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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壁炉前面矗立着沉重的木桶（后来代之以锌的浴盆），周六晚上一直有人使用。地面铺着椰衣垫和自制的地毯；她母亲宝贵的缝纫机也一直不停地转动，缝纫机靠在火炉的左边，以获得最好的光线。楼上是两间卧室。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出生在那张大床上。在十多年间，他们一个个以固定的间隔时间降生，“完全由自然的节奏控制”。没有室内厕所，所以，卧室里放着“夜间需用的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要不然就要在黑暗中去梅尔维尔街区可怕的室外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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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母亲从10岁起就在工厂上班。她父亲是一位积极的圣公会教徒，大多数时间忙于教会事务以及为保守党进行游说。实际上，他能够当上工头，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老板正好是当地的议员，对他的活动能力很赏识。家庭、教会和党的约束、清洁、信仰，这一切都在父亲发生婚外情后瓦解、乱套，当他发现他的政治信念可以在酒馆得到最有益的讨论以后，他迅速失去了宗教信仰。对于致力于节制的母亲，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玛丽后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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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炉边。妈妈也站在那儿。父亲刚进门——他错过了喝茶和晚饭的时间。他在解释原因，妈妈说：“别婆婆妈妈了！”……妈妈的眼睛看着我。我分明有一种感觉，我在校园里坚称父亲绝不饮酒，因为我们家里不喝啤酒，但是那一刻我知道，父亲确实如有人所说，并不完全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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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往事，我发现那是自己的变化时刻，我第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妈妈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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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是个聪明的女孩子，13岁的她上学的时间超过大多数女孩儿。大多数女孩儿要么已经进工厂做“半日工”，上午上6个小时班，下午在学校的时候抓紧时间补补极其需要的瞌睡，要么做裁缝或者女佣。这时，她有机会成为学生教师——教师学徒，从而避免成为家佣的生活。“头一天我还是学生，”她感言道，“第二天我就成了学生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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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儿在学校表现出色，而母亲则在不可靠的丈夫和无法承担的工作的双重压力下摇摇欲坠。45岁的时候，她已经掉光了牙齿，奋力完成日常生活的要求。玛丽这时候已经是教师助理了，年薪50镑，她决定和母亲一起摆脱酗酒的父亲、丈夫。她接受了比斯顿山一份提供住宿的工作，这时候，她已经是养家糊口的主力，家人只好跟着她去。她父亲拒绝搬迁，在那个离婚仍然是家族名声污点的时代，她可能本来就是这么计划的。母亲、玛丽和弟弟吉姆自行走了。“我们离开了他……这件事办好了。我们离开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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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张照片，小小的，因为潮湿而受到损坏，右半边几乎被抹掉了。这是玛丽这个时期的照片。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儿，双目炯炯有神，举止流露着自信，她头顶扎着发髻，穿着一件深色的棉布衣服，胸前是三片刺绣的白色条带。她是一位充满活力与聪慧的年轻女子，对自己信心十足，一副谁也不是傻瓜的样子。学校的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到独立工党及利兹艺术俱乐部的思想。俱乐部的创办者是一位怪诞而富有才华的老师、尼采崇拜者，从社会主义到神智学，她什么都感兴趣。在这里，玛丽接触到全世界的思想，这些观念和视野，在她辛勤劳作的父母家里，或者在操练似的学校课程中，闻所未闻。她在艺术俱乐部第一次听妇女普选权讲座，其思想令她激动不已。她暗自发誓，从此以后，她要献身于争取妇女普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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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1904年左右，由曼彻斯特活动家艾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1928年）和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领导的第一波普选权运动已经经过了最初的、几乎是怯生生的、受尊重的演讲、收集签名阶段，而采取更直接的手段给政治家们施加压力。至此为止，她们获得的只是礼貌的保证和施恩布道。在利兹的一次政治会议上被问及什么时候给予妇女选举权时，内政大臣赫伯特·格拉斯通认为，“议会机器（60万票数）已经够大够麻烦的，如果给予妇女选举权，她们就会像男人一样，有资格参选所有政府职位”，这个事实显然令他不快。并非他的所有男性同僚都为维多利亚时期这么多的混淆所迷惑。独立工党的维克托·格雷森干巴巴地记录道：“宪法把妇女置于婴儿、傻子之列，我觉得这既不男人，也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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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森这样的声音是个例外。面临相当麻木不仁和无动于衷的反对，妇女参政者决定向前一步。一位普选权活动家在独立工党的抗议集会上说：“新的、更革命的思想和方法将逐渐取代旧的、更屈从的思想和方法，因为妇女开始认识到自由的真正意义！”而玛丽则是这批新抗议者中的先锋。“那些真正认真的人，”她写道，“必须愿意在世界的评价中要么是个人物，或者什么都不是，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里，无论是否时髦，誓言支持被鄙视被迫害的思想及其提倡者，并承受后果。”她和志同道合的活动家一起，干扰政治会议，诘问发言者，要求妇女选举权，这种做法总是导致她们被赶出会场，经常受到服务员和公众的粗鲁对待与侮辱。玛丽不气馁。她成为了妇女参政运动的核心人物，并在下一波更宏大的运动中发挥作用。每一次会议、每一次游行、遭遇的每一次仇视，似乎只是坚定了她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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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运动提出逃离无权和狄更斯式贫穷以及被工作、得体、不断怀孕所撕裂的生活，吸引了一些年轻妇女，其中之一是拉维纳·索顿斯托尔。她于1881年生于赫布墩桥附近。索顿斯托尔一家靠着父亲在染料厂的工资勉强度日，不断在便宜的住所间搬进搬出，房子的潮湿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拉维纳5岁的妹妹死于肺结核，9岁的弟弟死于同样的病。拉维纳的运气比不上玛丽·高索普。她10岁就到工厂做了“半工”。生活逼迫着活泼的女孩儿。