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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衰弱症是成功的中产男性的病吗？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因“神经崩溃”而住院的工人常常抱怨计件工资的压力，抱怨他们操作的大型机器造成的噪音和带来的危险，而大量接受治疗的女性则是因为工作压力、学习和想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位置而精神崩溃。今天的医生会把主要来自商界、学界和政府的男性患者描述的这些状况诊断为无依无靠感、与性自我的斗争等不同的病症。神经衰弱症阐明了当时人们的情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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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性生活、谎言与早期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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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几十年间，妇女历史研究揭示了被长期忽视的一个历史事实。然而，男性精神疾病的高发表明，在世纪之交，做个男人也很艰难。在无情的执行需求和女性角色变化的夹击下，男性身份受到威胁。所以无怪经由神经衰弱症表现出来的焦虑几乎都有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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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容易得到。同时，性也成了一个问题、一个威胁。期待和机会改变了，尤其是在城市，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便宜的燃煤和实用的公寓意味着更多的隐私。家中的年轻成员现在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床，甚至自己的房间。学生往往住在出租公寓里。技术和科学也孕育了与外部世界及性的不同关系。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进入了礼貌的客厅（当然不会当着仆人的面），把性与“自然”“原始环境”相联系的出版物蓬勃出现，这表现在威廉·博斯赫《自然中的爱——生活》（1898—1902年）这样的科普图书和英国医生哈弗洛克·艾利斯诸多敏感、感性的性学论著的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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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本身给无名的人群提供了多种诱惑和情色可能性，以及各种真实和臆想的危险。大马路吸引了夜猫子，客栈提供了随和的、醉醺醺的熟人；戏剧、电影和时事讽刺剧尽量暴露肉体刺激观众；黄色照片在街角售卖（也通过邮购的报纸售卖）；色情电影在只有男性出席的庆祝活动中播放，年轻、单身、往往贫穷的女性数量足够巨大，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妓女供应。未婚男性心照不宣地借机寻欢作乐，只要在结婚的时候安定下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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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性被等同于危险。许多神经衰弱症患者认为他们的病是“他们年轻时代的愚蠢的后果”——明白无误地暗示梅毒及据称造成毁灭性影响的手淫。西方人一直担心稳步堕入疯狂，担心梅毒造成缓慢的、痛苦的死亡，甚至中度的抑郁症倾向也足以令一位成熟的、“见过世面的”成年人惊骇于最轻微的、可能是这种早期热情的残酷记忆标志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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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气概，”厄内斯特·莫宁于1890年写道，“很可能源自精子不断吸（进血液）……滥用性交或者手淫，丧失精子，等等，导致精囊分泌物耗竭，随之发生神经衰弱症、恐惧症，等等。”性活动，尤其是不指向生育的性活动，导致身体虚弱的个人不可避免地衰弱和退化。连西格蒙·弗洛伊德都相信，他遭受的神经质疼痛是他与妻子“不完全性交”的结果。各地的医生严肃建议家长如何防止孩子手淫，方法多样，从避免放肆的言谈到辛辣食物，到洗冷水浴、打针，甚至烧灼女孩子的生殖器，都是出于良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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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比过去更有趣了，普遍的资本主义伦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邀请人们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努力工作、努力玩乐并决定他们希望成为谁、成为什么人，但是几乎普遍认为妥协于这种兴奋会有最严重的后果。