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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累过度是病人病史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实际上，这种情形似乎针对的是现代人中最成功的那些人——流动性强、专业化程度高、勤劳、通常拥有大学学历。有一个人在伦敦创办了一个企业，生意不错，后来破产了。“过度劳累被视为严重眩晕、神志不清、疯狂地唠叨和抽搐的诱因。”一位医生如此写道。病人回到德国家乡，用了两年时间恢复健康，然后又过起了伦敦生活。“在这里，他恋上了一位puella publica（妓女。医生们喜欢用拉丁语掩饰有争议的说法），并考虑同她结婚。她移民到美国以后，病人患了抑郁症，老感觉大脑有压力，老想自杀，背部和双臂神经痛。”另一位商人的故事与此类似：他去了阿根廷，被那里的人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神经紧张的人”；他拼命工作拼命玩，易怒，“过度性扩张”，神经衰弱、破碎。性活动和神经衰弱之间的关系是常见的主题。“我26岁”，1907年阿尔维勒诊所的一位病人说，“在过去的几年，我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我16岁就开始手淫。我最初的神经衰弱症状就始于那个时候：大脑觉得疲乏，脊柱下部感觉功能性衰弱，睡眠断断续续，情绪沮丧、精神压抑，等等。”后来，他通过抽烟和嫖妓获得安慰，但是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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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谁是神经衰弱症患者呢？1893年对一家精神病院的调查发现，在近600个病例中，几乎有200名商人、130名公务员、68名教师、56名学生和11名农民（这家医院的病人中没有体力劳动者）。神经衰弱症即神经过热和疲惫，主要的袭扰对象是白领。这些人被他们所承担的要求给压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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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转换新的电话线路系统期间，有位观察者发现，那些刚刚接触这项工作的工人压力很大。转换过程中出现故障，那些负责电话交换工作的女性觉得难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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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电话接不通，大量连接根本不可能，声音信号不正常，呼叫者不耐烦。这使我们的员工更冒火，终于有一个员工爆发出强制性的号叫，很快，大多数工作场所都受到了影响，电报主任正好在那个房间……他双手紧握，哭叫“我可怜的姑娘们！我可怜的姑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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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以后，更多的工人开始抱怨神经疲惫，即便他们人数较少，他们那个阶层接受治疗的情况不多见。“由于我的工作是由机器做的，炉子里使用滚筒，工厂现在雇了80到100个人”，一位金属工人告诉他的医生，“你能够理解，如果在这种轰鸣声和噪音环境下工作42年，一个老人的神经会受到多么严重的破坏。我恐怕整天都在咒骂。我常常像个小孩那样大哭，晚间睡不着……还有几个工人有同样的病。有一个工人实在受不了，抹了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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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技术前沿的人们——电话接线员、使用速度更快的新机器的排字工、铁路工人、工程师、操作快速机器的工厂工人，以及处于迅速增长的经济核心的商人和管理人员最容易染上当时统称为精神衰弱、今天叫做巨大压力的种种症状。有位德国医生把神经系统疾病称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病理特征”。美国医生玛格丽特·A.克里夫斯简略地说：“世界的工作主要是神经衰弱病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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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问题的范围是很恐怖的。在德国，1870年登记住院的病人有40375名。19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5882人。同一个时期，因为“神经系统疾病”入住综合医院的病人从44%上升到60%。这些数字中包括患许多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的患者，而不仅仅是神经衰弱症患者，但并不包括大量到私人疗养院、温泉或者其他辅助设施——这些地方配备了医生照顾客人——治疗或者长住的病人，托马斯·曼在他的《魔山》中就写到这样的机构；也不包括只是咨询一下医生的神经衰弱症患者。然而，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数字。歇斯底里症患者主要是女性，而神经衰弱症患者68%（至少根据一家专门机构的数据）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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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衰弱症是成功的中产男性的病吗？