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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佩尔蒂埃作为法国妇女参政论代表参加了海德公园的妇女会议。她是一位根深蒂固的活动家，她也积极参与无政府主义者活动，还是法国联合社会主义运动（1905年）以及法国最早的女性共济会的创办者之一。她的多种热情最终使她成了一个悲剧人物，因为她在不同运动中的同行者难以理解她意识形态方面的混杂品味，纷纷与她分道扬镳。最终，她的政治理想导致了她的倒霉：由于坚持公开实施堕胎手术（在法国仍然遭到禁止，整个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在医疗急救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她于1939年被逮捕并被送到精神病院——这一次是被强迫的，以囚犯的身份。一年不到她就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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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进行了华丽的宣传，政治女权主义仍不是法国人关注的重点。即便自由派总统乔治·克列孟梭的妻子就是一位决绝的进步女性，他还是坚决反对女权主义，而且他反对的理由在当时法国人的争论中也很典型：经过奋斗并终于于1906年取消了教会在教育和社会中的主导权之后，他相信绝大多数妇女，尤其是城市妇女，会支持圣职派，从而毁灭他视为其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项成就。这种态度根源于雅各宾派的、在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强烈厌女症：法国直到1944年才施行普选权，而法属阿尔及利亚妇女则要等到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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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因素可能也导致法国女权主义在公共辩论中的弱势：公共生活中一些妇女独立的、有时候引起非议的存在可能使得女权显得不那么急迫。大科学家玛丽·居里两次获得诺贝尔奖；女演员萨拉·伯恩哈特的名声及于大洋彼岸；雕塑家卡米尔·克洛岱尔被认为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艺术家，仅次于她长期的情人和导师奥古斯特·罗丹（然而，他总是淡化她在他的作品创作中的重要性）。科莱特的小说造成了文学轰动，其他一些女作家也成功地建立了声名：娜塔丽·克利福德·巴尼、芮妮·费雯以及一度是科莱特情人、为了保护自己而采用笔名的米西（马蒂尔德·德·莫尔尼），以及讽刺小说家基普（西比勒·加布里埃尔·玛丽·安托瓦内特·里奎蒂．德·米拉波）。此外，还有一些富裕的妇女公然奉行与父权制道德无关的道德思想，完全以意志坚强的独立方式生活：维拉雷塔·辛格、德·波利尼亚克公主（美国女继承人）、海伦·范·路易伦，以及年轻的葛特鲁德·施泰因（另一位跨大西洋舶来者）和诗人、社交女主人、普鲁斯特社交圈的中心人物安娜·德·诺瓦耶德。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的女性在公共生活中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也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这么多明星，她们的波希米亚道德和个人丑闻不是她们倒霉的根源，而是法国首都巴黎的神话和魅力及荣耀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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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德语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既没有英国那样激进的妇女参政论者、俄国那样的无政府恐怖主义者，也没有崇拜巴黎妇女的公开的解放妇女。然而，尽管貌似被动，德国女权主义者的目标却往往很远大，世界还得再等待两代人的时间，直到1970年代，她们有些人的思想才会再次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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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妇女参政论者的坚定行动引人注目，但是，她们的要求主要是希望成为有选举权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女人、能够进入社会——而并不寻求改变社会基础。然而，许多德语女权主义者只是把选票作为通向更深刻改变的序幕，正如安妮塔·奥格斯珀格（1857—1943年）所说：“男人与女人的根本关系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不仅仅只能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甚至可以说，必须对其基础进行革命。”婚姻和性、自由恋爱、同性恋、计划生育和堕胎——短论、演讲和辩论对这一切都有分析，所有这些价值都等待着得到尼采式的重新评估。在英国，这些想法受到质疑或者直截了当地仇视，因为这些问题被认为破坏了妇女参政运动的体面。