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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热爱速度，总是匆匆忙忙。1901年，他出席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时迟到了，在朴茨茅斯，他命令火车司机把车上全部的煤都放进机车里烧，司机遵从命令，使火车的速度达到每小时145公里，这个速度闻所未闻，火车几乎冲出了轨道。在整个统治期间，威廉保持不断的、惊人的旅行计划。他平均一年在柏林的时间不超过四个月。无怪乎路德维希·奎德1894年含蓄讽刺威廉的小说《卡里古拉》（很快再版了34次）如此描写罗马皇帝：“不停地忙这忙那，陷于紧张的繁忙。”像他的虚拟同行一样，德国皇帝为一个想法兴奋不已，然后予以推行，他最兴奋的是那些使他有机会显示力量、现代性、威力的事情。荷尔斯泰因说：“舰队项目比任何诱惑都令皇帝的神经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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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和能量——并不总是合理——被宣称为当时的口令。压力感如此普遍，连受人尊敬的保守报纸《德意志评论报》都发表了一个高中男生的故事，他由于学习拉丁动词“爱”的动词状形容词而染上了致命的脑膜炎。不得不佩服记者发掘了一个包含了所有元素的故事：学校所代表的社会的刻板，为了继续读书而不得不刻苦学习的压力，面对性而产生的毁灭性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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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巴黎博览会上，亨利·亚当斯对电机顶礼膜拜，折服于其安静的力量与速率。在德国，很多人觉得电机已经成了社会的主导。把力量本身视为美德的并不仅仅是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机械力量成了颓废、堕落的神经衰弱症文化的对立面。历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德卡写道：“在‘力量’成了最高美德的地方出现了一种无分‘善’‘恶’，甚至无分‘正确’‘错误’的世界观，而只有‘精力旺盛的’与‘神经衰弱的’，‘强有力的’与‘瘫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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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指出这些年“几乎难以容忍的神经紧张”。在他的小说《魔山》中，他天才地浓缩了神经衰弱症争论及整个时代的主题。书中的汉斯·卡斯托去瑞士一家疗养院探访他生病的表弟。那是一位德国军官。这次短暂的探望使他在一个地方待了7年，这个地方最重要的特点是所有速度及时间本身都暂停了。“那儿的”世界的规则悬置，数日、数月、数年混在一起，不一会儿汉斯就和居民们打成一片，连对他在“这儿的”唯一一本书《远洋货轮》都没了兴趣。与工程师及其快速机器相对应的是他的表弟约阿希姆·齐穆森——一位患结核病的军官，他最害怕被人认为“瘫软”，无法完成其男性的义务。他所住的疗养院伪装成肺病医院，其实是微型的神经衰弱症世界，是跟不上步伐者的庇护所，充斥着焦虑和病态的情欲——在残忍的弗洛伊德信徒克罗考斯基医生演讲“爱是一种导致疾病的力量”这类话题时，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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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内在的危险，迅速引人入胜，因为机器体现了现代性的推力。当亨利·亚当斯宣称处女时代终结，电机时代开始的时候，他把发动机静默的力量等同于一种女性原则；男性的对等物是飞机和赛车，它们把每个飞行员和司机变成机械武装起来的仿生超人，其力量是用马力进行测算的。如阿波利奈尔提出的，快速汽车是性推动的，1900年代的男人们需要更多的汽车——或者他们以为他们需要更多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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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之外的选项就是被汽车碾死。那些适应不够快的人，那些陷于公共道德和个人冲动鸿沟的人，那些没有力气开车的人站在路边，被汽车碰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尽管开辟了新的视野，新世界还是一个无情的地方，人类被分为能够应付和不能应付这两种人。20世纪的心灵争夺战是由技术点燃的，但是是为性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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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十一 1910年：人性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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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追问“这幅画代表什么意思？”而是询问“它给我们什么感觉？”我们看到造型艺术品与一段音乐的共性超过与一幅彩色照片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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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夫·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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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一个夜晚，一位极其优雅、表情严肃、类似古典美女的女士向一群剑桥学生作现代文学演讲，其演讲的中心语句如同她的美貌一样摄人心魄：“1910年12月前后，人类的本性改变了。”做出这一恢宏论断的人谈的是小说，但是她的话也适用于所有艺术，而她是唯一有资格说这话的人，因为早在1910年，她已经是欧洲最显赫的艺术群体之一的核心人物。当然，她就是维吉尼亚·伍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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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尼亚相信她发现的人类本性改变既微妙又难以把握：“我并不是说一个人如同走进一个花园那样，看见玫瑰开花了，或者母鸡下了一个蛋。这种变化并不像那样突如其来，或者确切无疑。然而，确实发生了变化，而因为人必须得任意武断才行，那我们就把（这种变化的）时间定在1910年吧。”