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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女权主义的确显然地、全面地失败了。俄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很小，社会又弥漫着沙文主义和男性偏见，妇女最多不过能够表达一些象征性的姿态，这更具悲剧性，因为俄国劳动妇女通常过着难以言表的艰难生活。在城市里，她们很多人唯一能够活下来的途径是做妓女。世纪之交，圣彼得堡有3万到5万名街女和豪华妓女（同维也纳和巴黎的数字相仿），对于一个居民人口140万的城市，这个数字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说明这个社会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平均每10个男人就有1个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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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合法的妓女只是堕落和痛苦的冰川一角。1906年的一份政府报告引起了官方对于日益严重的儿童卖淫的关注，不到5岁的孩子被提供给酒鬼，收取几个科比，而且往往在交给“顾客”之前已经被麻醉了。俄国还有儿童性奴交易，他们被卖到远至伊斯坦布尔和阿根廷这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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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女孩子没什么机会。迟至1907年，俄国中学只有12万名女生在读，一年以后，帝国教育部长A. M.施瓦茨试图——但是最终未果——把所有的女子学校变成家长培训学校。妇女生活角色的思想本来就牢固而反动，而托尔斯泰的反女权主义及坚持女性绝对服从的思想使这些思想更加时髦，面对这种情形，俄国的女权主义者，如令人敬畏的安娜·费洛索佛娃（1837—1912年，哲学家迪米特里·费洛索夫的姑母，创意舞蹈天才谢尔盖·佳吉列夫的姨母）、安娜·尼基蒂奇娜·沙巴诺娃（1848—1932年）最多在地方上开展一些工作，此外只好无力地、沮丧地眼看着姑娘们和妇女们继续被当作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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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血腥星期天事件给这种局面带来了唯一的一线曙光。大屠杀带来了混乱的、乌托邦式的结局，这给妇女运动带来了新的动力，各种协会和俱乐部应运而生。俄国的妇女参政论者以英国同行为榜样，也试图进入议会，即新建的、短命的杜马，结果只是受到绝情或者公然敌视的议员的侧目，他们觉得自己还有别的鱼要烤——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保守议员伯纳德·佩尔斯在回忆录里描写杜马大厅“遭到妇女参政活动者的突然袭击。她们留着短头发，戴着眼镜。她们大多数人都很柔弱”。一位年长的农民代表好心地把一位妇女拉到一边，告诉她：“听着，听我给你一句建议。你结婚吧。那样你就有个丈夫，他会照顾你的一切。”一位农民代表把妇女们的入侵视为城市病的表征，他愤怒宣称：“我们的女人不关心普选权。我们的女人照顾家庭、子女和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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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11位代表在一份支持妇女选举权的宣言上签名，但女权主义活动者很快发现，即便自由的青年党也认为他们不会把妇女普选权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而应该先处理其他各种问题。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混乱的局面恢复正常以后，镇压以新的凶猛再次开启，妇女参政权论者的“新奇”思想属于首先被抛诸脑后的事情。1906年，最大的女权主义组织妇女联盟有8000名成员。一年以后，成员数量萎缩到800名，因为政府禁止（她们）召开会议，杂志也被停刊。与此同时，丹麦的全国妇女委员会有8万名成员。当其他地方的妇女组织起来的时候，俄国的运动却几乎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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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改变个人境遇，不可能改善显然无法忍受的境况，结果俄国妇女就处于历史学家理查德·斯蒂茨所谓的“沉溺于空想而一味怠惰懒散的作风”——一种深刻的冷漠和听之任之，即便是那些经济地位足够优越、无需工作的妇女也是如此。一位中产阶级妇女在她的日记中写到不知道要如何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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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准备、没有热情或者持之以恒的精神进行认真的学习。现在我已经老了，太晚了。你不会在25岁才开始学习。我既没有天分也没有独立的艺术创作欲望。