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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主义画家受到立体主义的重大影响，他们尝试表现分散或者模糊的图像。然而，毕加索等人创作了静态的场景，其意大利追随者则使用物体破碎的轮廓喻示速度和力量。那些题名《汽车的活力》《弓的节奏》《摩托车的速度》《抽象的速度》的画（都创作于1909年到1914年之间）证明了他们的决心。这群画家中最有天分的要数贾科莫·巴拉，他的《系皮带的狗的活力》（1912年）是一个非常资产阶级化的主题的精彩转型。这幅画是从一个随意的摄影师或者路人的视角画的，色彩如同怀旧照片，充分表现了狗及主人的脚的整个运动状态，狗的运动形成了一种更繁忙、更强烈的扇形图案。怀着真正的未来主义者对于常态的不屑，画家感兴趣的不是物体本身，而纯粹是物体运动，是这样一个事实本身：它们的运动标志的只是转瞬即逝的无名的时刻。图像暗示，转移视线一小会儿，画布马上变得空无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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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未来主义者庆祝速度引发的个性消亡及中产阶级生活的消亡。在描画显示眼前事物不稳定性的肖像前，瓮贝托·波丘尼（1882—1916年）尝试勾画纯粹的心理状态。在他的《街道进了屋子》（1911年）中，一位妇女透过阳台观看城市广场。她在屋子里，但是无论是她、阳台还是广场都不能抵御外面的建筑工地那无法抵制的力量。外面和里面，人物和背景交织成一幅地狱般的舞蹈。忙碌的工人架起的脚手架如同妇女头上的簪子般插在那里，一辆手拉车径直穿过阳台的铸铁栏杆，从车里、从传奇故事中逃出的四匹马爬过屏幕，走出了画面，而妇女的身影则受到色彩和城市形状的侵犯。即便广场周围的建筑——典型地保证了直立、令人尊敬的效果——也互相脱节、倾斜，好似向工人的力量低头。刚劲、重复的对角线给人一种爆炸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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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诺贝尔奖得主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年）也是第一位将技术员、电影放映员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作家。《拍摄：电影放映员色拉费诺·古比奥的笔记本》讲述一个电影放映员由于工作的原因，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即透过投影机，认识世界。“我也知道生活外部的、机械的新玩意儿总是不停地运动，发出雷鸣般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声音。今天必须完成这个那个，这件事或那件事；你得开跑，手里握着表，按时到位。”古比奥明白自己的功能只是一个二等机器，一种聪明的机械装置可以完全取代他，他怀疑机器要的不仅仅是他的那份工作：“一台机器可以行动、移动，它需要吞噬我们的灵魂，吞灭我们的生活。它们有百倍的、持续生产能力，因此，它们怎么能够给回我们的灵魂和生活？”显然，皮兰德娄并不具有未来主义者那种对于机器时代的无尽热情。以他的那种倒霉的性格，问题不是战线已经画定，而是战争已经失败了：“出于长期的习惯，即便我的眼睛和耳朵也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一快速的、颤抖的、嘀嗒作响的机械再生产掩盖下的一切。”在小说末尾，如同波丘尼画中的女人，古比奥感受到机器时代的侵犯。他已经不知道身体和机器之间的界限，他在机器不停止的、无情的效率面前认输了。“我不存在了。此刻它用我的腿在行走……我是它的设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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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以后，描写生活速度的作品中出现了更可怜、更可怕的意味。这在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1917年发表的长篇文章《世界某些眩晕的方面》中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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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知识已经使我们失去了平衡，今天，我们知道，在我们之下是一片虚无，什么都没有……这种虚无快速降落，一切都毫无希望地落入这种虚无。在某些时辰，个人因思虑而心情沉重，痛苦地认识到，我们或者我们的骨灰永远永远无法和平地安息于某种稳定的东西之上，因为已经不存在稳定了，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我们不得不堕入那种黑暗的虚空……我们所有的参照都陷于运动的眩晕，这种恐怖的速度只能参照其他运动物体、其他可怜的小东西才能评价……而它们也在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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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们对于技术化未来的可能性和危险非常敏感，而在欧洲最有冲劲的经济体德意志帝国，速度和所向无敌的活力时代思想则受到深刻的怀疑，因此在艺术中几乎没有反映。在迅速扩张的经济喧嚣之中，在日益城市化和现代经济的喧闹中，为这个时代命名的是年轻的托马斯·曼、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及极为精致的里尔克等审美家——未来主义者们誓要摧毁的、垂死的资产阶级的挽歌。更为激进、更投入的图形艺术家和雕塑家如珂勒惠支、剧作家戈哈特·豪普特曼和弗兰克·韦德金德选择了社会批评而不是美学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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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技术也曾进入德国艺术作品，那么它常常是被作为一种警示：穆齐尔的《没有品质的人》以车祸作为开篇，海因里希·曼的小说《忠实的臣民》中，卑躬屈膝的君主主义主人公“遇见”他的皇帝，边跟着皇帝的车跑边不停地高呼“万岁，万岁”，因气喘吁吁、歇斯底里几乎晕倒。