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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利奥诺娜·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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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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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其他活动家的情况一样，利奥诺娜·科恩被判入狱，而这个经历使她决心升级抗议。在当时日益激烈的激进主义氛围中，发生了火烧空建筑物和信箱，甚至给首相阿斯奎斯投递邮件炸弹这类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恩认为这类战斗具有象征意义，因此，应该针对象征物。她后来回忆说：“我去了伦敦，买了一本指南。我从中寻找艺术画廊，天知道还有什么。然后我翻到‘T’的部分。伦敦塔。我想，就是这里了。从来没有妇女去那里闹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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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确惹事了。1911年2月11日10点30分，利奥诺娜带着一根铁棒，买了一张游客票进入了伦敦塔。她等巡逻的卫兵走开以后，扬起铁棒，敲击王冠所在房间的展示柜。卫兵逮捕她后，问她：“你为什么那样做？”她回答说：“那是我对政府就大不列颠劳动妇女背信弃义行为的反抗。”她再次出庭受审，虽然这一次由于技术问题只好释放她。另有一次，砸破窗户以后，由于她在监狱里不吃不喝，她的情况发生了严重的转折，根据《猫鼠法案》（该法案允许警察重新逮捕由于健康原因被释放、体力恢复以后的妇女）只好释放她。她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有几天她徘徊在生死之间。她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长久：她于1978年以105岁的高龄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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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女参政斗争最后最决绝的阶段，她们的活动演化为游击战，采取纵火、零星袭击政府人员（一般是用伞，而不像俄国那样用手榴弹）以及戏剧化的绝食。警察的措施是加强监控，甚至怀揣秘密拍下的被囚禁过的妇女参政者照片，以供识别。有一张照片偷拍的是最激进的活动家之一莉莲·莱顿，照片显示她正走过监狱院子，头发垂肩（监狱禁止使用发夹），穿着一件薄外套，她面容憔悴，精疲力竭，但是有一种默然的坚定。照片中的她看起来像是今时的妇女，因此更加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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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6月4日，激进阶段达到一个悲哀的高潮。那是在叶普森德比郡，艾米琳·维尔丁·戴维森试图冲进跑道，拦截国王的马。马和她撞在了一块儿，三天后，她因伤不治身亡。5年前她们在海德公园策划了令人难忘的示威运动，而她的葬礼则代表着这场运动最后的盛大一幕，这一次是铺天盖地的黑色。很快，战争就将掩盖所有的国内问题，很多妇女参政论者把精力投入到战争工作中。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人物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再次到全国各地演说，不过这一次的内容是激情四溢的爱国主义。然而，与此同时，像其他地方一样，在英国，战争也成为了改变的强大催化剂：在工厂和煤矿，大量的女性代替了男性，从而在实践中证明了她们在理论上被剥夺的能力。这改变了舆论的平衡，但是，妇女还得继续等待仇视结束，才能被视为完全的公民。1918年，30岁以上的英国妇女获得公民权；直到1923年才获得平等、普遍的选举权。她们获得选举权的时间远远晚于新西兰（1893年）、澳大利亚（1902年）、芬兰和挪威（1908年），以及加拿大（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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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托尔斯泰与独裁统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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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高索普、拉维纳·索顿斯托尔和利奥诺娜·科恩的生活是那些为了妇女参政事业不知疲倦地努力和活动的成千上万名妇女的范例，在英国，这项事业比欧洲其他国家有着更强烈的政治戏剧色彩。历史性的正统观点认为，欧陆的妇女运动没能实现她们的目标，但是，这无疑是一种短视的认识。事实往往有更多的层次，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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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女权主义的确显然地、全面地失败了。俄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很小，社会又弥漫着沙文主义和男性偏见，妇女最多不过能够表达一些象征性的姿态，这更具悲剧性，因为俄国劳动妇女通常过着难以言表的艰难生活。