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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一些被称为“赤脚先知”的人：令人不安地像是基督的古斯塔夫·纳格尔。他留着整齐干净的胡子，长发披在裸露的肩上，住在一个洞穴里，在周围地区漫游，宣扬他的基督教裸体主义福音；江湖先知及生活改革者格斯托·格拉泽儿把他安稳的资产阶级生活连同衣服一起扔了，赤脚步行到了意大利。他留着大胡子，长发垂肩——一位真正的嬉皮先锋。沿途的农民揭下帽子，朝他欢呼：“噢基督！”格拉泽儿参观城市，发表友好讲话、背诵自己的诗、散发新生活传单，不断被沿途城市逮捕、驱逐，最后终于建立了以博爱为名义的自然群落“真理之山”。对慕尼黑生活感到幻灭的范妮·冯·雷文特洛是他的早期信徒之一，还有年轻的赫尔曼·黑塞——他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小说散发着强烈的逃入一个有着细腻的神秘主义世界的意味。他父亲是瑞士一位严正的加尔文教牧师，当时正是资产阶级道德摧毁他前后的那段时间。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建立试验社区，反抗威廉时期的道德以及产权安排的传统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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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叛和寻找更简单的自然生活与更合适的外观相伴而来。1896年成立于德国的流浪者运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不同于英国巴登－鲍威尔童子军强调纪律、生存和准军事化的教育，年轻的“候鸟”们已经受够了军装、训练和纪律。他们想自由漫游，在乡间长时间骑自行车，一般都是为了逃离资产阶级焦虑的约束，进入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围着篝火尽情歌唱。不出所料，这是一种不稳定的混合体。男孩女孩在一起，经过了漫长的、令人振奋的骑游，在上帝的露天下，亲密无间，无人监督——出于某种原因，对于良善的威廉时代的心灵，这种想法是可恶的。长期而言，那些在篝火旁听吉他弹奏的夜晚对德国社会的改变也许超过任何数量的议会辩论。虽然，易变性被证明也是知性的。运动以惊动一时的方式分崩离析，部分人为环保主义和自然主义所吸取，其他人则加入了希特勒的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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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长期置身事外观察的群体传人有着流浪者运动讲实际的热情以及改变所有价值观、创造新人的尼采式愿望，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诞生于奥匈帝国恶毒的民族主义辩论以及沙皇俄国的无情压迫，它主要是一个政治运动，目标是给犹太人一个国家——因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使他们的处境正常化。然而，有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有着更远大的目标，他们想要的是犹太文化和参孙英雄力量的精神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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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血液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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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犹太复国主义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布拉格的一个学生联谊会。这是一群出身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他们以2世纪巴勒斯坦传奇的反罗马造反者巴尔·科赫巴的名字作为他们的群体名称。他们远不是唯一的犹太兄弟会（由于遭到其“雅利安”同学的排斥，许多犹太学生成立了自己的联谊会；有些人甚至持军刀决斗），但是他们互相之间以及与他们邀请前来讲座的著名哲学家的联络构成其思想的珍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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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热情的年轻人寄予厚望的先知是恰好留着胡子的马丁·布伯（1878—1965年）。他是一位塔木德经大学者的孙子。年轻的学者先是一位诗人（主题既有犹太人的，也有非犹太人的），后来他的兴趣发生了改变，致力于从哈西德派犹太人的生活传统中复新犹太文化。哈西德派强调非理性和神秘主义，这是其本人对亚洲和西方神秘主义传统兴趣的补充。他1908年出版的《巴尔谢姆传奇与拉比纳奇曼的故事》引起了广大犹太读者群对他的关注。年轻的布拉格学生们成长于一个完全同化的环境。他们从来没有与街上的任何一个正统犹太人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可以与之交流的语言，因为正统犹太人只会讲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也许还会一点点俄语；而另一个犹太人则说德语，可能还有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布伯的书中，他们看到了突破反犹太主义与“外国”文化这双重局限以及重新发现其犹太自我内在声音的可能性。