后来她充满苦涩地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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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是裁缝，所以很多人认为缝制裤子和背心、针织、钩边和缝纫是我的天职，感谢上帝给我这个生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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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认为应该忽视那些重要的东西——文学、音乐、艺术、经济学、周围人的生活以及我这个时代的罪恶——从而百无一用。他们认为我应该关心清理家门口和侧面板盖——这类无足轻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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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紧的事物”总是由外部规定的，这不仅仅对于劳动妇女是如此。社会对于妇女有其期待，那是无从逃避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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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确立的政治力量中，自由党看起来最有可能在议会引入普选法案，但是在1906年压倒性的胜利后，情况很快明朗，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政府推进的变化之筏上，不急于装上选举制度改革。曾经为自由党选举摇旗呐喊，觉得应该分享其胜利的妇女参政活动家们很生气，感觉遭到了背叛。看起来，安静的、体面的、合法的压力不足够，活动家们决定改变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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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0月13日，妇女参政论者克里斯塔贝尔·潘克赫斯特和安妮·肯尼迪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厅打断了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演讲，不断高呼：“自由党政府要给妇女选举权吗？”她们始则被置之不理，继之则被警察拖离。警官态度粗暴，两位年轻妇女对警官竭力又踢又叫又吐口水，这种蔑视行为导致她们被起诉，法庭判她们每人罚款5先令。她们拒交罚款，宁肯坐牢。这件事轰动了英国媒体。狂暴的妇女——来自体面家庭的年轻中产阶级妇女不仅因为她们完全不淑女的行为，而且也因为政治观点而遭监禁，这一切引起了英国公众深深的共鸣，并激励了玛丽·高索普这样的妇女参政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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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塔贝尔·潘克赫斯特和安妮·肯尼迪第一次被逮捕……这件事吹响了嘹亮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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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新闻报道两位女士被关进监狱，而不是交纳罚款，我听见了号角并于次日立即响应号召。我给关在斯特兰奇韦斯监狱的潘克赫斯特小姐写信说，如果为了赢得选举权需要坐监狱的话，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个声明使我与克里斯塔贝尔取得了直接联系……她通过接二连三的剪报了解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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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并不是唯一的自愿者，经过1906年对自由党的失望以后，情况很快变得明朗，新一代妇女参政论者的时代到来了，对于她们，拘谨的凑款茶会、斯文的游行都不够了。拉维纳·索顿斯托尔和她的同伴认识到，只有报道壮观事件的新闻能够影响公众意见，给政治家施加压力。她们决定发起另一场选举权请愿行动——然而，这一次不是去高级政治家的办公室私下里递交，而是在众议院楼前递交。她们不请自到，计划浩浩荡荡开进众议院，强行进入辩论室。1908年2月11日，她们将计划付诸行动，遭到逮捕并出庭受审，在法庭上，拉维纳只是说警官“拒不让我履行义务”，此外，一言不发。她被判入狱6个月。其他人跟她一起被送往霍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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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暴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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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参政运动变得越来越暴力。有人朝牛津街商店的橱窗扔石头，有人朝议员和政府部长的窗户扔石头，1912年，唐宁街也被人扔石头。被捕的妇女往往受到残酷处置，她们总是选择坐监狱，而不是付罚款或者被拘束，她们不肯保持和平。政府很紧张。媒体充分利用暴力的警察普遍粗暴对待女士和女工的故事。很快，另一种情形使得局面更加剧烈。1909年6月，一位被监禁的妇女参政论者拒绝进食。一位妇女因得不到选举权而饿死自己，内政部要为此事负责。这对于内政部是一个太大的责任。因此，政府下令给绝食妇女强行灌食。这个措施引发了更加严重的公共关系灾难。报纸做了详细报道：几位狱警把她们按在椅子里，医生则把橡胶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注入流质食品。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有时候甚至能置人于死地。至少有两位女士因为粥被灌进了肺而不是胃，因此差点儿死于感染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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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诺娜·科恩是这样一位投身妇女选举权事业的极端反对者。她于1873年生于利兹，父亲是一位持进步观点的艺术家、石匠。她的丈夫亨利·科恩是一位珠宝商。他们的婚姻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行为，因为她未婚夫那来自俄国和普鲁士的犹太移民父母对于儿子与一位教外女子结婚感到震惊，并与他断绝了关系。利奥诺娜当然不是女工。她丈夫的生意做得很好，他们的儿子雷金纳德被送到寄宿学校，科恩先生是利兹和郡自由俱乐部的重要人物之一。一直幸福地打理家务和养育儿子（她的一个女儿死于结核性脑膜炎）的她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作为一位38岁、当地有头有脸的商人的妻子，利奥诺娜处境艰难，这从她一开始投入政治活动就体现出来了。在她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唯有她丈夫无条件地支持她：“他为我尽其所能，”她后来写道，“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我的名字成了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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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妇女参政者冲击议会的行为已经成为了公共奇观，旁观者和记者等着妇女们出现。《约克郡邮报》的一位记者有些瞠目结舌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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