妇女参政重要人物之一的米利森特·加勒特·福塞特批判“把要求妇女公民权与社会和职业独立同攻击婚姻、家庭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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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是英国和德语女权主义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大多数女权主义运动包括经典的活动和反卖淫，支持禁酒，支持妇女选举权、教育机会和法律平等，也有一股激进的女权主义和文化骚动寻求改变社会基础。我们前面引用过安妮塔·奥格斯珀格的话。她是德国女权主义运动最雄辩有力、最不屈不挠的倡导者。许多女性感觉男性主导的社会习俗及生活对年轻女性的期待令人窒息，对于她们，奥格斯珀格的人生故事很有感召力。她出生于一个外省小镇，是一位律师的小女儿。她上了一所平常的“高级女儿”（即中产阶级的女孩子）学校，学习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生活技能。奥格斯珀格后来的情人、长期的战友、女权主义活动家丽达·古斯塔瓦·海曼生动描绘了这样一种少女生活的种种沮丧——年少的安妮塔的感觉应该差不多：“我已经是个少年了……我非常恶心男人们的自我高估和傲慢。他们对待女性——尤其是他们的妻子——的那种居高临下、轻蔑的态度，让我觉得恶心。成年以后，我在心里发誓，我绝不允许哪个男人限制我的个人自由——在一个男人的领域，在特定情况下，只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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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斯珀格也是在男人的领域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她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帮忙，同时上教师培训班。然而，很快她就觉得这种非常传统的生活令人沮丧，前景黯淡。她上表演班，在德国和荷兰的剧院工作，但是她被要求根据既定模式表演角色，这让她觉得灰心丧气。放弃表演以后，她慕范妮·冯·雷文特洛之名，搬到波希米亚气息浓厚的慕尼黑。她和另一位女士苏菲·古德斯迪克共同租了一套公寓，开办了一家照相馆，迅速获得的狼藉声名使她们名声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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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三十出头的女子生活在一起，事业成功、独立，两位女子都蓄短发——想一想，那是在上个（19）世纪80年代——她们在家里接待刺激、有趣的朋友，公开争取妇女解放；两位女子都从事体育运动，骑马、骑自行车、漫步、通常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这一切在慕尼黑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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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照相馆埃尔维拉工作室迅速如磁铁般吸引着慕尼黑的波希米亚者，一度是最时髦的照相馆。连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人也在这里照相。然而，奥格斯珀格又一次觉得烦躁不安。她和苏菲·古德斯迪克的关系结束了。她渴望新的挑战。1893年，她搬到苏黎世。苏黎世有德语世界唯一一所向女性颁发全部学位的大学。她修读法律，4年后毕业，成为了德国第一位女性法律学者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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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奥格斯珀格已经是老练的政治活动家，参与的事业涵盖女子教育和合法卖淫条例。她搬到柏林，与丽达·古斯塔瓦·海曼一起生活，继续从事政治工作，编辑《妇女选举权报》。奥格斯珀格的活动反映了她对英国妇女参政活动者的崇敬，她也通过参加1908年的海德公园会议表达这种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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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斯珀格早就认识到，德国权力精英对于理性辩论充耳不闻。于是，她选择采取挑衅的方式促使他们理解自己的信息。例如，1905年，她公开号召抵制婚姻，指出一位自尊的女性不会答应一旦签下结婚协议，就要失去合法财产权和自决权。她宣称，“自我保护、自尊的要求和受到丈夫尊重的要求使得自然法婚姻成为唯一的选择”，并历数妨碍女性成为自我决定的人的种种困难：“你想租个场地从事专业工作，房东要求你丈夫的许可，希望和他签协议……你去银行，想把自己的收入存进去，或者取钱，他们无礼地索要你丈夫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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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行动的关键事项时，活动者们的选择不胜枚举。一位瑞典艺术学生因为没有男性陪同、独自行走而被当成妓女遭到逮捕，活动者们大肆宣传这件事（为了证明这点，奥格斯珀格设法让一个狐疑的警察逮捕了自己）；另一件事真的非常可怕，一位事务所的女仆在易北河一个岛上遭到四个年轻人轮奸。强奸犯们在汉堡法庭受审，法官宣判他们无罪，因为他发现这个女孩子“不再是无辜的”，她已经在之前同其中一位攻击者发生过性关系。