我五音不全，对音乐一窍不通。至于绘画，我只是在学生时代学过几年。所以只剩下文娱活动。但是哪种类型呢？所有讽刺杂志嘲笑的慈善时髦吗？那好比是修补一块破碎、腐烂的肉。在我们需要大学的时候开办扫盲学校吗？我自己就嘲笑这些尝试是想用茶匙把海水舀干。或者，也许我应该转向革命？但是要革命，就必须得相信革命才行。可是我没有信仰，没有方向，没有精神力量。我还剩下什么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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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些女性确实有信仰、有方向，并真的转向了革命。由于根本不可能合法地表达怨气，数量庞大的女性加入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中。1905年，在敖德萨，一位妇女因为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而被捕，另一位妇女则向一位政府官员扔炸弹并开枪自尽。还有另六位妇女受到恐怖主义行动的指控。乡村教师吉娜·康诺菲娅尼科娃杀害了1905年莫斯科暴动中残酷的“安抚者”，被施以绞刑，参与杀害司法部长什切格罗维托夫的布尔什维克学生莉迪亚·斯特鲁夫遭到同样的惩罚。在赴死之前，她请求父亲为一个贫穷学生基金会捐助十卢布。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苛刻的小说《被绞死的七个人》中，沐思雅这个人物就是受到她的影响。在所有这些被浪费、受到残酷对待的生命中，唯一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是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她在月台上直接朝1906年报复行动的屠夫之一、卢折莫夫斯基将军的脸开枪。抓捕她的士兵凶残地打她，扯掉她的头发，用烟头烫她的乳头。他们对待她的方式极其卑鄙，经外国报纸报道后，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在欧洲通讯员的怒视之下，斯皮里多诺娃事件的结果异乎寻常：玛丽亚没有被处死，而是被判决流放西伯利亚10年。最后，她以胜利者的姿态从那里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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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蛮横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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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前，欧洲各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在风格和强度上的差异之大，令人吃惊。芬兰和挪威妇女早就获得了选举权，已经在积极参与政治。作为革命的祖国，法国有大量的行动，但是少有有效的组织。公众舆论似乎仍然由于德雷福斯案而处于疲乏的状态，而对于政府分离国家与教会的激进措施，舆论陷于分裂，总之，公众全神贯注于这些事件，没有精力关心女权运动。有一些协会致力于女权事业，支持和反对女权的著作都有，既召开过大型的会议，也践行过小规模的妇女选举权游行，还创办了几份杂志。演员、记者玛格丽特·杜兰德（1864—1936年）在奉《费加罗报》之派参加了一次女权主义大会并为之采写了一篇诋毁性的文章之后，开始支持女权事业。杜兰德采信了她听到的论辩，并创办了《弹弓报》。这份报纸完全针对女性读者，完全由女性撰文、排版和印刷，目的是宣传女权主义诉求，范围从妇女入读美术学院到征召她们加入正规军。好像是为了强调其严肃的动机，杜兰德牵着一头宠物狮子在巴黎街头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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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德琳·佩尔蒂埃（1847—1939年）在信念的极端和不妥协方面超过英国女权活动者。她本是精神病医生，也是第一位在国家精神病院工作的女医生。佩尔蒂埃留着一头短发，穿着男士衣服，戴着圆顶礼帽，完全是一副反抗男性习俗的样子。她申诉妇女政治权利，但是也深入更具争议的领域，鼓吹自由堕胎和改变女子教育的激烈措施，她的著作题目记录了各种要求：《为权利斗争的妇女》（1908年）、《昔日的意识形态：上帝、道德和祖国》（1910年）、《妇女的性解放》（1911年）、《堕胎的权利》（1913年）以及《女权主义女子教育》（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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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佩尔蒂埃作为法国妇女参政论代表参加了海德公园的妇女会议。她是一位根深蒂固的活动家，她也积极参与无政府主义者活动，还是法国联合社会主义运动（1905年）以及法国最早的女性共济会的创办者之一。她的多种热情最终使她成了一个悲剧人物，因为她在不同运动中的同行者难以理解她意识形态方面的混杂品味，纷纷与她分道扬镳。最终，她的政治理想导致了她的倒霉：由于坚持公开实施堕胎手术（在法国仍然遭到禁止，整个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在医疗急救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她于1939年被逮捕并被送到精神病院——这一次是被强迫的，以囚犯的身份。