布伯在一系列的讲座中鼓励他们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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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发现带来生命的祖祖辈辈、父亲母亲的代代传承的那一时刻……血统的融合……会使一个人感到代不绝传以及血统的共同体……此外，……他会从他的血统的发现中找到根植于每个个体之中的滋养性力量。这种发现就是，我们存在的最深层部分是由血统决定的，它赋予我们的思想和愿望以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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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些思想把布伯置于一种始料未及的语境：当时保罗·德·拉加德这样的德国新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者、布伯著作的出版人尤金·迪德里希斯以及其他一些人宣称要从其古老血统的贵族性中实现德国人的精神复活，例如朱利叶斯·兰格贝恩在他广为流行的巨著《作为教育家的伦勃朗》（1890年）中，把这位荷兰天才画家刻画为内在性、创造性及诚实这些德国理想的真实体现者。他的其他著作的标题是《新神秘主义》《基督教的德国化》《德国血统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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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巴尔·科赫巴的犹太学生热切地倾听血统的声音，并通过自己的阅读加强这种讯息。他们热情阅读和互相交换尼采、恶毒的反犹主义者保罗·德·拉加德、主要的种族主义者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保守的法国天主教作家保罗·克洛岱尔和法国哲学家、生活力不假思索的鼓吹者亨利·柏格森等人的著作。吊诡的是，对人的群体、血统的群体、土地及非理性生命力的强调并没有把犹太学生从同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是同化了欧洲特别是德国知识界的种族主义思想。种族主义思想直接诞生了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这种言论的诱惑力似乎无可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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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崇拜、真正群体的思想和不受制于社会规则的自由精神思想，以及恢复长期丧失的真理的意愿也同样令德国艺术家陶醉。对于彻底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理查德·施特劳斯，这种迷醉表现在他为管弦乐作品选择的主题中，从英雄的隐士查拉图斯特拉到传奇的中世纪恶作剧制造者、激进的局外人梯尔·欧伦施皮格尔（他被不懂得欣赏他幽默感的法庭判了绞刑），到唐璜千变万化的激情。古斯塔夫·马勒选择的文本唤起对大自然和天真的热爱，其火热的程度表现了艺术家与自然充分融合、回归到原始社会生活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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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体崇拜方面走得最远的当数保守诗人与审美家斯特凡·乔治（1868—1933年），他对普通人单调生活的不屑程度只有他对美的文本和年轻美男的热爱能够比肩。乔治是德国心灵专制的、理想主义的崇拜者，喜欢被称为“主人”，在他游历德国的多年间，他获得了很多的追随者。他把他的家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一直小心避免被必须谋生的平庸所污糟。他的诗在当时受到高度评价，但是他真正的影响却是通过他所到之处吸引到的聪明、俊美的年轻人施展的。其中一个青年是英年早逝的马克斯·科梅雷尔，他的记忆成为了对诗人名副其实的崇拜，诗人在诗作中以“马克西敏”为名恢复了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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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于伦伯格王子周围贵族化的利本伯格的圈子中找到乔治那酷热的男同性恋圈的反响，这种反响进一步说明威廉二世害怕卷入身边朋友和顾问的丑闻。媒体、法官和法庭里，于伦伯格和冯·毛奇的迫害者表现出的愤怒也是他们对另外的、那种以群体为基础的生活观的颠覆性文化的反对，许多正直的市民觉得这会破坏威廉治下的生活的基础。寻求一种特定生活和社会理想的选择性社群与有着严格道德强迫的社会信念形成冲突，这种紧张关系在德国社会和艺术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1887年出版的《社群和社会》一书中，斐迪南·滕尼斯已经指出了这种紧张。他在书中对比了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社会组织模式及其影响，认为社会总是容易压制共同愿景富有魅力的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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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地方，只要别样的愿景与官方的机制相摩擦，就会出现麻烦。