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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人中最具象征性的人物是范妮·冯·雷文特洛（1871—1918年），其短促、艰难而丰富的生命在痛苦中燃烧殆尽，但是她留下的《女士先生的笔记》（1913年）对施瓦布做了最滑稽、最敏锐的分析。出生于德国北部一个贵族家庭的年轻范妮很早就反抗家里的保守价值观。婚姻看起来是个解决办法（她还怀着另一个男人的孩子），但是这位年轻的女子觉得这也非常约束自己。不到30岁、已经离婚、狂热的波希米亚者搬到慕尼黑学习绘画，结果发现自己没有天分。以后几年间，反叛的伯爵夫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她一边做着翻译、记者、厨师、秘书、装饰玻璃画家和保险代理人，同时追求她的艺术家梦想，并受到几位施瓦布文学狮子的追慕。她抱以热情的回应，同几个人都建立了关系——这些插曲都被她写进了她在慕尼黑那些年的生活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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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文特洛的小说不仅以漫画手法描绘施瓦布那群人绚丽的言行举止，也阐述了一个变化的世界里男性焦虑的主题。主人公赫尔·戴姆，即“女士先生”，不断为其可笑的姓氏寻找说辞，他相信他永远也找不到一位愿意被称为“女士夫人”的女子。因为名字的原因而被视为局外人的赫尔·戴姆观察那些构成当地圈子生活的艺术家、先知和冒名顶替者，记录他们荒诞的聚会和流淌着神秘主义、新词和阴暗私语的谈话。“我觉得我好像只好把我的头拆卸开，然后重新进行组装，”主人公抱怨说，“到此为止运行的方式以及我理解和习惯的思路都没用了——我想把它们关掉，让它们不发挥作用，直到我能够在这一切新奇中间更安全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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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群体不断讨论母权制、酒神仪式、古代宗教和异教仪式，并最终导致了一个庆祝酒神节的项目。这是模仿（如同小说的其余部分一样）施瓦布当地的半神卡尔·沃尔夫斯凯尔家举行的一次真实的晚会。提议的庆祝半是仪式，半是狂欢，保证有激动人心的新内容，圈中成员投入到这个盛大事件的准备当中：“我们去买精编网眼织物（缝制合适的服装），走了无数个商店才找到制作花环的红色藤叶和玻璃制作的象征性的露珠。”当盛大的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有一位狂欢者出于误解而把自己打扮成了皮埃罗（走江湖的丑角），结果对正直的男子气概造成了又一次滑稽挑战。这多少有些玷污了整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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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留斯（一位男士）穿着罗马女舍监的黑色斗篷来了；他头戴黑色面纱，手握金属三角形，并用一颗小棍子敲击出悦耳的声音。教授打扮成印度的狄俄尼索斯，穿着紫色上衣，戴着紫色藤叶花环，手持一根长长的金杖。跳舞期间，他猛冲狂奔，眼波流转，我评价说他有强大的身躯和黑色的胡子，是个漂亮的男人。他也好像令好几位女士开心，他一直用欣喜若狂的眼神凝视她们，认为她们都美得没法用语言形容。现场不缺少热情，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他充分表现了他的角色。只有一个瞬间他有些恼火——在一个生动的时刻，玛丽亚试图攀登他那巨大的金杖——他兴高采烈地看着她，随意把金杖交给她，金杖啪的一声从中间折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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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要满足历史时刻要求于他的任务并非易事。“女士先生”和学者派头、权杖被女狂欢者折断的狄俄尼索斯是这种困惑的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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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布的波希米亚者们玩得很高兴，高谈阔论，抽太多的烟和装扮自己，而慕尼黑吸引了更激进的先知。这里有威廉·狄芬巴赫雄伟的身影，他胡子拉碴，长发披肩，如果说他也算穿着衣服的话，那其实不过是裹着长而宽大的袍子。他是个画家，创立了一个有25名成员的团体，他们拥护裸体主义，执行严格的素食。令当地媒体觉得无尽好玩儿的是，狄芬巴赫大多数时间待在院子里，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坚持至少要在自己的房产范围内裸体散步：“他的学生”，《穆克尼尔邮报》带着显而易见的喜悦之情报道说，“来自吕贝克的糕点师之子雨果·霍贝勒，一位有着紫红色面颊、性感黑发的美妙青年……他被认为有罪，因为他在阳光明媚的草地上穿着亚当的服饰（裸体之谓），臀部无礼地朝向天空。”这位被议论的年轻人辩解说，他的行为是“令神喜悦的”，但是他在院子里赤着脚的形象因为被认为是严重猥亵，结果导致他被关了两天监狱。法官认为这群人的行为纯属胡闹。技巧高超、多产的艺术家狄芬巴赫终于被当地的政客们打倒，他们让他几乎不可能展出画作、维持生计。