要听（德国上尉格罗斯·冯·施瓦茨科波夫在一个场合爆发了，由此戳穿了沙皇的宏大说辞），“德国人民没有被军备开支压倒……他们没有奔向耗竭和毁灭！”美国不同意对其海军雄心的任何限制，英国则小心谨慎地派了海军上将杰基·费舍尔前往阻止任何可能威胁到珍贵的无畏舰项目的事项。在社交场合，费舍尔作为杰出的舞者鹤立鸡群。然而，在委员会里，只有他一个人坚持打拍子——主导事态的方向：“多亏约翰·费舍尔爵士积极有力的态度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原来条款中很可能以任何方式束缚或者为难交战方自由行为的条款都被细致地消除了。”如释重负的海军部首席勋爵做了如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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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会议结束的时候，很显然，所有的和平与裁军努力都撞毁在政府不妥协的岩石上，“寒冷，所有的心都觉得寒冷——如同穿过嘎嘎作响的窗户的气流般寒冷。我觉得彻骨寒冷，”全程待在海牙、感到幻灭的伯莎·冯·苏特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其时是气候温和的夏日，但她感觉不寒而栗。190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召集第二次会议。这一次他企图在俄日战争后恢复国际威望，但结果与第一次会议差不多。苏特纳悲叹：“这不是关于和平的会议，而是关于战争习惯的会议。”她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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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塔里的狄俄尼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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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反对主流的战争文化、军事演习和强迫性的男子气概文化的和平运动只是对不同社会、不同共同生活方式的一种设想。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退出者，每个富裕、僵硬的社会（见证1968年）都有另外的文化——它们往往以他们宣称其所鄙视的安全为基础。当欧洲和美国社会奋力应付正在改变其生活的爆炸性变化时，大量的其他运动、预言家及潮流风起云涌，有的具有令人钦佩的远见卓识和深刻的学术性，有的则古里怪气，疯疯癫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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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新生活鼓吹者的最初先知来自俄国。作家、社会改革家列夫·托尔斯泰伯爵（1828—1910年）很幸运，他得以享受简单的生活，做农民打扮，同时也拥有庞大的地产以及享誉世界的小说带来的收入。托尔斯泰想象的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常常招致批评，但是，他对中产阶级生活五花八门的苛评中流露的自由思想对读者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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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奇的生活构想常常与波希米亚式生活交织，它们互相之间也交织，精神领袖和各类逢迎者、神秘主义者和学者、万人迷和骗子构成一个不断变化的景致。在托尔斯泰自己的国家，这种对神秘学的着迷穿透了权力的核心。拉斯普京其人是最好的体现。他支配着皇后及其圈子。但是皇村墙外还有其他更具颠覆性的组织。在大众层面上，有像嘉庞神父那样的克里斯玛型基督教人物；而在政治领域，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世俗救世论引起了最大的兴奋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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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更深刻的颠覆性人物，其愿景不只是改变政治秩序，而且要改变人们的感觉模式以及度过生活的方式。其中最著名的是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1866—1949年）。他是一位聪慧的古典主义者。他溜出学院，进入了自己构想的世界。如同伯莎·冯·苏特纳的故事一样，他的故事也始于私奔——也许，对于那些希望逃离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人，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实。1893年，他认识了诗人、翻译家莉迪亚·蒂米特伊维娃·茨诺维耶娃－阿尼拔。像伊万诺夫一样，她当时也已结婚。夫妇俩先是住在雅典，然后搬到维也纳，经常去巴勒斯坦、埃及和意大利。在意大利，这位学者迷上了悲剧性的、过分的、黑暗的神狄俄尼索斯。