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因“神经崩溃”而住院的工人常常抱怨计件工资的压力，抱怨他们操作的大型机器造成的噪音和带来的危险，而大量接受治疗的女性则是因为工作压力、学习和想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位置而精神崩溃。今天的医生会把主要来自商界、学界和政府的男性患者描述的这些状况诊断为无依无靠感、与性自我的斗争等不同的病症。神经衰弱症阐明了当时人们的情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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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性生活、谎言与早期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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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十年间，妇女历史研究揭示了被长期忽视的一个历史事实。然而，男性精神疾病的高发表明，在世纪之交，做个男人也很艰难。在无情的执行需求和女性角色变化的夹击下，男性身份受到威胁。所以无怪经由神经衰弱症表现出来的焦虑几乎都有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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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容易得到。同时，性也成了一个问题、一个威胁。期待和机会改变了，尤其是在城市，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便宜的燃煤和实用的公寓意味着更多的隐私。家中的年轻成员现在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床，甚至自己的房间。学生往往住在出租公寓里。技术和科学也孕育了与外部世界及性的不同关系。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进入了礼貌的客厅（当然不会当着仆人的面），把性与“自然”“原始环境”相联系的出版物蓬勃出现，这表现在威廉·博斯赫《自然中的爱——生活》（1898—1902年）这样的科普图书和英国医生哈弗洛克·艾利斯诸多敏感、感性的性学论著的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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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本身给无名的人群提供了多种诱惑和情色可能性，以及各种真实和臆想的危险。大马路吸引了夜猫子，客栈提供了随和的、醉醺醺的熟人；戏剧、电影和时事讽刺剧尽量暴露肉体刺激观众；黄色照片在街角售卖（也通过邮购的报纸售卖）；色情电影在只有男性出席的庆祝活动中播放，年轻、单身、往往贫穷的女性数量足够巨大，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妓女供应。未婚男性心照不宣地借机寻欢作乐，只要在结婚的时候安定下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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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性被等同于危险。许多神经衰弱症患者认为他们的病是“他们年轻时代的愚蠢的后果”——明白无误地暗示梅毒及据称造成毁灭性影响的手淫。西方人一直担心稳步堕入疯狂，担心梅毒造成缓慢的、痛苦的死亡，甚至中度的抑郁症倾向也足以令一位成熟的、“见过世面的”成年人惊骇于最轻微的、可能是这种早期热情的残酷记忆标志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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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气概，”厄内斯特·莫宁于1890年写道，“很可能源自精子不断吸（进血液）……滥用性交或者手淫，丧失精子，等等，导致精囊分泌物耗竭，随之发生神经衰弱症、恐惧症，等等。”性活动，尤其是不指向生育的性活动，导致身体虚弱的个人不可避免地衰弱和退化。连西格蒙·弗洛伊德都相信，他遭受的神经质疼痛是他与妻子“不完全性交”的结果。各地的医生严肃建议家长如何防止孩子手淫，方法多样，从避免放肆的言谈到辛辣食物，到洗冷水浴、打针，甚至烧灼女孩子的生殖器，都是出于良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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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比过去更有趣了，普遍的资本主义伦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邀请人们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努力工作、努力玩乐并决定他们希望成为谁、成为什么人，但是几乎普遍认为妥协于这种兴奋会有最严重的后果。“男子气概”是一种美德，但性仍然是一种道德上的罪错。一位德国患者评论说：“床是神经衰弱症患者真正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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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角色的嬗变增加了男性及其身份的压力。现在，女权主义者为女性争取权利，更多的妇女自己赚钱、上大学，并获得一些独立，而男性似乎不得不比过去更强大、更具男子气概。面对这种持续的精力、诱惑、被妖魔化的性，以及强大的新女性，男性不可避免产生了力不从心感。“每一个女性生物”，一位22岁的德国学生从精神病院给他父亲写信说，“都是我心头的匕首：你不正常，你不正常！你不能性交！