在城市里，她们很多人唯一能够活下来的途径是做妓女。世纪之交，圣彼得堡有3万到5万名街女和豪华妓女（同维也纳和巴黎的数字相仿），对于一个居民人口140万的城市，这个数字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这个社会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平均每10个男人就有1个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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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合法的妓女只是堕落和痛苦的冰川一角。1906年的一份政府报告引起了官方对于日益严重的儿童卖淫的关注，不到5岁的孩子被提供给酒鬼，收取几个科比，而且往往在交给“顾客”之前已经被麻醉了。俄国还有儿童性奴交易，他们被卖到远至伊斯坦布尔和阿根廷这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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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女孩子没什么机会。迟至1907年，俄国中学只有12万名女生在读，一年以后，帝国教育部长A. M.施瓦茨试图——但是最终未果——把所有的女子学校变成家长培训学校。妇女生活角色的思想本来就牢固而反动，而托尔斯泰的反女权主义及坚持女性绝对服从的思想使这些思想更加时髦，面对这种情形，俄国的女权主义者，如令人敬畏的安娜·费洛索佛娃（1837—1912年，哲学家迪米特里·费洛索夫的姑母，创意舞蹈天才谢尔盖·佳吉列夫的姨母）、安娜·尼基蒂奇娜·沙巴诺娃（1848—1932年）最多在地方上开展一些工作，此外只好无力地、沮丧地眼看着姑娘们和妇女们继续被当作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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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血腥星期天事件给这种局面带来了唯一的一线曙光。大屠杀带来了混乱的、乌托邦式的结局，这给妇女运动带来了新的动力，各种协会和俱乐部应运而生。俄国的妇女参政论者以英国同行为榜样，也试图进入议会，即新建的、短命的杜马，结果只是受到绝情或者公然敌视的议员的侧目，他们觉得自己还有别的鱼要烤——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保守议员伯纳德·佩尔斯在回忆录里描写杜马大厅“遭到妇女参政活动者的突然袭击。她们留着短头发，戴着眼镜。她们大多数人都很柔弱”。一位年长的农民代表好心地把一位妇女拉到一边，告诉她：“听着，听我给你一句建议。你结婚吧。那样你就有个丈夫，他会照顾你的一切。”一位农民代表把妇女们的入侵视为城市病的表征，他愤怒宣称：“我们的女人不关心普选权。我们的女人照顾家庭、子女和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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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11位代表在一份支持妇女选举权的宣言上签名，但女权主义活动者很快发现，即便自由的青年党也认为他们不会把妇女普选权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而应该先处理其他各种问题。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混乱的局面恢复正常以后，镇压以新的凶猛再次开启，妇女参政权论者的“新奇”思想属于首先被抛诸脑后的事情。1906年，最大的女权主义组织妇女联盟有8000名成员。一年以后，成员数量萎缩到800名，因为政府禁止（她们）召开会议，杂志也被停刊。与此同时，丹麦的全国妇女委员会有8万名成员。当其他地方的妇女组织起来的时候，俄国的运动却几乎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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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改变个人境遇，不可能改善显然无法忍受的境况，结果俄国妇女就处于历史学家理查德·斯蒂茨所谓的“沉溺于空想而一味怠惰懒散的作风”——一种深刻的冷漠和听之任之，即便是那些经济地位足够优越、无需工作的妇女也是如此。一位中产阶级妇女在她的日记中写到不知道要如何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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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准备、没有热情或者持之以恒的精神进行认真的学习。现在我已经老了，太晚了。你不会在25岁才开始学习。我既没有天分也没有独立的艺术创作欲望。我五音不全，对音乐一窍不通。至于绘画，我只是在学生时代学过几年。所以只剩下文娱活动。但是哪种类型呢？所有讽刺杂志嘲笑的慈善时髦吗？那好比是修补一块破碎、腐烂的肉。在我们需要大学的时候开办扫盲学校吗？我自己就嘲笑这些尝试是想用茶匙把海水舀干。或者，也许我应该转向革命？但是要革命，就必须得相信革命才行。可是我没有信仰，没有方向，没有精神力量。我还剩下什么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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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些女性确实有信仰、有方向，并真的转向了革命。由于根本不可能合法地表达怨气，数量庞大的女性加入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1905年，在敖德萨，一位妇女因为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而被捕，另一位妇女则向一位政府官员扔炸弹并开枪自尽。