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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伦敦样式的文明创造了城市里堕落的、没有道德的、非俄国的生物，在作家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看来，这些人“可鄙地缺少对自身力量的信念，缺少坚定的意志和纯洁的动机，这种精神上黑暗的无力感不同于俄国人健康的天性，但是却由于我们的罪恶而造访我们。”民族的这种自觉的无力感之于俄国母亲的威胁恰如真正的阳痿之于许多痛苦个体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城市，1903年廓瓦勒弗斯基如此评说：“彼得堡没有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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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收费让人看彼得堡的太阳，那太少见了。彼得堡没有空气。彼得堡没有光、没有空间、没有生活……只有植物性存在。人们把白天变成黑夜，把黑夜变成白天……彼得堡人超负荷地工作，但是他们更超负荷地喋喋不休……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真能期待健康、种族的延续、社会的巩固吗？……绝不可能——它的命运只能是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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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说法，这种争论反映在神圣俄国的信仰者最觉恶心的那个国家：法国。如果说沙皇帝国的神经衰弱症引起了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之间的恒久争论，那么，在法国，速度和紧张这些思想引发的不仅仅是阿波利奈尔的狂热以及自认患了神经衰弱症的普鲁斯特（他的父亲是医生，写过关于神经衰弱症的文章）的患者艺术，它也唤起了民族衰退与不孕不育的幽灵。这一争论的许多主题属于德雷福斯审判的语境以及对于生育率下降的担忧，但是神经衰弱症强化并瞩目这些担忧。几位年轻的艺术家和大都市居民可能乐享快速度的汽车，但是对于其他人而言，时代的速度是退化和道德衰落的标志。1901年，路易·巴利愤怒抨击“一代花花公子和寻欢作乐者，贫血、神经衰弱，被剥夺了意志和勇气，……阳痿者、结核病患者，在咖啡厅演唱会和时髦的小酒馆里……满嘴谎言”。如同德国一样，神经衰弱症在法国很流行，法国人主要将其视为一种道德衰落，是由“不健康”的城市生活诱发的。“难怪我们的男孩子们染上神经衰弱症”，愤怒的维吉尔·博雷尔如此评述，因为所有的条件共同“湮灭个人主动性、意志力、道德力量及个性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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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视速度和力量为情色力量的先锋派同行一样，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性。神经衰弱症是一种现代自我中心，是男人在狂热的资本沼泽中寻欢作乐，而不是把自己献给民族。教科书已经告诉孩子们这种病是道德懦弱的证明。“需要抵抗（这种病），一旦变得强大，它就不能征服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强大，那就是我们的错。我们把自己交给我们的恶习，就会被他们杀灭。”梅毒是道德退化的直接后果，神经衰弱也常常被同样看待：那些人太过“自私”、不肯安定下来、不肯生育很多孩子，而宁愿耽溺于肉体快乐，“浪费自己”。像手淫者一样，那些“浪费种子”的男人最终筋疲力尽、毁灭、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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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匈帝国，人们对迷失方向的感觉饶有兴致，而不是恐惧。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区域主要是农村，工业化程度不那么高，患神经衰弱症的人群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和伦伯格。这种情形甚至由于族群和脆弱的社会身份之间的不断较劲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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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肖像、克里姆特令人不安的淫荡、亚瑟·施尼茨勒舞台人物的情色纠葛全都打上了神经衰弱症的阴影，而古斯塔夫·马勒的生活读起来简直像是案例研究：他在年轻的妻子阿尔玛（后来她说，他不是一个好情人）的怀中寻找性爱满足、他强迫性的工作计划、他卑微的背景与自信心匮乏、他的精神危机和独处需要。他甚至找弗洛伊德咨询他的问题，医生在荷兰的莱顿见了他——这对音乐家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敬意，因为弗洛伊德通常拒绝治疗单纯的神经衰弱症患者，认为他们的梦和幻想中没有什么潜在的东西需要发现，这让他觉得没意思。