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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美国神经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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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新闻、工作和玩乐速度的加快是艺术家和企业家的崇拜对象，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并非每个人都同样适应这种速度，在德国，这种影响尤其引人注目。从来没有这么多社会变化以这么快的速度产生。同时，那些生活在快车道的人不知不觉患上了一种流行病。从工厂工人到政府首脑，从接线生到高中教师，大家都在抱怨“神经碎裂”。由于迷惑和迷失了方向，成千上万的人在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精神病院和疗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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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神秘状态的症状最早于1869年由乔治·米勒·比尔德（1839—1883年）描写。他是美国一位有着显著治疗倾向的医生。他发现大量的病人患有他所谓的“神经衰弱症”——神经疲劳。比尔德用了大麻、咖啡因和酒治疗这种神秘疾病，“尤其是红葡萄酒和勃艮第酒”，并在病人身上使用电极。“美国神经紧张”蔓延到了大西洋彼岸。比尔德的著作于1881年被译介到德国，他的诊断成为了一大堆症状的方便简称，医生发现越来越多的病人患有这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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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国家的室内阶级中，多种功能性神经紊乱越来越常见，”比尔德写道，“在这个国家，罹患这些疾病的患者数以万计、十万计；在北部和东部各州，几乎每个脑力劳动家庭都有这种病人。”这位爱国的医生无法压抑他对这种事态的骄傲。毕竟，神经衰弱症是一种先进文明的病，“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文明形式，如希腊、罗马、西班牙或者荷兰，在其辉煌的年代，都不曾患过这种病”。勤劳、生产力越来越强的美国确实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国家。1901年，作家约翰·格德纳建议给这种神秘的病起一个不同的名字：纽约炎，大城市生活所产生的一种特别的神经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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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欧洲的大城市也越来越多，随之也出现了一波神经衰弱症患者。令医学界人士震惊（无疑也增加了问题的紧迫性）的是，这波神经疲劳症与男性医生早就在妇女中发现的歇斯底里症无关。成熟的职业男士精神崩溃。法官、律师、教师、工程师突然无法应付生活。历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德卡分析了帝制德国时期几所德国精神病院的病案。病人的证词生动描绘了他们经历的症状，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非常乐意倾诉。有一个病人甚至准备了一份长达55页的个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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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22岁、入住私人疗养院的病人讲述了一个相当典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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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童年初期就感觉很紧张了。记得我常常晕厥，机车的鸣笛声就足以动摇我的根基……我总是情绪激动，一点儿轻微的刺激就可以令我暴跳如雷。如果不得不置身人群，我会觉得头晕目眩。我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我确信自己患了心脏病……多年来，我觉得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这个想法令我痛苦不安，使我的心脏每天都剧烈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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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病人是一位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1905年，他被诊断为“非常烦躁。五六年来他一直在上班、担任过许多名誉职位，等等，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也不断寻求增加财富，在自己的庄园经营上过度操劳。自从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后，病人一心一意只想赚更多的钱，即便妻子和孩子已经得到极好的照顾。高度性兴奋，还处于婚姻之中。烟瘾一直很大，每天抽烟30—35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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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累过度是病人病史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实际上，这种情形似乎针对的是现代人中最成功的那些人——流动性强、专业化程度高、勤劳、通常拥有大学学历。有一个人在伦敦创办了一个企业，生意不错，后来破产了。“过度劳累被视为严重眩晕、神志不清、疯狂地唠叨和抽搐的诱因。”一位医生如此写道。病人回到德国家乡，用了两年时间恢复健康，然后又过起了伦敦生活。“在这里，他恋上了一位puella publica（妓女。医生们喜欢用拉丁语掩饰有争议的说法），并考虑同她结婚。她移民到美国以后，病人患了抑郁症，老感觉大脑有压力，老想自杀，背部和双臂神经痛。”另一位商人的故事与此类似：他去了阿根廷，被那里的人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神经紧张的人”；他拼命工作拼命玩，易怒，“过度性扩张”，神经衰弱、破碎。性活动和神经衰弱之间的关系是常见的主题。“我26岁”，1907年阿尔维勒诊所的一位病人说，“在过去的几年，我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我16岁就开始手淫。我最初的神经衰弱症状就始于那个时候：大脑觉得疲乏，脊柱下部感觉功能性衰弱，睡眠断断续续，情绪沮丧、精神压抑，等等。”后来，他通过抽烟和嫖妓获得安慰，但是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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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谁是神经衰弱症患者呢？1893年对一家精神病院的调查发现，在近600个病例中，几乎有200名商人、130名公务员、68名教师、56名学生和11名农民（这家医院的病人中没有体力劳动者）。神经衰弱症即神经过热和疲惫，主要的袭扰对象是白领。这些人被他们所承担的要求给压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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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转换新的电话线路系统期间，有位观察者发现，那些刚刚接触这项工作的工人压力很大。