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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富有、聪明的女人精力旺盛地参与维也纳的知识分子生活，这引起了几个男人的愤怒，尖刻、厌恶女人者卡尔·克劳斯尤其愤怒。他在他的杂志《火炬》上毫不留情地，几乎是着魔般地嘲笑她。在小小的沙龙世界，两个人常常不期而遇，持缓解态度的尤金妮有一次抗议克劳斯好像从来不记得她，从来不招呼她。“你必须原谅我，夫人，”他回答说，“我以为你是那个可怕的女人施瓦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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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局势要平静得多。对那些处于选择地位的人，一直存在私立学校，但是这些学校强制执行的思潮助长的只是新的乌托邦世界。那些有不同教育理念的人还可以选择去贵格会和天主教会创办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学校。最接近欧洲大陆的改革运动、实际上启发了后来的许多学校的是1889年由苏格兰人塞西尔·雷迪创办的阿伯茨霍尔姆学校和1893年约翰·哈登·巴德利创办的彼得莱斯学校。他们创办这些学校都为了回应维多利亚时期教育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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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核心人物、聪明的斯蒂芬姐妹从来就没有上过学。她们在家里由父亲教育，他让她们随便使用他的图书馆——这是英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这个事实也提供了另一个小小的机会，让人洞察为什么英国缺少乌托邦大师和群体。英国人对于未来的不同思想似乎根本上是个人的、家庭的。宏大的回答被付之一笑或者不被信任。伦敦知识分子中，卷入神秘的世界认知方式的两个人叶芝和萧都是爱尔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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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教育方面不太可能与法国进行对比，那么，这个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法国没有私立的实验性学校，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不合法。1905年与1906年，法国教会和改革体制之间的长期战斗达到高潮，结果前者遭到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在此之前，许多学校都由政府提供资金，但是由天主教会管理。然而，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法案通过以后，这种局面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现在，共和国的所有学校都由国家出资和管理，配备根据共和国的理想培训出来的可靠教师。在这个新世界，没有不同教育思想的存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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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莱茵河对岸的邻居比较起来，一般而言，法国对于社会、教育或者精神乌托邦的热情小多了。社会主义者是一股重要的势力（想起让·饶勒斯的和平主义运动），巴黎是每一个存世过的先知、骗子行程中必到的一站，但是，生活改革、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人智学派在法国的信徒很少。也许前一代人经过了痛苦的社会分化可以为此提供一些解释。1871年5月巴黎公社遭到残酷镇压，这不仅给了保守政府一个机会围捕各种意识形态敌人，把他们关进监狱或者流放，它也在民族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瘢痕，这个伤口由于德雷福斯案再次被撕开。现在需要在共和国的旗帜下疗愈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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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遵循这条道路。巴黎仍然有其传奇性的波希米亚者，磁铁般吸引着全世界的艺术家和怪人，但是，一群不守常规的人并不意味着一种未来的愿景。甚至那些真正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也是把这作为美学或者知识项目，不是一种拒斥，而是一种装点。安德烈·纪德是通过其享乐主义的同性恋，阿纳托尔·法朗士是通过论证严密的评论和小说，小说家皮埃尔·洛蒂也许是通过以东方幻想的方式庆贺生活。这里看不到一个赤脚先知或者拯救世界的素食主义者。巴黎的素食主义者？这个想法似乎亵渎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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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空想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从肤浅的角度，而是在根本方式上，觉得当下有不足，只有彻底重新思考文明，才能应对生活以及人之为人的意义的改变。时而快乐时而残酷，狄俄尼索斯反抗遭罪的耶稣，生命反对科学，自然反对习俗，血液的声音针对理性的声音，性反抗任何阻碍它的东西。继承而来的结构已经不能为匆忙的生活提供答案，也回答不了城市、工业化社会、消费主义以及女性的新自信造成的新的社会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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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九 1908年：女士们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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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男人们）抓住一切机会，坚持他们比女人优越，并固守这个可怕的想法——这是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可怜的家伙最后的堡垒——因为，如果女人都不比他更蠢了，还有谁会比他更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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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迈泽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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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对面汽艇上的女人们一派喧闹、挑衅的姿态，她们邀请议员们去露台上喝茶。一份给议员们看的海报写着“6月21日，海德公园”，另一份写的是“特别邀请议会成员”。邀请者们通过扩音器向困惑的男人们承诺，不会抓人，他们会受到警察的充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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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对她们善意的邀请充耳不闻。一艘警船想抓捕捣乱者，但是没能成功，众议院露台上的人似乎根本就不太可能考虑看一眼那个六月天发生的事。他们错过了一个巨大的场面：近50万人（有的渠道认为超过50万人）——这是迄今为止有记录的最大规模的人群聚集——聚集在首都的中心。