你是一个变态虐待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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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学，神经衰弱症也有一个非常令人满足的特点：作为一种病，它非常模糊，适合作为画布，可以在上面勾画社会的诸多当务之急。在俄国，心理学研究非常先进、活跃，许多研究者发现他们自己对这种病感兴趣，直到他们对手上的专业术语破篮筐感到失望。在医学领域之外，这种“文明疾病”引发了非常不同的反应。对那些希望帝国西化的人，那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因素，因此几乎是一种受欢迎的征兆：“目前，我国有数量巨大的神经衰弱症患者，在这方面，其他国家几乎难以与俄国匹敌。因此，把神经衰弱症称为俄国病难道不是合理的吗？”帕维尔·廓瓦勒弗斯基——他本人当然不是一个现代化主义者——如此问道。他自己的回答是谴责性的：“（俄国人）心里没有上帝，他们急于拥抱财神……对利润的追逐要求付出极大的精力和努力：无数不眠之夜、过度的精神付出、缺少手段、时常与个人良心讨价还价——这不能帮助，而只能摧毁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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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伦敦样式的文明创造了城市里堕落的、没有道德的、非俄国的生物，在作家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看来，这些人“可鄙地缺少对自身力量的信念，缺少坚定的意志和纯洁的动机，这种精神上黑暗的无力感不同于俄国人健康的天性，但是却由于我们的罪恶而造访我们。”民族的这种自觉的无力感之于俄国母亲的威胁恰如真正的阳痿之于许多痛苦个体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城市，1903年廓瓦勒弗斯基如此评说：“彼得堡没有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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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收费让人看彼得堡的太阳，那太少见了。彼得堡没有空气。彼得堡没有光、没有空间、没有生活……只有植物性存在。人们把白天变成黑夜，把黑夜变成白天……彼得堡人超负荷地工作，但是他们更超负荷地喋喋不休……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真能期待健康、种族的延续、社会的巩固吗？……绝不可能——它的命运只能是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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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说法，这种争论反映在神圣俄国的信仰者最觉恶心的那个国家：法国。如果说沙皇帝国的神经衰弱症引起了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之间的恒久争论，那么，在法国，速度和紧张这些思想引发的不仅仅是阿波利奈尔的狂热以及自认患了神经衰弱症的普鲁斯特（他的父亲是医生，写过关于神经衰弱症的文章）的患者艺术，它也唤起了民族衰退与不孕不育的幽灵。这一争论的许多主题属于德雷福斯审判的语境以及对于生育率下降的担忧，但是神经衰弱症强化并瞩目这些担忧。几位年轻的艺术家和大都市居民可能乐享快速度的汽车，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时代的速度是退化和道德衰落的标志。1901年，路易·巴利愤怒抨击“一代花花公子和寻欢作乐者，贫血、神经衰弱，被剥夺了意志和勇气，……阳痿者、结核病患者，在咖啡厅演唱会和时髦的小酒馆里……满嘴谎言”。如同德国一样，神经衰弱症在法国很流行，法国人主要将其视为一种道德衰落，是由“不健康”的城市生活诱发的。“难怪我们的男孩子们染上神经衰弱症”，愤怒的维吉尔·博雷尔如此评述，因为所有的条件共同“湮灭个人主动性、意志力、道德力量及个性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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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视速度和力量为情色力量的先锋派同行一样，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性。神经衰弱症是一种现代自我中心，是男人在狂热的资本沼泽中寻欢作乐，而不是把自己献给民族。教科书已经告诉孩子们这种病是道德懦弱的证明。“需要抵抗（这种病），一旦变得强大，它就不能征服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强大，那就是我们的错。我们把自己交给我们的恶习，就会被他们杀灭。”梅毒是道德退化的直接后果，神经衰弱也常常被同样看待：那些人太过“自私”、不肯安定下来、不肯生育很多孩子，而宁愿耽溺于肉体快乐，“浪费自己”。像手淫者一样，那些“浪费种子”的男人最终筋疲力尽、毁灭、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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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匈帝国，人们对迷失方向的感觉饶有兴致，而不是恐惧。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区域主要是农村，工业化程度不那么高，患神经衰弱症的人群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和伦伯格。这种情形甚至由于族群和脆弱的社会身份之间的不断较劲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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