如同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维也纳年轻艺术家们的分裂运动本身就包含着创造不同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方式的强烈因素，没有人比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更雄辩地表达了对差异的渴望。他习惯于穿着自己设计、与托尔斯泰的农民装束相似的衣服，出了名地不修边幅、肮脏、显然有着超人的能力可以满足女性倾慕者及其长期情妇艾米丽·弗洛格的愿望。克里姆特的世界是一个人的别样世界。他的态度不只是艺术家惯常具有的波希米亚式态度。克里姆特无政府主义、以性为中心的生命观直接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这种直率引发了一战前维也纳最大的艺术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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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始于1894年高度官方化的赞扬。年轻的艺术家克里姆特已经以其环城大道华丽地扭动、宏大的历史主义场景而名动一时，教育部找他定制三块嵌板，装饰新落成的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大学楼的仪式大厅。三幅作品是表现光明战胜黑暗的总体效果的组成部分，克里姆特负责表现大学四个系之中的三个系：医学、哲学和法学——19世纪经典寓言类的东西，以可能的最高贵最异乎寻常的方式表现。画家不慌不忙地处理这一声名显赫的任务。这段时间正巧是他彻底重新进行艺术定位的时候。他那些华丽的队列和建筑梦幻已经为他赚了大钱，但是，他已经对以这种方式表现事物失去了信心。他觉得，事物的真正本质更黑暗、更古旧、更感性，必须以极不相同的方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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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克里姆特终于把嵌板交给大学的时候，这些作品见证了作为艺术家的他对社会的认识阶段从仅仅是暗示到彻头彻尾无耻的演变。第一张嵌板刻画哲学，其黑暗的快感令人不安。在画面的底部，面具一样的斯芬克斯盯着观看者，而上部则是一片模糊的东西和大量的尸体，从幼儿时期开始，经过两对情侣，坠入老年的绝望和孤独——这种存在主义的视野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乐观精神和维也纳哲学学派分析的、实证主义的预测严重冲突。第二张嵌板是医学，位于画面突出位置的是凛然的海吉娜，一个不可接近、打扮华丽的女性形象，手里握着一条蛇和一只烧杯。然而，画面的其余部分则表现绝望的纠缠和根本的孤独，就像由一位精神错乱的东方通演出的施尼茨勒戏剧。右边是一团裸体人物，每个人都绝望、孤独，他们围着一具骨架，骨架失明的双眼对着左边一个单独的女子，从正面和下面看，女子一副挑逗的样子，这是丢失在空间里的欲望形象。赤裸裸的真理直端盯视着观看者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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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上最先进、最富有挑衅意味的是法学。这副作品克里姆特断断续续画到1907年。在这个嵌板中，寒冷的正义幽灵隔得远远的，只占整个画面不到1/4的位置，那是一个微不足道、遥不可及的形象，两侧是其梦幻般的伙伴：法律和真理。然而，画面由克里姆特自己的绝望感主导：陷于可怕的海底，落入一只巨大、无情的章鱼，一个裸体男人的圈套——男人年届中年、身体佝偻、面部皮肤松弛、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胆怯模样——预计会遭到不可避免的惩罚，低垂着头。他的周围是三个裸体的复仇女神，很性感，但是她们具有血腥的报复心，无法接近。用卡尔·肖斯科尔的话说，这种“湿冷的地狱的情色噩梦”不承诺正义，而只是围绕着微小的三位一体、脱离身体的无情脸孔审视目光下的痛苦，好似乡村教堂里巴洛克丘比特的戏仿。年轻画家宣称，对他来说，资产阶级事物的秩序没有任何指望。能够寄望于帝国大机构及其道德的最多不过是卡夫卡式的恐怖和存在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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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们大动肝火。87位教授联名签署反对这些画的请愿书，指责它们“以模糊的形式”呈现“模糊的思想”，只不过表达了艺术家内心混乱和困惑的“悲观幻觉”。保守派们怨声载道，认为这是对公众道德和体面的攻击，而进步批评家则尴尬地发现，他们跟那些他们在街上碰见都不会打招呼的人有着一致的观点。例如，著名的自由派哲学家弗里德里希·约德尔反对这些画的理由是，大量的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成分威胁到文明、理性社会的成就，哈布斯堡帝国主要的大学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些表现心灵黑暗和理性无能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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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姆特本人那种战斗姿态（一位友好的记者在一篇访谈文章的最后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左轮手枪，让她走，因为这会儿他要等自己的敌人）的刺激下，教授们对画作的拒绝引发了激烈的关于自然和艺术本身目的的公开辩论，一下把画家置于一个突出的位置：丑闻艺术家、邪恶的美丽形象提供者、奥匈帝国报酬最高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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