还有另六位妇女受到恐怖主义行动的指控。乡村教师吉娜·康诺菲娅尼科娃杀害了1905年莫斯科暴动中残酷的“安抚者”，被施以绞刑，参与杀害司法部长什切格罗维托夫的布尔什维克学生莉迪亚·斯特鲁夫遭到同样的惩罚。在赴死之前，她请求父亲为一个贫穷学生基金会捐助十卢布。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苛刻的小说《被绞死的七个人》中，沐思雅这个人物就是受到她的影响。在所有这些被浪费、受到残酷对待的生命中，唯一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是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她在月台上直接朝1906年报复行动的屠夫之一、卢折莫夫斯基将军的脸开枪。抓捕她的士兵凶残地打她，扯掉她的头发，用烟头烫她的乳头。他们对待她的方式极其卑鄙，经外国报纸报道后，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在欧洲通讯员的怒视之下，斯皮里多诺娃事件的结果异乎寻常：玛丽亚没有被处死，而是被判决流放西伯利亚10年。最后，她以胜利者的姿态从那里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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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蛮横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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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前，欧洲各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在风格和强度上的差异之大，令人吃惊。芬兰和挪威妇女早就获得了选举权，已经在积极参与政治。作为革命的祖国，法国有大量的行动，但是少有有效的组织。公众舆论似乎仍然由于德雷福斯案而处于疲乏的状态，而对于政府分离国家与教会的激进措施，舆论陷于分裂，总之，公众全神贯注于这些事件，没有精力关心女权运动。有一些协会致力于女权事业，支持和反对女权的著作都有，既召开过大型的会议，也践行过小规模的妇女选举权游行，还创办了几份杂志。演员、记者玛格丽特·杜兰德（1864—1936年）在奉《费加罗报》之派参加了一次女权主义大会并为之采写了一篇诋毁性的文章之后，开始支持女权事业。杜兰德采信了她听到的论辩，并创办了《弹弓报》。这份报纸完全针对女性读者，完全由女性撰文、排版和印刷，目的是宣传女权主义诉求，范围从妇女入读美术学院到征召她们加入正规军。好像是为了强调其严肃的动机，杜兰德牵着一头宠物狮子在巴黎街头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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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德琳·佩尔蒂埃（1847—1939年）在信念的极端和不妥协方面超过英国女权活动者。她本是精神病医生，也是第一位在国家精神病院工作的女医生。佩尔蒂埃留着一头短发，穿着男士衣服，戴着圆顶礼帽，完全是一副反抗男性习俗的样子。她申诉妇女政治权利，但是也深入更具争议的领域，鼓吹自由堕胎和改变女子教育的激烈措施，她的著作题目记录了各种要求：《为权利斗争的妇女》（1908年）、《昔日的意识形态：上帝、道德和祖国》（1910年）、《妇女的性解放》（1911年）、《堕胎的权利》（1913年）以及《女权主义女子教育》（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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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佩尔蒂埃作为法国妇女参政论代表参加了海德公园的妇女会议。她是一位根深蒂固的活动家，她也积极参与无政府主义者活动，还是法国联合社会主义运动（1905年）以及法国最早的女性共济会的创办者之一。她的多种热情最终使她成了一个悲剧人物，因为她在不同运动中的同行者难以理解她意识形态方面的混杂品味，纷纷与她分道扬镳。最终，她的政治理想导致了她的倒霉：由于坚持公开实施堕胎手术（在法国仍然遭到禁止，整个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在医疗急救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她于1939年被逮捕并被送到精神病院——这一次是被强迫的，以囚犯的身份。一年不到她就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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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进行了华丽的宣传，政治女权主义仍不是法国人关注的重点。即便自由派总统乔治·克列孟梭的妻子就是一位决绝的进步女性，他还是坚决反对女权主义，而且他反对的理由在当时法国人的争论中也很典型：经过奋斗并终于于1906年取消了教会在教育和社会中的主导权之后，他相信绝大多数妇女，尤其是城市妇女，会支持圣职派，从而毁灭他视为其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项成就。这种态度根源于雅各宾派的、在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强烈厌女症：法国直到1944年才施行普选权，而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则要等到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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