表现主义诗人和画家呈现的世界是动荡的，他们使用的技巧借自于（视觉上和语言上）电报和电影的快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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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美国神经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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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新闻、工作和玩乐速度的加快是艺术家和企业家的崇拜对象，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并非每个人都同样适应这种速度，在德国，这种影响尤其引人注目。从来没有这么多社会变化以这么快的速度产生。同时，那些生活在快车道的人不知不觉患上了一种流行病。从工厂工人到政府首脑，从接线生到高中教师，大家都在抱怨“神经碎裂”。由于迷惑和迷失了方向，成千上万的人在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精神病院和疗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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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神秘状态的症状最早于1869年由乔治·米勒·比尔德（1839—1883年）描写。他是美国一位有着显著治疗倾向的医生。他发现大量的病人患有他所谓的“神经衰弱症”——神经疲劳。比尔德用了大麻、咖啡因和酒治疗这种神秘疾病，“尤其是红葡萄酒和勃艮第酒”，并在病人身上使用电极。“美国神经紧张”蔓延到了大西洋彼岸。比尔德的著作于1881年被译介到德国，他的诊断成为了一大堆症状的方便简称，医生发现越来越多的病人患有这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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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国家的室内阶级中，多种功能性神经紊乱越来越常见，”比尔德写道，“在这个国家，罹患这些疾病的患者数以万计、十万计；在北部和东部各州，几乎每个脑力劳动家庭都有这种病人。”这位爱国的医生无法压抑他对这种事态的骄傲。毕竟，神经衰弱症是一种先进文明的病，“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文明形式，如希腊、罗马、西班牙或者荷兰，在其辉煌的年代，都不曾患过这种病”。勤劳、生产力越来越强的美国确实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国家。1901年，作家约翰·格德纳建议给这种神秘的病起一个不同的名字：纽约炎，大城市生活所产生的一种特别的神经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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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欧洲的大城市也越来越多，随之也出现了一波神经衰弱症患者。令医学界人士震惊（无疑也增加了问题的紧迫性）的是，这波神经疲劳症与男性医生早就在妇女中发现的歇斯底里症无关。成熟的职业男士精神崩溃。法官、律师、教师、工程师突然无法应付生活。历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德卡分析了帝制德国时期几所德国精神病院的病案。病人的证词生动描绘了他们经历的症状，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非常乐意倾诉。有一个病人甚至准备了一份长达55页的个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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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22岁、入住私人疗养院的病人讲述了一个相当典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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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童年初期就感觉很紧张了。记得我常常晕厥，机车的鸣笛声就足以动摇我的根基……我总是情绪激动，一点儿轻微的刺激就可以令我暴跳如雷。如果不得不置身人群，我会觉得头晕目眩。我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我确信自己患了心脏病……多年来，我觉得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这个想法令我痛苦不安，使我的心脏每天都剧烈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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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病人是一位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1905年，他被诊断为“非常烦躁。五六年来他一直在上班、担任过许多名誉职位，等等，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也不断寻求增加财富，在自己的庄园经营上过度操劳。自从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病人一心一意只想赚更多的钱，即便妻子和孩子已经得到极好的照顾。高度性兴奋，还处于婚姻之中。烟瘾一直很大，每天抽烟30—35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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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累过度是病人病史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实际上，这种情形似乎针对的是现代人中最成功的那些人——流动性强、专业化程度高、勤劳、通常拥有大学学历。