“男子气概”是一种美德，但性仍然是一种道德上的罪错。一位德国患者评论说：“床是神经衰弱症患者真正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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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角色的嬗变增加了男性及其身份的压力。现在，女权主义者为女性争取权利，更多的妇女自己赚钱、上大学，并获得一些独立，而男性似乎不得不比过去更强大、更具男子气概。面对这种持续的精力、诱惑、被妖魔化的性，以及强大的新女性，男性不可避免产生了力不从心感。“每一个女性生物”，一位22岁的德国学生从精神病院给他父亲写信说，“都是我心头的匕首：你不正常，你不正常！你不能性交！你是一个变态虐待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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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学，神经衰弱症也有一个非常令人满足的特点：作为一种病，它非常模糊，适合作为画布，可以在上面勾画社会的诸多当务之急。在俄国，心理学研究非常先进、活跃，许多研究者发现他们自己对这种病感兴趣，直到他们对手上的专业术语破篮筐感到失望。在医学领域之外，这种“文明疾病”引发了非常不同的反应。对那些希望帝国西化的人，那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因素，因此几乎是一种受欢迎的征兆：“目前，我国有数量巨大的神经衰弱症患者，在这方面，其他国家几乎难以与俄国匹敌。因此，把神经衰弱症称为俄国病难道不是合理的吗？”帕维尔·廓瓦勒弗斯基——他本人当然不是一个现代化主义者——如此问道。他自己的回答是谴责性的：“（俄国人）心里没有上帝，他们急于拥抱财神……对利润的追逐要求付出极大的精力和努力：无数不眠之夜、过度的精神付出、缺少手段、时常与个人良心讨价还价——这不能帮助，而只能摧毁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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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伦敦样式的文明创造了城市里堕落的、没有道德的、非俄国的生物，在作家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看来，这些人“可鄙地缺少对自身力量的信念，缺少坚定的意志和纯洁的动机，这种精神上黑暗的无力感不同于俄国人健康的天性，但是却由于我们的罪恶而造访我们。”民族的这种自觉的无力感之于俄国母亲的威胁恰如真正的阳痿之于许多痛苦个体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城市，1903年廓瓦勒弗斯基如此评说：“彼得堡没有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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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收费让人看彼得堡的太阳，那太少见了。彼得堡没有空气。彼得堡没有光、没有空间、没有生活……只有植物性存在。人们把白天变成黑夜，把黑夜变成白天……彼得堡人超负荷地工作，但是他们更超负荷地喋喋不休……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真能期待健康、种族的延续、社会的巩固吗？……绝不可能——它的命运只能是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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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说法，这种争论反映在神圣俄国的信仰者最觉恶心的那个国家：法国。如果说沙皇帝国的神经衰弱症引起了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之间的恒久争论，那么，在法国，速度和紧张这些思想引发的不仅仅是阿波利奈尔的狂热以及自认患了神经衰弱症的普鲁斯特（他的父亲是医生，写过关于神经衰弱症的文章）的患者艺术，它也唤起了民族衰退与不孕不育的幽灵。这一争论的许多主题属于德雷福斯审判的语境以及对于生育率下降的担忧，但是神经衰弱症强化并瞩目这些担忧。几位年轻的艺术家和大都市居民可能乐享快速度的汽车，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时代的速度是退化和道德衰落的标志。1901年，路易·巴利愤怒抨击“一代花花公子和寻欢作乐者，贫血、神经衰弱，被剥夺了意志和勇气，……阳痿者、结核病患者，在咖啡厅演唱会和时髦的小酒馆里……满嘴谎言”。如同德国一样，神经衰弱症在法国很流行，法国人主要将其视为一种道德衰落，是由“不健康”的城市生活诱发的。“难怪我们的男孩子们染上神经衰弱症”，愤怒的维吉尔·博雷尔如此评述，因为所有的条件共同“湮灭个人主动性、意志力、道德力量及个性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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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视速度和力量为情色力量的先锋派同行一样，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性。神经衰弱症是一种现代自我中心，是男人在狂热的资本沼泽中寻欢作乐，而不是把自己献给民族。教科书已经告诉孩子们这种病是道德懦弱的证明。