奥格斯珀格公开怒斥法官是“残暴的野兽”，结果以侮辱法庭为名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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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那个世纪后来的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一样，奥格斯珀格认为性几乎是反抗男性压迫的唯一形式，“性奴隶制直接给一些人以压力，直接给所有妇女以压力”，这种思想促使她采取了与天主教会相去不远的立场：“自然设计性的唯一目的是维持和提升种族，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它本身已经成为了目的……它已经堕落并继续堕落，毁坏和消灭我们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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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斯珀格和海曼这些中产阶级妇女不仅要求充分的公民权，而且也要求充分的个性、思想、性的表达权，她们面对的问题似乎与劳工妇女阶层不同。自从社会主义领袖奥古斯特·贝贝尔在战前出版了她销量达到15万册的《社会主义下的妇女》（1879年）一书以后，德国社会主义把妇女解放纳入了工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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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贝尔“早在第一个奴隶存在之前，妇女已经是奴隶了”的洞见是对社会的挑战，并决定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方法。孤立地争取妇女权利是不够的，因为：“社会及其法则的真正性质是这一发展的基础，必须在设想有机会成功取消这些不公正情况的运动之前给予理解。”换言之，妇女解放只是伟大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局部，全心全意追求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转移核心问题视线的策略。社会主义活动家、工党领袖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年）采纳了贝贝尔的分析。她说，社会主义首先要求的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它自然而然会带来妇女解放。蔡特金弃置了女权主义者，视之为资产阶级，认为她们的目的是坚守其阶级特权，而不是争取普遍正义，但是，她本人从事争取妇女权利和更公平法律的活动，她是有17.5万之众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因此，至少在名义上，她是欧洲最大的女权组织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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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女权运动的政治效果由于妇女运动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妇女权利思想分裂而受到局限，但哈布斯堡维也纳的女权主义者把争论的边界朝前推进了一步。尽管遭到强大的反对，女权主义还是在奥匈帝国蓬勃发展。多瑙河帝国文化以非同凡响的激烈争论为特点，维也纳社会（与巴黎社会非常相似）赋予非凡的妇女以更多的声望和文化影响力，这当中既包括和平运动者伯莎·冯·苏特纳、声名狼藉而又以其声名狼藉吸引人的阿尔玛·马勒、女权主义小说家罗莎·麦雷德、教育家欧也妮·施瓦茨沃尔德，还有像贝尔塔·扎科尔坎德尔这样的文化女主人与资助人，更别说埃利奥诺娜·杜斯以及其他几乎受到偶像崇拜般热情追随的演艺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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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氛围下产生的女权主义思想往往流于激进，不仅仅针对妇女的社会、经济、法律不平等，也针对她们的意识形态先入之见。例如，激烈的作家格里特·迈泽尔－赫斯（1879—1922年）通过攻击两位备受崇敬的反女权主义者奥托·魏宁格和弗里德里希·尼采，而将战斗的矛头对准反对派。迈泽尔－赫斯出身于布拉格一个有声望的家庭，在维也纳大学学习（作为客座学生，这是开放给妇女的唯一可能性），她通过分析男性的态度而把战斗的矛头对准了反对派。尼采著作中有些很成问题的篇章，其中对妇女的仇恨在欧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这些内容，她很不以为然：“即便伟大心灵的体验也不超过五个指头宽；紧接其下，思考停止了，无尽的愚蠢空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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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泽尔－赫斯是一位能干的哲学家，她抨击反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支柱。她不失时机地显示反犹主义、厌女症、支撑魏宁格《性与性格》的伪科学这些往往疯狂混杂的思想，并雄心勃勃地投入对西方社会的性分析。魏宁格和尼采都是最初的见证者，即便不是在他们本人所希望的意义上。