1913年，他死于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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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性的艺术天才的追随者身份出庭的雨果·霍贝勒，像菲度斯一样，注定会成为德国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他一直保持着对美丽的身体、裸体主义、别样生活方式的兴趣，并将其兴趣转向所谓的古日耳曼仪式、宏大的太阳神庙设计，以及一系列极为流行的画作和带有性爱刺激的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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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一些被称为“赤脚先知”的人：令人不安地像是基督的古斯塔夫·纳格尔。他留着整齐干净的胡子，长发披在裸露的肩上，住在一个洞穴里，在周围地区漫游，宣扬他的基督教裸体主义福音；江湖先知及生活改革者格斯托·格拉泽儿把他安稳的资产阶级生活连同衣服一起扔了，赤脚步行到了意大利。他留着大胡子，长发垂肩——一位真正的嬉皮先锋。沿途的农民揭下帽子，朝他欢呼：“噢基督！”格拉泽儿参观城市，发表友好讲话、背诵自己的诗、散发新生活传单，不断被沿途城市逮捕、驱逐，最后终于建立了以博爱为名义的自然群落“真理之山”。对慕尼黑生活感到幻灭的范妮·冯·雷文特洛是他的早期信徒之一，还有年轻的赫尔曼·黑塞——他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小说散发着强烈的逃入一个有着细腻的神秘主义世界的意味。他父亲是瑞士一位严正的加尔文教牧师，当时正是资产阶级道德摧毁他前后的那段时间。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建立试验社区，反抗威廉时期的道德以及产权安排的传统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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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叛和寻找更简单的自然生活与更合适的外观相伴而来。1896年成立于德国的流浪者运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不同于英国巴登－鲍威尔童子军强调纪律、生存和准军事化的教育，年轻的“候鸟”们已经受够了军装、训练和纪律。他们想自由漫游，在乡间长时间骑自行车，一般都是为了逃离资产阶级焦虑的约束，进入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围着篝火尽情歌唱。不出所料，这是一种不稳定的混合体。男孩女孩在一起，经过了漫长的、令人振奋的骑游，在上帝的露天下，亲密无间，无人监督——出于某种原因，对于良善的威廉时代的心灵，这种想法是可恶的。长期而言，那些在篝火旁听吉他弹奏的夜晚对德国社会的改变也许超过任何数量的议会辩论。虽然，易变性被证明也是知性的。运动以惊动一时的方式分崩离析，部分人为环保主义和自然主义所吸取，其他人则加入了希特勒的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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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长期置身事外观察的群体传人有着流浪者运动讲实际的热情以及改变所有价值观、创造新人的尼采式愿望，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诞生于奥匈帝国恶毒的民族主义辩论以及沙皇俄国的无情压迫，它主要是一个政治运动，目标是给犹太人一个国家——因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使他们的处境正常化。然而，有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着更远大的目标，他们想要的是犹太文化和参孙英雄力量的精神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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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血液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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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犹太复国主义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布拉格的一个学生联谊会。这是一群出身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他们以2世纪巴勒斯坦传奇的反罗马造反者巴尔·科赫巴的名字作为他们的群体名称。他们远不是唯一的犹太兄弟会（由于遭到其“雅利安”同学的排斥，许多犹太学生成立了自己的联谊会；有些人甚至持军刀决斗），但是他们互相之间以及与他们邀请前来讲座的著名哲学家的联络构成其思想的珍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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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热情的年轻人寄予厚望的先知是恰好留着胡子的马丁·布伯（1878—1965年）。他是一位塔木德经大学者的孙子。年轻的学者先是一位诗人（主题既有犹太人的，也有非犹太人的），后来他的兴趣发生了改变，致力于从哈西德派犹太人的生活传统中复新犹太文化。哈西德派强调非理性和神秘主义，这是其本人对亚洲和西方神秘主义传统兴趣的补充。他1908年出版的《巴尔谢姆传奇与拉比纳奇曼的故事》引起了广大犹太读者群对他的关注。年轻的布拉格学生们成长于一个完全同化的环境。