结果他改宗神秘异教，并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苦难之神的希腊宗教》（1904年）中做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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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伊万诺夫夫妇回到圣彼得堡，把自己关进人们称作“塔”的塔楼建筑。在塔里面，当时俄国社会严格的规则完全失效。巨大的公寓根本没有墙，而是用低矮的书架分割，以东方艺术品装饰。厚重的地毯、散发着浓烈的性感香味的百合花、照亮这个奇异王国的蜡烛共同组成了大合奏。屋子里没有时钟，没有固定的时间。伊万诺夫常常早晨八点上床睡觉，下午晚些时候才起床，准备接待众多的宾客。他为客人提供大量的茶、酒和神秘主义，他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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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些年轻的崇拜者对他的话信以为真。开创性小说《彼得堡》的作者安德烈·别雷有一次在这个神圣的园子里待了整整五个星期；其他人，如他的朋友埃米尔·K.梅特内尔，在这儿最多待两天。晚上客人来了以后，大家无休止地讨论哲学、宗教、文学、诗歌和艺术。伊万诺夫阐述他的未来宗教思想，这一伟大的敬拜奥秘中混合了耶稣和狄俄尼索斯，救赎和狂喜，征服来世并享受现在，还有完整的狂欢仪式：产生于古代隐秘冲动之中的文化重生。深夜，大多数客人离开以后，留下的一些人继续讨论，还有一些人则谨慎地成双成对地离开，找一个更隐秘的角落，继续进行无需过多言语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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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宣扬新生活方式的人的思想中非常频繁地出现狄俄尼索斯和耶稣。尼采把这位希腊的神从神话的死亡中唤醒，其狂喜、非理性的一面强烈地吸引那些童年时代被严格的纪律观、理性和自我牺牲控制的年轻一代。有意思的是，这一不同生活方式爆炸的中心处于德国和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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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波希米亚者和赤脚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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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和慕尼黑是形形色色的先知集聚之地，它们是这个小宇宙的两极。有些人是古怪的、因其使命感而忘形的社会主义者或者天主教传教士，但是其他一些人则有更激进、更个人的愿景。施瓦布区是德国波希之家与艺术家属地，作家托马斯·曼和弗兰克·魏德金、讽刺杂志《傻大哥》、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弗朗茨·马克和加布里埃莱·蒙特是慕尼黑的常客和灵魂人物。施瓦布区是生活设计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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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人中最具象征性的人物是范妮·冯·雷文特洛（1871—1918年），其短促、艰难而丰富的生命在痛苦中燃烧殆尽，但是她留下的《女士先生的笔记》（1913年）对施瓦布做了最滑稽、最敏锐的分析。出生于德国北部一个贵族家庭的年轻范妮很早就反抗家里的保守价值观。婚姻看起来是个解决办法（她还怀着另一个男人的孩子），但是这位年轻的女子觉得这也非常约束自己。不到30岁、已经离婚、狂热的波希米亚者搬到慕尼黑学习绘画，结果发现自己没有天分。以后几年间，反叛的伯爵夫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她一边做着翻译、记者、厨师、秘书、装饰玻璃画家和保险代理人，同时追求她的艺术家梦想，并受到几位施瓦布文学狮子的追慕。她抱以热情的回应，同几个人都建立了关系——这些插曲都被她写进了她在慕尼黑那些年的生活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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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文特洛的小说不仅以漫画手法描绘施瓦布那群人绚丽的言行举止，也阐述了一个变化的世界里男性焦虑的主题。主人公赫尔·戴姆，即“女士先生”，不断为其可笑的姓氏寻找说辞，他相信他永远也找不到一位愿意被称为“女士夫人”的女子。因为名字的原因而被视为局外人的赫尔·戴姆观察那些构成当地圈子生活的艺术家、先知和冒名顶替者，记录他们荒诞的聚会和流淌着神秘主义、新词和阴暗私语的谈话。“我觉得我好像只好把我的头拆卸开，然后重新进行组装，”主人公抱怨说，“到此为止运行的方式以及我理解和习惯的思路都没用了——我想把它们关掉，让它们不发挥作用，直到我能够在这一切新奇中间更安全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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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群体不断讨论母权制、酒神仪式、古代宗教和异教仪式，并最终导致了一个庆祝酒神节的项目。