“需要抵抗（这种病），一旦变得强大，它就不能征服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强大，那就是我们的错。我们把自己交给我们的恶习，就会被他们杀灭。”梅毒是道德退化的直接后果，神经衰弱也常常被同样看待：那些人太过“自私”、不肯安定下来、不肯生育很多孩子，而宁愿耽溺于肉体快乐，“浪费自己”。像手淫者一样，那些“浪费种子”的男人最终筋疲力尽、毁灭、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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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匈帝国，人们对迷失方向的感觉饶有兴致，而不是恐惧。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区域主要是农村，工业化程度不那么高，患神经衰弱症的人群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和伦伯格。这种情形甚至由于族群和脆弱的社会身份之间的不断较劲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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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肖像、克里姆特令人不安的淫荡、亚瑟·施尼茨勒舞台人物的情色纠葛全都打上了神经衰弱症的阴影，而古斯塔夫·马勒的生活读起来简直像是案例研究：他在年轻的妻子阿尔玛（后来她说，他不是一个好情人）的怀中寻找性爱满足、他强迫性的工作计划、他卑微的背景与自信心匮乏、他的精神危机和独处需要。他甚至找弗洛伊德咨询他的问题，医生在荷兰的莱顿见了他——这对音乐家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敬意，因为弗洛伊德通常拒绝治疗单纯的神经衰弱症患者，认为他们的梦和幻想中没有什么潜在的东西需要发现，这让他觉得没意思。马勒恢宏的交响乐手势，从病态的内省到狂热的宏伟，是其病况在音乐中的体现：孩童般简单的文本表达了外部世界（例如，不断干扰第一交响乐谐谑曲微妙情绪的军乐队和平庸的舞曲）不断的干扰、机械的快速行进、偶尔的感伤、持续的削弱的讽刺、对超越和宁静的强烈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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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的人们普遍觉得神经衰弱症是文化性的（他们目睹了弗洛伊德对文学和神话的喜爱），因此，无怪乎其时代调门儿最高、最爱骂人的保守主义批评家、犹太复国主义者马克斯·诺尔道把这个问题倒置起来。在他看来，当代文化本身就是疾病和退化的症候。他写道，医生“从世纪末气质、当代文化和诗歌的倾向、创作那些神秘的、象征性‘颓废’作品的男人们的行径、其倾慕者采取的态度与时尚社会的审美本能、两种明确定义的疾病的合流……退化和歇斯底里，它们的初期阶段被视为歇斯底里”。文化本身由于复杂过度和城市生活而发生了病变。他写道：“大城市居民……持续遭受不利的、削弱其生命的力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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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其对神经衰弱症往往着迷的研究及其心理维度方面，哈布斯堡艺术有着正面意义上的华丽。英国医疗机构对神经衰弱症的反应主要是装腔作势的、僵硬着上嘴唇的不以为然。不是说有人怀疑其存在，正如最著名的医生托马斯·克劳福德·奥尔波特（他也拥有精神失常委员会专员这一美好的头衔）所说：“我不仅听说，而且天天都看见神经质的人、神经衰弱症患者、歇斯底里症患者，等等：每个大城市都充斥着神经疾病专家，他们的诊断室里挤满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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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质的人”“神经衰弱症患者”“歇斯底里症患者”等已成为医疗景观的一部分。然而，对于这种病的广泛理论化则有待欧陆人士完成。奥尔波特本人当然无意于把患者拔高为脑力劳动、快速生活的现代反英雄。他写道，神经衰弱症“即便在英国的工薪阶层中也很普遍；我认为，在西来丁，尤其是煤矿工人中间，很常见……实情是，商场的神经衰弱症发病率并不比教区和济贫院高；在繁忙公民中的发病率并不比闲而无事的少女高”。民族力量的退化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引起担忧，但少有或者几乎没有对国外幻想的嗜好。有些人就只是紧张；过度扩张会使情况更恶化，冷水浴、静养、禁欲、健康活动如骑马、研究昆虫或者养蜂，以及小剂量的补血砷可以改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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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专家的驳回并没有减少公众的担忧。大众化的报纸满是神经补品及健康度假村的广告。在这些文本中，关于性衰竭和一般性官能不足的担忧比官方争论更强烈地重新浮现。Beechams丸、Tideman海盐、Ambrecht可卡酒和Odo磁性服装——数百种产品打广告，声称能治疗“神经衰弱和体质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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