这种变化并不是发生在外部世界，也没有确切的花开或者产生某种有用的东西那种令人满足的明显标志，而是发生于内部、家庭及人们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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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可以用一个家常的画面，我们可以从自己厨师的特性中看到这种变化。维多利亚时期的厨师像是生活在地表下的利维坦，可怕、沉默、隐晦、莫测高深。而乔治时代（即乔治五世治下）的厨师则是阳光和新鲜空气的产物；在客厅进进出出，不是借阅《每日先驱报》，而是征询你对她的帽子的看法。你还要要求比这更严肃的人类力量改变的情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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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色红润、戴着时髦帽子的厨娘可能不是最显然的革命标志，但是伍尔夫坚定不移地认为她的代表性并不稍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改变了——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改变的同时，宗教、行为、政治和文学也改变了。”本身就是作家的伍尔夫最感兴趣的是她在此描述的最后那种改变——1920年代开始显现，但源自1910年代左右——它由于没有得到充分理解而更具根本性。她宣称，在此之前，小说家大致能够描写世界的本然样子，无论他们着重于人物和故事，或者选择将人物作为更宏大思想的例子。然而，现在，叙事工具已不足以传达人物与事件的感情和性质。一旦复杂化和准确化，语言就成了“破裂与坠落，崩溃与毁灭的声音”。简单的句子已经无法捕捉世界；习俗、角色和期待改变之快、之彻底，语言的隐喻之网已经跟不上步伐。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协议——类似于礼貌谈话的无言约定，已经瓦解了，使得双方在试图说出有意义的话时都局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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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的痛苦不是因为衰变，而是由于没有作家和读者共同接受的礼仪规范，以之为更激动人心的友好交往的序幕。当前的文学谈话如此虚假——在整个探访中只能谈天气——所以，很自然地，虚弱者难免愤怒，强大者则毁灭文学社会的基础和规则。违反语法；解体句法；好像周末与阿姨待在一起的男孩儿，随着安息日的严肃慢慢过去，出于绝望在天竺葵床上打滚。他们的真诚是急切的，他们的勇气是巨大的……但那是多大的精力浪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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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这种改造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投入到词汇中的创造性精力使得新式写作极其丰富、多彩；另一方面，余下的精力太少了，不足以朝前推动文本，甚至不能给最勇敢的读者传达最低限度的保证。伍尔夫亲口解释说，她在读T. S.艾略特的诗时，感觉既满怀钦佩又精疲力竭：“当我把自己暴露于他的诗行强烈而迷人的美的阳光之下，寻思我必须带着眩晕而危险的感觉地跳到下一行，于是从一行跳到另一行，好像杂技演员从一根杆子飞越到另一根杆子，我承认，我为古老的礼仪而哭泣，我羡慕先人的慵懒，他们不是疯狂旋转于空中，而是拿着一本书，在阴凉处静静地玄想。”付出如此多的努力设计新的叙事工具、新的语言和新的风格，所以文本本身的生命力衰竭了，仿佛词语也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如果比较《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利顿·斯特拉奇的历史杰作）与麦考利爵士（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的一些文章，虽然你会觉得麦考利爵士总是错的，斯特拉奇先生总是对的，但你会感觉到麦考利爵士的文章中有一种形体，一种跃动，一种丰富，它们揭示了他身后的岁月；他的全部力量都直端进入了他的作品，而没用丝毫的精力去进行隐藏与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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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宣称，对于作家来说，1910年或者1910年前后，一切都变得困难起来了。变化强大到无法忽视，迅猛到无法充分吸取，把语言本身甩在了后面。其结果就是艺术的艰难时期，某种艺术要求公众“忍受痉挛、晦涩、零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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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话说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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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1910年定为人类的一个关键日期是大胆之举，对于维吉尼亚·斯蒂芬（后来的维吉尼亚·伍尔夫），这一年与她的个人生平有着强烈的共振。1904年父亲去世后（她的母亲已经于大约十年前去世），斯蒂芬家的四兄妹搬到布鲁姆斯伯里戈登广场46号的一座大房子。这是一个曾经高雅但现在已经衰微的地区，远离他们孩提时代的社交界。他们决定住在一起，没有一个主妇似的人监管他们的美德，维吉尼亚和梵妮莎也没有监护人，这引起了旁人的侧目，但是他们决心过自己的生活，而无视爱德华时代上层中产阶级身份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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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维吉尼亚，这是一个时期的开始。年方22岁的她想写作，起初，她为文学杂志写评论。她父亲的死亡引发了严重的心理危机——这是她多次危机中的第一次——在新家，她开始构建一个成年人格。1907年，她崇拜的哥哥索比在希腊旅行期间死于伤寒，她的决心又一次受到检验，但是她接过了他的剑桥朋友圈，这些人仍然到访斯蒂芬家波希米亚风格的住宅，这里室内通风，墙上和家具上挂着印度的围巾，书堆得到处都是。他们在这里喝浓烈的咖啡、抽烟、纵古论今，甚至也议论那些可耻、可怕的事情。1908年，索比的一位朋友给了她解放性的一击——对此，伍尔夫有著名的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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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站着利顿·斯特拉奇瘦长、邪恶的身影。他指着梵妮莎白衣服上的一处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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