一年不到她就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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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进行了华丽的宣传，政治女权主义仍不是法国人关注的重点。即便自由派总统乔治·克列孟梭的妻子就是一位决绝的进步女性，他还是坚决反对女权主义，而且他反对的理由在当时法国人的争论中也很典型：经过奋斗并终于于1906年取消了教会在教育和社会中的主导权之后，他相信绝大多数妇女，尤其是城市妇女，会支持圣职派，从而毁灭他视为其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项成就。这种态度根源于雅各宾派的、在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强烈厌女症：法国直到1944年才施行普选权，而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则要等到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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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因素可能也导致法国女权主义在公共辩论中的弱势：公共生活中一些妇女独立的、有时候引起非议的存在可能使得女权显得不那么急迫。大科学家玛丽·居里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女演员萨拉·伯恩哈特的名声及于大洋彼岸；雕塑家卡米尔·克洛岱尔被认为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艺术家，仅次于她长期的情人和导师奥古斯特·罗丹（然而，他总是淡化她在他的作品创作中的重要性）。科莱特的小说造成了文学轰动，其他一些女作家也成功地建立了声名：娜塔丽·克利福德·巴尼、芮妮·费雯以及一度是科莱特情人、为了保护自己而采用笔名的米西（马蒂尔德·德·莫尔尼），以及讽刺小说家基普（西比勒·加布里埃尔·玛丽·安托瓦内特·里奎蒂．德·米拉波）。此外，还有一些富裕的妇女公然奉行与父权制道德无关的道德思想，完全以意志坚强的独立方式生活：维拉雷塔·辛格、德·波利尼亚克公主（美国女继承人）、海伦·范·路易伦，以及年轻的葛特鲁德·施泰因（另一位跨大西洋舶来者）和诗人、社交女主人、普鲁斯特社交圈的中心人物安娜·德·诺瓦耶德。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的女性在公共生活中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也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这么多明星，她们的波希米亚道德和个人丑闻不是她们倒霉的根源，而是法国首都巴黎的神话和魅力及荣耀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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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德语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既没有英国那样激进的妇女参政论者、俄国那样的无政府恐怖主义者，也没有崇拜巴黎妇女的公开的解放妇女。然而，尽管貌似被动，德国女权主义者的目标却往往很远大，世界还得再等待两代人的时间，直到1970年代，她们有些人的思想才会再次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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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妇女参政论者的坚定行动引人注目，但是，她们的要求主要是希望成为有选举权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女人、能够进入社会——而并不寻求改变社会基础。然而，许多德语女权主义者只是把选票作为通向更深刻改变的序幕，正如安妮塔·奥格斯珀格（1857—1943年）所说：“男人与女人的根本关系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不仅仅只能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甚至可以说，必须对其基础进行革命。”婚姻和性、自由恋爱、同性恋、计划生育和堕胎——短论、演讲和辩论对这一切都有分析，所有这些价值都等待着得到尼采式的重新评估。在英国，这些想法受到质疑或者直截了当地仇视，因为这些问题被认为破坏了妇女参政运动的体面。妇女参政重要人物之一的米利森特·加勒特·福塞特批判“把要求妇女公民权与社会和职业独立同攻击婚姻、家庭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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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是英国和德语女权主义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大多数女权主义运动包括经典的活动和反卖淫，支持禁酒，支持妇女选举权、教育机会和法律平等，也有一股激进的女权主义和文化骚动寻求改变社会基础。