她在她开创性的著作《性危机》（1909年）中写道：“文明的人性的主体遭受……这种费力抑制自然情感状态所产生的痛苦……性精神病因此是我们的性痛苦的最广泛的病理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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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泽尔－赫斯争辩说，西方文化使人性背离了自然的、不被权力和财产关系污染的、自然对待性冲动的方式。同样的系统教给孩子们人文主义价值观和道德纯洁，然而却把情感和行为区隔开，使得女性要么成为性奴隶，要么只好禁欲。同时，它也迫使男性与妓女建立性关系，这不仅有损于他们的健康，而且也是道德上的荒芜。所有性关系因此都遭到所有权逻辑和对妇女的压迫的污染，甚至连生命创造本身都被变成了完全的欲望：“资本主义允许年轻人不时赚取几个钱，使他们能够买妓，把他健康的、创育生命的种子倾泻到她经过人工消毒的子宫……（资本主义）轻而易举地阉割了这个社会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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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格里特·迈泽尔－赫斯一样，女权主义作家罗莎·麦瑞德（我们已经遇见过她了）认为“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克服现代的成见。这会导致男人和女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同为一个有害的、不自然的道德系统的牺牲品——实现充分的性解放。麦瑞德的父亲开着一家旅店，他有钱送子女上好学校，并鼓励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与哥哥弟弟一起学习。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呈现了这位16岁的姑娘，那是1880年代常见的在照相馆拍照的样子：站在不可避免的盆栽棕榈树之间，配有装饰性缪斯和一张怪异的历史主义风格的写字台；她的身上裹着一件深色天鹅绒连衣裙，侧着身体，展示她及腰的、端庄的发辫。她的脸上散发着好奇的聪颖。麦瑞德自己的艺术兴趣——她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水彩画家，写了几本小说，还为维也纳作曲家雨果·沃尔夫的一部歌剧写了剧本——很快让她意识到资产阶级女孩活动圈极其有限，她的雄心可以得到迁就，但是永远不会受到认真对待。她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政治和妇女运动，并迅速成为这两个领域的重要倡导者，她在全国性报纸上发表文章，一跃成为激烈的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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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麦瑞德出版了《对女性化的批判》，概述了她对女性和男性性身份的思考。麦瑞德雄辩地分析了妇女受到社会与性的征服、她们的必要解放遵从一种传统模式，而她对男性角色的理解使她的论点更富争议。她指出，目前的局面使得男人拥有支配地位，但是，代价是将其情感生活扭曲到可怕的程度，并迫使他们——最终还有整个社会——盲目尊崇早就被取代的、英勇的男子气概：“像一位老的神圣偶像，即便早就不发生奇迹，却仍然在承受必要代价的情况下受到公众的尊崇和赞颂，男子气概的概念在我们的现代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与这一偶像联系的概念内容充满了惜时的残余，以及过往情形的残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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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瑞德写道，在分析到其心灵的这一特征时，男人选择性失明：“许多杰出的男人，其精神倾向往往是开明的，但在涉及女人时，他们却成了庸夫俗子。其原因在于一种特殊的男子气概的本性，那是一种有利于规范暴力的性爱主义（即性的、性别的身份）。”现代社会已不需要作为战士的男人，甚至连体力劳动也只需要很少的体力，然而，男人被继续要求坚持一种他们已经无法实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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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男人的工作都被机器取代了。机器操作工只是某个特定动作的执行者，（这种事情）女人和儿童都可以做……“强大的拳头”在其他情形下至关重要，构成男性统治权的合法基础，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变得多余。然而，即便原始的男子气概的效力在现代生活中一天天越来越有限……野蛮的评价仍然继续存在于我们的道德和社会规范中。军人仍然被视为社会秩序的第一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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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男子气概……尽可能男性化……这是男人们眼中的正确方向；他们对于失败的残忍不敏感，对于一个行为纯粹的错误不敏感——只要它符合传统的男性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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