有一个人在伦敦创办了一个企业，生意不错，后来破产了。“过度劳累被视为严重眩晕、神志不清、疯狂地唠叨和抽搐的诱因。”一位医生如此写道。病人回到德国家乡，用了两年时间恢复健康，然后又过起了伦敦生活。“在这里，他恋上了一位puella publica（妓女。医生们喜欢用拉丁语掩饰有争议的说法），并考虑同她结婚。她移民到美国以后，病人患了抑郁症，老感觉大脑有压力，老想自杀，背部和双臂神经痛。”另一位商人的故事与此类似：他去了阿根廷，被那里的人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神经紧张的人”；他拼命工作拼命玩，易怒，“过度性扩张”，神经衰弱、破碎。性活动和神经衰弱之间的关系是常见的主题。“我26岁”，1907年阿尔维勒诊所的一位病人说，“在过去的几年，我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我16岁就开始手淫。我最初的神经衰弱症状就始于那个时候：大脑觉得疲乏，脊柱下部感觉功能性衰弱，睡眠断断续续，情绪沮丧、精神压抑，等等。”后来，他通过抽烟和嫖妓获得安慰，但是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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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谁是神经衰弱症患者呢？1893年对一家精神病院的调查发现，在近600个病例中，几乎有200名商人、130名公务员、68名教师、56名学生和11名农民（这家医院的病人中没有体力劳动者）。神经衰弱症即神经过热和疲惫，主要的袭扰对象是白领。这些人被他们所承担的要求给压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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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转换新的电话线路系统期间，有位观察者发现，那些刚刚接触这项工作的工人压力很大。转换过程中出现故障，那些负责电话交换工作的女性觉得难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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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电话接不通，大量连接根本不可能，声音信号不正常，呼叫者不耐烦。这使我们的员工更冒火，终于有一个员工爆发出强制性的号叫，很快，大多数工作场所都受到了影响，电报主任正好在那个房间……他双手紧握，哭叫“我可怜的姑娘们！我可怜的姑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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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以后，更多的工人开始抱怨神经疲惫，即便他们人数较少，他们那个阶层接受治疗的情况不多见。“由于我的工作是由机器做的，炉子里使用滚筒，工厂现在雇了80到100个人”，一位金属工人告诉他的医生，“你能够理解，如果在这种轰鸣声和噪音环境下工作42年，一个老人的神经会受到多么严重的破坏。我恐怕整天都在咒骂。我常常像个小孩那样大哭，晚间睡不着……还有几个工人有同样的病。有一个工人实在受不了，抹了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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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技术前沿的人们——电话接线员、使用速度更快的新机器的排字工、铁路工人、工程师、操作快速机器的工厂工人，以及处于迅速增长的经济核心的商人和管理人员最容易染上当时统称为精神衰弱、今天叫做巨大压力的种种症状。有位德国医生把神经系统疾病称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病理特征”。美国医生玛格丽特·A.克里夫斯简略地说：“世界的工作主要是神经衰弱病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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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问题的范围是很恐怖的。在德国，1870年登记住院的病人有40375名。19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5882人。同一个时期，因为“神经系统疾病”入住综合医院的病人从44%上升到60%。这些数字中包括患许多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的患者，而不仅仅是神经衰弱症患者，但并不包括大量到私人疗养院、温泉或者其他辅助设施——这些地方配备了医生照顾客人——治疗或者长住的病人，托马斯·曼在他的《魔山》中就写到这样的机构；也不包括只是咨询一下医生的神经衰弱症患者。然而，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数字。歇斯底里症患者主要是女性，而神经衰弱症患者68%（至少根据一家专门机构的数据）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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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衰弱症是成功的中产男性的病吗？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因“神经崩溃”而住院的工人常常抱怨计件工资的压力，抱怨他们操作的大型机器造成的噪音和带来的危险，而大量接受治疗的女性则是因为工作压力、学习和想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位置而精神崩溃。今天的医生会把主要来自商界、学界和政府的男性患者描述的这些状况诊断为无依无靠感、与性自我的斗争等不同的病症。神经衰弱症阐明了当时人们的情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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