马勒恢宏的交响乐手势，从病态的内省到狂热的宏伟，是其病况在音乐中的体现：孩童般简单的文本表达了外部世界（例如，不断干扰第一交响乐谐谑曲微妙情绪的军乐队和平庸的舞曲）不断的干扰、机械的快速行进、偶尔的感伤、持续的削弱的讽刺、对超越和宁静的强烈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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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的人们普遍觉得神经衰弱症是文化性的（他们目睹了弗洛伊德对文学和神话的喜爱），因此，无怪乎其时代调门儿最高、最爱骂人的保守主义批评家、犹太复国主义者马克斯·诺尔道把这个问题倒置起来。在他看来，当代文化本身就是疾病和退化的症候。他写道，医生“从世纪末气质、当代文化和诗歌的倾向、创作那些神秘的、象征性‘颓废’作品的男人们的行径、其倾慕者采取的态度与时尚社会的审美本能、两种明确定义的疾病的合流……退化和歇斯底里，它们的初期阶段被视为歇斯底里”。文化本身由于复杂过度和城市生活而发生了病变。他写道：“大城市居民……持续遭受不利的、削弱其生命的力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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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其对神经衰弱症往往着迷的研究及其心理维度方面，哈布斯堡艺术有着正面意义上的华丽。英国医疗机构对神经衰弱症的反应主要是装腔作势的、僵硬着上嘴唇的不以为然。不是说有人怀疑其存在，正如最著名的医生托马斯·克劳福德·奥尔波特（他也拥有精神失常委员会专员这一美好的头衔）所说：“我不仅听说，而且天天都看见神经质的人、神经衰弱症患者、歇斯底里症患者，等等：每个大城市都充斥着神经疾病专家，他们的诊断室里挤满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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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质的人”“神经衰弱症患者”“歇斯底里症患者”等已成为医疗景观的一部分。然而，对于这种病的广泛理论化则有待欧陆人士完成。奥尔波特本人当然无意于把患者拔高为脑力劳动、快速生活的现代反英雄。他写道，神经衰弱症“即便在英国的工薪阶层中也很普遍；我认为，在西来丁，尤其是煤矿工人中间，很常见……实情是，商场的神经衰弱症发病率并不比教区和济贫院高；在繁忙公民中的发病率并不比闲而无事的少女高”。民族力量的退化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引起担忧，但少有或者几乎没有对国外幻想的嗜好。有些人就只是紧张；过度扩张会使情况更恶化，冷水浴、静养、禁欲、健康活动如骑马、研究昆虫或者养蜂，以及小剂量的补血砷可以改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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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专家的驳回并没有减少公众的担忧。大众化的报纸满是神经补品及健康度假村的广告。在这些文本中，关于性衰竭和一般性官能不足的担忧比官方争论更强烈地重新浮现。Beechams丸、Tideman海盐、Ambrecht可卡酒和Odo磁性服装——数百种产品打广告，声称能治疗“神经衰弱和体质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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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德国与神经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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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神经衰弱症是时代病，它也迅速成为德国皇帝这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他之前的君主不同，被随从背地里称为“旅行者威廉”“仓促的威廉”的德皇接纳了技术、速度和媒体；如同他数百万的臣民一样，他也承受着这种快速带来的眩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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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暴躁、易怒、注意力短暂著名的德皇令他周围的人很恼怒。从前的德国总理伯恩哈特·弗斯特·冯·布洛追忆说：“他总是希望发生点儿事情，总是想要新的印象、新的形象。”这位君主觉得无法原地不动；他一生匆忙，外交官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荷尔斯泰因给于伦伯格王子的信中说，他好像“下山速度太快，难以控制自己的车”，王子回信说：“可怜的皇帝让每个人都很紧张，但这已经没法改变了。”新教神学家弗里德里希·瑙曼的解释更积极，也更一般。