他们从来没有与街上的任何一个正统犹太人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可以与之交流的语言，因为正统犹太人只会讲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也许还会一点点俄语；而另一个犹太人则说德语，可能还有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布伯的书中，他们看到了突破反犹太主义与“外国”文化这双重局限以及重新发现其犹太自我内在声音的可能性。布伯在一系列的讲座中鼓励他们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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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发现带来生命的祖祖辈辈、父亲母亲的代代传承的那一时刻……血统的融合……会使一个人感到代不绝传以及血统的共同体……此外，……他会从他的血统的发现中找到根植于每个个体之中的滋养性力量。这种发现就是，我们存在的最深层部分是由血统决定的，它赋予我们的思想和愿望以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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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些思想把布伯置于一种始料未及的语境：当时保罗·德·拉加德这样的德国新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者、布伯著作的出版人尤金·迪德里希斯以及其他一些人宣称要从其古老血统的贵族性中实现德国人的精神复活，例如朱利叶斯·兰格贝恩在他广为流行的巨著《作为教育家的伦勃朗》（1890年）中，把这位荷兰天才画家刻画为内在性、创造性及诚实这些德国理想的真实体现者。他的其他著作的标题是《新神秘主义》《基督教的德国化》《德国血统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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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巴尔·科赫巴的犹太学生热切地倾听血统的声音，并通过自己的阅读加强这种讯息。他们热情阅读和互相交换尼采、恶毒的反犹主义者保罗·德·拉加德、主要的种族主义者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保守的法国天主教作家保罗·克洛岱尔和法国哲学家、生活力不假思索的鼓吹者亨利·柏格森等人的著作。吊诡的是，对人的群体、血统的群体、土地及非理性生命力的强调并没有把犹太学生从同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是同化了欧洲特别是德国知识界的种族主义思想。种族主义思想直接诞生了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这种言论的诱惑力似乎无可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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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崇拜、真正群体的思想和不受制于社会规则的自由精神思想，以及恢复长期丧失的真理的意愿也同样令德国艺术家陶醉。对于彻底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理查德·施特劳斯，这种迷醉表现在他为管弦乐作品选择的主题中，从英雄的隐士查拉图斯特拉到传奇的中世纪恶作剧制造者、激进的局外人梯尔·欧伦施皮格尔（他被不懂得欣赏他幽默感的法庭判了绞刑），到唐璜千变万化的激情。古斯塔夫·马勒选择的文本唤起对大自然和天真的热爱，其火热的程度表现了艺术家与自然充分融合、回归到原始社会生活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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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体崇拜方面走得最远的当数保守诗人与审美家斯特凡·乔治（1868—1933年），他对普通人单调生活的不屑程度只有他对美的文本和年轻美男的热爱能够比肩。乔治是德国心灵专制的、理想主义的崇拜者，喜欢被称为“主人”，在他游历德国的多年间，他获得了很多的追随者。他把他的家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一直小心避免被必须谋生的平庸所污糟。他的诗在当时受到高度评价，但是他真正的影响却是通过他所到之处吸引到的聪明、俊美的年轻人施展的。其中一个青年是英年早逝的马克斯·科梅雷尔，他的记忆成为了对诗人名副其实的崇拜，诗人在诗作中以“马克西敏”为名恢复了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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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于伦伯格王子周围贵族化的利本伯格的圈子中找到乔治那酷热的男同性恋圈的反响，这种反响进一步说明威廉二世害怕卷入身边朋友和顾问的丑闻。媒体、法官和法庭里，于伦伯格和冯·毛奇的迫害者表现出的愤怒也是他们对另外的、那种以群体为基础的生活观的颠覆性文化的反对，许多正直的市民觉得这会破坏威廉治下的生活的基础。寻求一种特定生活和社会理想的选择性社群与有着严格道德强迫的社会信念形成冲突，这种紧张关系在德国社会和艺术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1887年出版的《社群和社会》一书中，斐迪南·滕尼斯已经指出了这种紧张。他在书中对比了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社会组织模式及其影响，认为社会总是容易压制共同愿景富有魅力的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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