转换过程中出现故障，那些负责电话交换工作的女性觉得难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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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电话接不通，大量连接根本不可能，声音信号不正常，呼叫者不耐烦。这使我们的员工更冒火，终于有一个员工爆发出强制性的号叫，很快，大多数工作场所都受到了影响，电报主任正好在那个房间……他双手紧握，哭叫“我可怜的姑娘们！我可怜的姑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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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以后，更多的工人开始抱怨神经疲惫，即便他们人数较少，他们那个阶层接受治疗的情况不多见。“由于我的工作是由机器做的，炉子里使用滚筒，工厂现在雇了80到100个人”，一位金属工人告诉他的医生，“你能够理解，如果在这种轰鸣声和噪音环境下工作42年，一个老人的神经会受到多么严重的破坏。我恐怕整天都在咒骂。我常常像个小孩那样大哭，晚间睡不着……还有几个工人有同样的病。有一个工人实在受不了，抹了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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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技术前沿的人们——电话接线员、使用速度更快的新机器的排字工、铁路工人、工程师、操作快速机器的工厂工人，以及处于迅速增长的经济核心的商人和管理人员最容易染上当时统称为精神衰弱、今天叫做巨大压力的种种症状。有位德国医生把神经系统疾病称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病理特征”。美国医生玛格丽特·A.克里夫斯简略地说：“世界的工作主要是神经衰弱病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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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问题的范围是很恐怖的。在德国，1870年登记住院的病人有40375名。19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5882人。同一个时期，因为“神经系统疾病”入住综合医院的病人从44%上升到60%。这些数字中包括患许多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的患者，而不仅仅是神经衰弱症患者，但并不包括大量到私人疗养院、温泉或者其他辅助设施——这些地方配备了医生照顾客人——治疗或者长住的病人，托马斯·曼在他的《魔山》中就写到这样的机构；也不包括只是咨询一下医生的神经衰弱症患者。然而，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数字。歇斯底里症患者主要是女性，而神经衰弱症患者68%（至少根据一家专门机构的数据）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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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衰弱症是成功的中产男性的病吗？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因“神经崩溃”而住院的工人常常抱怨计件工资的压力，抱怨他们操作的大型机器造成的噪音和带来的危险，而大量接受治疗的女性则是因为工作压力、学习和想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位置而精神崩溃。今天的医生会把主要来自商界、学界和政府的男性患者描述的这些状况诊断为无依无靠感、与性自我的斗争等不同的病症。神经衰弱症阐明了当时人们的情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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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性生活、谎言与早期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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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十年间，妇女历史研究揭示了被长期忽视的一个历史事实。然而，男性精神疾病的高发表明，在世纪之交，做个男人也很艰难。在无情的执行需求和女性角色变化的夹击下，男性身份受到威胁。所以无怪经由神经衰弱症表现出来的焦虑几乎都有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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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容易得到。同时，性也成了一个问题、一个威胁。期待和机会改变了，尤其是在城市，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便宜的燃煤和实用的公寓意味着更多的隐私。家中的年轻成员现在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床，甚至自己的房间。学生往往住在出租公寓里。技术和科学也孕育了与外部世界及性的不同关系。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进入了礼貌的客厅（当然不会当着仆人的面），把性与“自然”“原始环境”相联系的出版物蓬勃出现，这表现在威廉·博斯赫《自然中的爱——生活》（1898—1902年）这样的科普图书和英国医生哈弗洛克·艾利斯诸多敏感、感性的性学论著的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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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本身给无名的人群提供了多种诱惑和情色可能性，以及各种真实和臆想的危险。大马路吸引了夜猫子，客栈提供了随和的、醉醺醺的熟人；戏剧、电影和时事讽刺剧尽量暴露肉体刺激观众；黄色照片在街角售卖（也通过邮购的报纸售卖）；色情电影在只有男性出席的庆祝活动中播放，年轻、单身、往往贫穷的女性数量足够巨大，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妓女供应。未婚男性心照不宣地借机寻欢作乐，只要在结婚的时候安定下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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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性被等同于危险。许多神经衰弱症患者认为他们的病是“他们年轻时代的愚蠢的后果”——明白无误地暗示梅毒及据称造成毁灭性影响的手淫。西方人一直担心稳步堕入疯狂，担心梅毒造成缓慢的、痛苦的死亡，甚至中度的抑郁症倾向也足以令一位成熟的、“见过世面的”成年人惊骇于最轻微的、可能是这种早期热情的残酷记忆标志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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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气概，”厄内斯特·莫宁于1890年写道，“很可能源自精子不断吸（进血液）……滥用性交或者手淫，丧失精子，等等，导致精囊分泌物耗竭，随之发生神经衰弱症、恐惧症，等等。”性活动，尤其是不指向生育的性活动，导致身体虚弱的个人不可避免地衰弱和退化。连西格蒙·弗洛伊德都相信，他遭受的神经质疼痛是他与妻子“不完全性交”的结果。各地的医生严肃建议家长如何防止孩子手淫，方法多样，从避免放肆的言谈到辛辣食物，到洗冷水浴、打针，甚至烧灼女孩子的生殖器，都是出于良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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