我们前面引用过安妮塔·奥格斯珀格的话。她是德国女权主义运动最雄辩有力、最不屈不挠的倡导者。许多女性感觉男性主导的社会习俗及生活对年轻女性的期待令人窒息，对于她们，奥格斯珀格的人生故事很有感召力。她出生于一个外省小镇，是一位律师的小女儿。她上了一所平常的“高级女儿”（即中产阶级的女孩子）学校，学习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生活技能。奥格斯珀格后来的情人、长期的战友、女权主义活动家丽达·古斯塔瓦·海曼生动描绘了这样一种少女生活的种种沮丧——年少的安妮塔的感觉应该差不多：“我已经是个少年了……我非常恶心男人们的自我高估和傲慢。他们对待女性——尤其是他们的妻子——的那种居高临下、轻蔑的态度，让我觉得恶心。成年以后，我在心里发誓，我绝不允许哪个男人限制我的个人自由——在一个男人的领域，在特定情况下，只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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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斯珀格也是在男人的领域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她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帮忙，同时上教师培训班。然而，很快她就觉得这种非常传统的生活令人沮丧，前景黯淡。她上表演班，在德国和荷兰的剧院工作，但是她被要求根据既定模式表演角色，这让她觉得灰心丧气。放弃表演以后，她慕范妮·冯·雷文特洛之名，搬到波希米亚气息浓厚的慕尼黑。她和另一位女士苏菲·古德斯迪克共同租了一套公寓，开办了一家照相馆，迅速获得的狼藉声名使她们名声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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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三十出头的女子生活在一起，事业成功、独立，两位女子都蓄短发——想一想，那是在上个（19）世纪80年代——她们在家里接待刺激、有趣的朋友，公开争取妇女解放；两位女子都从事体育运动，骑马、骑自行车、漫步、通常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这一切在慕尼黑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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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照相馆埃尔维拉工作室迅速如磁铁般吸引着慕尼黑的波希米亚者，一度是最时髦的照相馆。连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人也在这里照相。然而，奥格斯珀格又一次觉得烦躁不安。她和苏菲·古德斯迪克的关系结束了。她渴望新的挑战。1893年，她搬到苏黎世。苏黎世有德语世界唯一一所向女性颁发全部学位的大学。她修读法律，4年后毕业，成为了德国第一位女性法律学者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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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奥格斯珀格已经是老练的政治活动家，参与的事业涵盖女子教育和合法卖淫条例。她搬到柏林，与丽达·古斯塔瓦·海曼一起生活，继续从事政治工作，编辑《妇女选举权报》。奥格斯珀格的活动反映了她对英国妇女参政活动者的崇敬，她也通过参加1908年的海德公园会议表达这种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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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斯珀格早就认识到，德国权力精英对于理性辩论充耳不闻。于是，她选择采取挑衅的方式促使他们理解自己的信息。例如，1905年，她公开号召抵制婚姻，指出一位自尊的女性不会答应一旦签下结婚协议，就要失去合法财产权和自决权。她宣称，“自我保护、自尊的要求和受到丈夫尊重的要求使得自然法婚姻成为唯一的选择”，并历数妨碍女性成为自我决定的人的种种困难：“你想租个场地从事专业工作，房东要求你丈夫的许可，希望和他签协议……你去银行，想把自己的收入存进去，或者取钱，他们无礼地索要你丈夫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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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行动的关键事项时，活动者们的选择不胜枚举。一位瑞典艺术学生因为没有男性陪同、独自行走而被当成妓女遭到逮捕，活动者们大肆宣传这件事（为了证明这点，奥格斯珀格设法让一个狐疑的警察逮捕了自己）；另一件事真的非常可怕，一位事务所的女仆在易北河一个岛上遭到四个年轻人轮奸。强奸犯们在汉堡法庭受审，法官宣判他们无罪，因为他发现这个女孩子“不再是无辜的”，她已经在之前同其中一位攻击者发生过性关系。奥格斯珀格公开怒斥法官是“残暴的野兽”，结果以侮辱法庭为名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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