这是模仿（如同小说的其余部分一样）施瓦布当地的半神卡尔·沃尔夫斯凯尔家举行的一次真实的晚会。提议的庆祝半是仪式，半是狂欢，保证有激动人心的新内容，圈中成员投入到这个盛大事件的准备当中：“我们去买精编网眼织物（缝制合适的服装），走了无数个商店才找到制作花环的红色藤叶和玻璃制作的象征性的露珠。”当盛大的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有一位狂欢者出于误解而把自己打扮成了皮埃罗（走江湖的丑角），结果对正直的男子气概造成了又一次滑稽挑战。这多少有些玷污了整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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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留斯（一位男士）穿着罗马女舍监的黑色斗篷来了；他头戴黑色面纱，手握金属三角形，并用一颗小棍子敲击出悦耳的声音。教授打扮成印度的狄俄尼索斯，穿着紫色上衣，戴着紫色藤叶花环，手持一根长长的金杖。跳舞期间，他猛冲狂奔，眼波流转，我评价说他有强大的身躯和黑色的胡子，是个漂亮的男人。他也好像令好几位女士开心，他一直用欣喜若狂的眼神凝视她们，认为她们都美得没法用语言形容。现场不缺少热情，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他充分表现了他的角色。只有一个瞬间他有些恼火——在一个生动的时刻，玛丽亚试图攀登他那巨大的金杖——他兴高采烈地看着她，随意把金杖交给她，金杖啪的一声从中间折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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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要满足历史时刻要求于他的任务并非易事。“女士先生”和学者派头、权杖被女狂欢者折断的狄俄尼索斯是这种困惑的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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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布的波希米亚者们玩得很高兴，高谈阔论，抽太多的烟和装扮自己，而慕尼黑吸引了更激进的先知。这里有威廉·狄芬巴赫雄伟的身影，他胡子拉碴，长发披肩，如果说他也算穿着衣服的话，那其实不过是裹着长而宽大的袍子。他是个画家，创立了一个有25名成员的团体，他们拥护裸体主义，执行严格的素食。令当地媒体觉得无尽好玩儿的是，狄芬巴赫大多数时间待在院子里，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坚持至少要在自己的房产范围内裸体散步：“他的学生”，《穆克尼尔邮报》带着显而易见的喜悦之情报道说，“来自吕贝克的糕点师之子雨果·霍贝勒，一位有着紫红色面颊、性感黑发的美妙青年……他被认为有罪，因为他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穿着亚当的服饰（裸体之谓），臀部无礼地朝向天空。”这位被议论的年轻人辩解说，他的行为是“令神喜悦的”，但是他在院子里赤着脚的形象因为被认为是严重猥亵，结果导致他被关了两天监狱。法官认为这群人的行为纯属胡闹。技巧高超、多产的艺术家狄芬巴赫终于被当地的政客们打倒，他们让他几乎不可能展出画作、维持生计。1913年，他死于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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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性的艺术天才的追随者身份出庭的雨果·霍贝勒，像菲度斯一样，注定会成为德国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他一直保持着对美丽的身体、裸体主义、别样生活方式的兴趣，并将其兴趣转向所谓的古日耳曼仪式、宏大的太阳神庙设计，以及一系列极为流行的画作和带有性爱刺激的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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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一些被称为“赤脚先知”的人：令人不安地像是基督的古斯塔夫·纳格尔。他留着整齐干净的胡子，长发披在裸露的肩上，住在一个洞穴里，在周围地区漫游，宣扬他的基督教裸体主义福音；江湖先知及生活改革者格斯托·格拉泽儿把他安稳的资产阶级生活连同衣服一起扔了，赤脚步行到了意大利。他留着大胡子，长发垂肩——一位真正的嬉皮先锋。沿途的农民揭下帽子，朝他欢呼：“噢基督！”格拉泽儿参观城市，发表友好讲话、背诵自己的诗、散发新生活传单，不断被沿途城市逮捕、驱逐，最后终于建立了以博爱为名义的自然群落“真理之山”。对慕尼黑生活感到幻灭的范妮·冯·雷文特洛是他的早期信徒之一，还有年轻的赫尔曼·黑塞——他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小说散发着强烈的逃入一个有着细腻的神秘主义世界的意味。他父亲是瑞士一位严正的加尔文教牧师，当时正是资产阶级道德摧毁他前后的那段时间。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建立试验社区，反抗威廉时期的道德以及产权安排的传统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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