在这里，设在公园各处的十个平台上，演讲者们在活动组织者的密切注视下，对公众发表演讲，穿着制服、骑着马的弗洛拉·德拉蒙德将军光彩夺目，同时，四十支与之匹配的乐队分布在整个区域，款待群众。这与爱德华时期的任何官方活动没什么两样，唯有一个重要的差异：50万人众中，大多数人（包括佩肩章、持马鞭的德拉蒙特将军）、演讲者、乐队成员、勤务员、组织者，都是妇女。她们是在争取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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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活动旨在造成声势及让批评者哑口无言。组织者是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SPU）的成员，在保证筹办的活动能够产生宣传效果方面，这些人可谓是专家。除了穿着双排扣华丽制服的40位女乐手及乐队指挥以外，现场还有数万穿着联盟白色、绿色和紫色衣服的女性。她们分为整齐有序的七个队列，从犹斯顿火车站、特拉法加广场、维多利亚堤岸、切尔西堤岸、肯辛顿大街、帕丁顿和马里波恩路出发，到达海德公园，打着700面8英尺×3英尺的横幅及10面巨大的丝质横幅和成千上万面旗帜。商店橱窗以联盟的色彩装饰，张贴的海报要求给予妇女投票权，公共汽车变身为活动广告平台，参加这次伦敦游行的有工党领袖凯尔·哈迪、萧伯纳、小说家以色列·赞格威尔、托马斯·哈代以及另一位有远见的作家H. G.威尔斯的夫人艾米·凯瑟琳·威尔斯。伦敦《每日纪事报》估计参加活动的人数达30万之众；《泰晤士报》认为有25万到50万；《妇女投票权》杂志胜利宣告：“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全世界单个活动现场聚集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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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在这个温暖的周日下午来到海德公园的人都致力于妇女选举事业，实际上，很多人——也许大多数人——只是为了看热闹，正如妇女参政运动发言人海伦·弗雷泽在日记中记录的：“21号好极了。成功，但是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人群达50万……有三个讲台发生了粗暴行为……在我的讲场，听众反应热烈。然而，我觉得，大多数人只是出于好奇——不是基于同情，也不是基于反对——只是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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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从政治角度讲，海德公园集会的成功都远远超出了妇女参政运动者们的想象。首相阿斯奎斯长期忽视妇女参政权呼吁，理由是他不相信许多妇女对此有兴趣，仅仅为了安抚一小撮激进人士就做出这么大的改变，这是太可笑的事。他声称，妇女根本天生不适合政治权力的短兵相接：“她们的天然领域不是政治的尘埃，而是社会和家庭生活圈……我们应该反抗和取消的不公平……是男性不劳而获的特权和人为的区分……而不是自然赋予的、带给人类社会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那些不可磨灭的能力和功能。”妇女参政者愤怒地予以尖锐地反驳：不是这样的。她们定下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如果1867年6.7万名男士在海德公园集会就足以推翻压制公共场所政治集会权利的《改革法案》，那么，她们要让那个数字翻一倍，以证明其运动得到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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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投票与劳工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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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海德公园集会发生在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转折点，这不是欧洲和美国最大的，但是是最壮观的妇女权利压力群体。经过十多年的耐心努力、发放传单、递交请愿书、游说议员、收集数以万计的签名、在全国各地召开会议，现在，沮丧和愤怒取代了原则性的热情。运动在战前的伦敦达于壮丽的巅峰，但它并非发端于首都，而是从北部的工业城市蔓延到政府所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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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投票运动根源于妇女权利活动和著述，始于18世纪末期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但是，为这些要求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砝码，使之成为一场民众运动的是曼彻斯特、哈德斯菲尔德、布拉福德和索尔福德及其周围地区的纺织业。纺织业雇用的女性比例超过其他任何行业，一般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例如，1900年左右，布莱克本、伯恩利和普雷斯顿有75%的未婚妇女接受雇佣，其中1/3在婚后继续工作——这与英国北部矿区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大多数工作由男性从事，薪水比工厂高，这种模式加上观念非常保守，矿工们希望妻子待在家里，而这里一般的家庭规模在劳工人群中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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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的妻子不参与政治，处于当时妇女运动的边缘，而兰开夏纺织工们的工作生活则必然培养独立精神甚至反抗精神。妇女自己有钱拿回家（总是少于男人，一般是男人全薪的75%）；她们与工厂里的其他女工一起上班、讨论面对的问题；她们自行组织了改革俱乐部、协会、协作商店及工会，如妇女工会联盟和合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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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妇女（经常也包括她们10岁以上的孩子）是家庭的挣钱工具，她们同时也承担着工作的冲击。她们被嘈杂的织布机和纺纱机包围了12小时后，回到家里还面临繁重的家务（没有节省劳力的机器，当然也没有女仆帮忙）及照顾多达6个以上的孩子——总是在金钱问题的腐蚀性压力之下，一些家庭被迫在一个又一个周末典当自己的节日盛装。劳动妇女奋力争取尊严和清洁，不断有陷于债务和堕入济贫院的危险，她们被锁定在无情的僵硬状态。女裁缝拉维纳·索顿斯托尔如此描绘这种境况：“在我生长的地方，一般说来，妇女每周一洗衣服、周二熨烫衣服、周三觅偶、周四烘焙、周五洒扫、周六上市场或者觅偶、周日去教堂。当然也有例外，有上百种例外，但是这些例外被认为是不守妇道之举，或者是怪异之举。”对于这些激进人士的未来，拉维纳不表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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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一旦表现出政治倾向，或者表露自己的想法，大多数妇女就会觉得她忽视家和家庭事务，因此不适合与其品行端正的女儿或者姐妹交往。如果姑娘们渴望一种不同的生活或者有更异想天开的想法，她们的母亲就害怕她们会成为社会主义者或者妇女参政权者——社会主义者觉得可以占有别人的手表和钱包、别人的丈夫或者妻子，而妇女参政者的家里常常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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