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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就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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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做出的决定和修正在一分钟内就会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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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谨慎、彬彬有礼的伦敦，这种简洁的回应可以理解，但是俄帝国臭名昭著的年轻艺术家持相反的看法。搅扰宇宙正是他们存在的理由。马雅可夫斯基及其同伴竭尽全力“给了大众品味一个耳光”——如同他们1912年的宣言所称。他们想要速度、危险、毁灭，正如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一首诗中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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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我羡慕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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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干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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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面破旧的墙上是人类大脑的碎片，是单片的五个指头的印记。将那些被砍下来的数百个人头丢在愚蠢的地里，这是多么聪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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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的，是的，这对你来说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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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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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诗——是纷争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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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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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驾车飞驰，冲向几百个逼近的敌人，用不着伤感：“噢，碾死了一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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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年轻的激进者们渴望瓦解专制统治令人窒息的沉闷，那么，最痴迷速度的艺术民族奖肯定非意大利莫属，那里的整个未来主义运动都一味崇拜汽车、速度、技术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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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主义是飞利浦·托马索·马里内蒂（1876—1944年）一个人的点子。他是一位诗人，热爱摆出高瞻远瞩的姿势拍照，以非凡的手势和疯狂的言词震惊世界。马里内蒂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主要在巴黎求学，年轻的时候感染上了法国人对汽车、技术和总体上对速度的喜爱，并把这种福音带回了自己的国家。未来主义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诞生于车祸的运动。马里内蒂写道，关键的思想产生于那次汽车事故。当时，他把他闪亮的车开进了沟里，但他幸存了下来，并目睹了营救他的汽车的过程，“像一头搁浅的鲸”。因此，1909年他在宣布未来主义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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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打算歌颂危险、能量和无惧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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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勇气、无畏、反抗是我们诗歌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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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到目前为止，文学赞扬忧郁的流动、狂喜和睡眠。我们准备赞扬积极的行动、狂热的失眠、赛车手的步伐、凡人的飞越、拳击与掌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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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确认，世界的辉煌因一种新的美而得到丰富：美的速度。赛车引擎罩上装饰着大根的管道，像是发出爆炸气息的蛇——轰鸣的汽车似乎碾过霰弹，这比萨摩特拉斯的胜利还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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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要为那驾车的人唱赞歌，他拖着他的精神长矛、沿着地球的轨道圈，在地球上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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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明白了状况的人，汹涌向前已经成为了生活的本质。用马里内蒂的话来说，“时间和空间昨天已然死去。我们现在生活在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已创造了永恒的、无所不在的速度”。对这一辉煌新时代的任何阻碍都不会得到容忍。“我们希望将这片土地从臭气熏天的教授、考古学家、名胜古迹导游和古文物研究者手上解放出来。意大利作为二手服装经销商的历史已经太长了。我们想把她从无数的、像这么多坟墓一样遮盖她的博物馆中解放出来。”相反，世界将为伟大的、充满男子气概的清洗而受到激励：“我们要美化战争——世界上唯一的卫生事业——军事主义、爱国主义、自由使者的毁灭性姿势、值得为之赴死的美丽想法、对女人的蔑视……实际上，艺术只能是暴力、冷酷和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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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首先于1909年2月20日刊登在《费加罗报》上，今天不可能看不到其中包含的恶魔般的机器崇拜，对尼采的消化不良（尼采从来不适合那些胃口不佳的作家）和最初的法西斯主义，但是在整个西方世界，读者们却甘之如饴。最后，保守派及其价值观受到质疑——不是在小小的文学杂志上或者私下印行的诗集里，而是一份大量发行、每个人都可以读到的报纸上。不过，马里内蒂和他的同道无意跻身政治。他们心心念念的是透过速度和活力的棱镜认识世界，希冀在艺术作品中捕捉其影响，琢磨如何在静态的图像上渲染运动（一种过程），以期揭示物体的真正本质以及驱动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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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主义画家受到立体主义的重大影响，他们尝试表现分散或者模糊的图像。然而，毕加索等人创作了静态的场景，其意大利追随者则使用物体破碎的轮廓喻示速度和力量。那些题名《汽车的活力》《弓的节奏》《摩托车的速度》《抽象的速度》的画（都创作于1909年到1914年之间）证明了他们的决心。这群画家中最有天分的要数贾科莫·巴拉，他的《系皮带的狗的活力》（1912年）是一个非常资产阶级化的主题的精彩转型。这幅画是从一个随意的摄影师或者路人的视角画的，色彩如同怀旧照片，充分表现了狗及主人的脚的整个运动状态，狗的运动形成了一种更繁忙、更强烈的扇形图案。怀着真正的未来主义者对于常态的不屑，画家感兴趣的不是物体本身，而纯粹是物体运动，是这样一个事实本身：它们的运动标志的只是转瞬即逝的无名的时刻。图像暗示，转移视线一小会儿，画布马上变得空无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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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来主义者庆祝速度引发的个性消亡及中产阶级生活的消亡。在描画显示眼前事物不稳定性的肖像前，瓮贝托·波丘尼（1882—1916年）尝试勾画纯粹的心理状态。在他的《街道进了屋子》（1911年）中，一位妇女透过阳台观看城市广场。她在屋子里，但是无论是她、阳台还是广场都不能抵御外面的建筑工地那无法抵制的力量。外面和里面，人物和背景交织成一幅地狱般的舞蹈。忙碌的工人架起的脚手架如同妇女头上的簪子般插在那里，一辆手拉车径直穿过阳台的铸铁栏杆，从车里、从传奇故事中逃出的四匹马爬过屏幕，走出了画面，而妇女的身影则受到色彩和城市形状的侵犯。即便广场周围的建筑——典型地保证了直立、令人尊敬的效果——也互相脱节、倾斜，好似向工人的力量低头。刚劲、重复的对角线给人一种爆炸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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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诺贝尔奖得主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年）也是第一位将技术员、电影放映员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作家。《拍摄：电影放映员色拉费诺·古比奥的笔记本》讲述一个电影放映员由于工作的原因，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即透过投影机，认识世界。“我也知道生活外部的、机械的新玩意儿总是不停地运动，发出雷鸣般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声音。今天必须完成这个那个，这件事或那件事；你得开跑，手里握着表，按时到位。”古比奥明白自己的功能只是一个二等机器，一种聪明的机械装置可以完全取代他，他怀疑机器要的不仅仅是他的那份工作：“一台机器可以行动、移动，它需要吞噬我们的灵魂，吞灭我们的生活。它们有百倍的、持续生产能力，因此，它们怎么能够给回我们的灵魂和生活？”显然，皮兰德娄并不具有未来主义者那种对于机器时代的无尽热情。以他的那种倒霉的性格，问题不是战线已经画定，而是战争已经失败了：“出于长期的习惯，即便我的眼睛和耳朵也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一快速的、颤抖的、嘀嗒作响的机械再生产掩盖下的一切。”在小说末尾，如同波丘尼画中的女人，古比奥感受到机器时代的侵犯。他已经不知道身体和机器之间的界限，他在机器不停止的、无情的效率面前认输了。“我不存在了。此刻它用我的腿在行走……我是它的设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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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以后，描写生活速度的作品中出现了更可怜、更可怕的意味。这在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1917年发表的长篇文章《世界某些眩晕的方面》中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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