1905年，他写道：“威廉二世是现代交通时代的第一个行家里手。他参与各处的生活，通过电报机同时听和说。”他的结论是：“他是作用于我们所有人的电的倾向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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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热爱速度，总是匆匆忙忙。1901年，他出席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时迟到了，在朴茨茅斯，他命令火车司机把车上全部的煤都放进机车里烧，司机遵从命令，使火车的速度达到每小时145公里，这个速度闻所未闻，火车几乎冲出了轨道。在整个统治期间，威廉保持不断的、惊人的旅行计划。他平均一年在柏林的时间不超过四个月。无怪乎路德维希·奎德1894年含蓄讽刺威廉的小说《卡里古拉》（很快再版了34次）如此描写罗马皇帝：“不停地忙这忙那，陷于紧张的繁忙。”像他的虚拟同行一样，德国皇帝为一个想法兴奋不已，然后予以推行，他最兴奋的是那些使他有机会显示力量、现代性、威力的事情。荷尔斯泰因说：“舰队项目比任何诱惑都令皇帝的神经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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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和能量——并不总是合理——被宣称为当时的口令。压力感如此普遍，连受人尊敬的保守报纸《德意志评论报》都发表了一个高中男生的故事，他由于学习拉丁动词“爱”的动词状形容词而染上了致命的脑膜炎。不得不佩服记者发掘了一个包含了所有元素的故事：学校所代表的社会的刻板，为了继续读书而不得不刻苦学习的压力，面对性而产生的毁灭性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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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巴黎博览会上，亨利·亚当斯对电机顶礼膜拜，折服于其安静的力量与速率。在德国，很多人觉得电机已经成了社会的主导。把力量本身视为美德的并不仅仅是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机械力量成了颓废、堕落的神经衰弱症文化的对立面。历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德卡写道：“在‘力量’成了最高美德的地方出现了一种无分‘善’‘恶’，甚至无分‘正确’‘错误’的世界观，而只有‘精力旺盛的’与‘神经衰弱的’，‘强有力的’与‘瘫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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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指出这些年“几乎难以容忍的神经紧张”。在他的小说《魔山》中，他天才地浓缩了神经衰弱症争论及整个时代的主题。书中的汉斯·卡斯托去瑞士一家疗养院探访他生病的表弟。那是一位德国军官。这次短暂的探望使他在一个地方待了7年，这个地方最重要的特点是所有速度及时间本身都暂停了。“那儿的”世界的规则悬置，数日、数月、数年混在一起，不一会儿汉斯就和居民们打成一片，连对他在“这儿的”唯一一本书《远洋货轮》都没了兴趣。与工程师及其快速机器相对应的是他的表弟约阿希姆·齐穆森——一位患结核病的军官，他最害怕被人认为“瘫软”，无法完成其男性的义务。他所住的疗养院伪装成肺病医院，其实是微型的神经衰弱症世界，是跟不上步伐者的庇护所，充斥着焦虑和病态的情欲——在残忍的弗洛伊德信徒克罗考斯基医生演讲“爱是一种导致疾病的力量”这类话题时，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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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内在的危险，迅速引人入胜，因为机器体现了现代性的推力。当亨利·亚当斯宣称处女时代终结，电机时代开始的时候，他把发动机静默的力量等同于一种女性原则；男性的对等物是飞机和赛车，它们把每个飞行员和司机变成机械武装起来的仿生超人，其力量是用马力进行测算的。如阿波利奈尔提出的，快速汽车是性推动的，1900年代的男人们需要更多的汽车——或者他们以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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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之外的选项就是被汽车碾死。那些适应不够快的人，那些陷于公共道德和个人冲动鸿沟的人，那些没有力气开车的人站在路边，被汽车碰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尽管开辟了新的视野，新世界还是一个无情的地方，人类被分为能够应付和不能应付这两种人。20世纪的心灵争夺战是由技术点燃的，但是是为性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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