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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远近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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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艺术家一样，马蒂斯从人类的前文明状态中发现了美与幸福及返本归元的感觉。文明和现代性代表速度与神经衰弱、可疑的身份、孱弱的心灵和虚弱的身体。马蒂斯梦想自己置身于色彩饱和的伊甸园，在这里，堕落之前的幸福生活可以实现。其他人不满足于梦想；一批数量小但是稳定的艺术家动身寻找这个地球上的天堂，无论是在艺术家聚居地、艺术家社区还是去国外航行，在这些地方，他们能够研究未被欧洲文化污染的文化，也许能够摆脱资产阶级道德的束缚。法国艺术家享有法属阿尔及尔和法国控制的摩纳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太遥远、太奇异）近在家门口的巨大便利，他们许多人利用了这一诱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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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画家奥古斯特·马克（1887—1914年）和瑞士画家保罗·克利（1879—1940年）于1914年去突尼西亚，带回充满了鲜活色彩和半抽象图案的速写本；马蒂斯1912年去丹吉尔，深刻受益于那里的色彩、传统工艺和装饰，以及北非人显然更加简单的生活。对于那些不能亲身旅行的人，1909年慕尼黑举办的伊斯兰艺术展给这个欧洲先锋派神经中枢的城市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审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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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艺术家响应去国外过更“自然的”生活的号召，部分地跟随前一代先驱者的足迹。1910年伦敦后印象派展览明星之一的高更给欧洲的艺术爱好者们显示了南太平洋的欢乐。踏上通过热情和明朗寻求自我救赎之路，耽于声色的法国小说家安德烈·纪德多次前往阿尔及尔，在此期间他找到了跟随其多情天性的勇气。纪德喜欢男孩子，许多有独立谋生手段的人选择去北非或者意大利南部纵享其被禁止的激情：德国摄影家威廉·冯·格鲁登在他西西里陶尔米纳的别墅，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克洛普在卡普里。这些旅行者的兴趣都不仅仅是由不同文化对待性——同性恋或者别种类型——的不同态度所激发的，而是受到（不同文化）对待情欲和情感的不同态度吸引。纪德在他的自传《如果它死去》（1926年出版，1927年翻译）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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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哪一个神、哪一种理想的名义，你禁止我按照我的本性生活？——如果我只是跟随那个本性，它会把我带到哪里？在那以前，我接受的都是基督的道德观……为了强迫我自己顺从它，结果我整个的存在陷于深刻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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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原始、“自然的”道德并不一定得导致其老手在身体上或者想象中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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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乡村的、往往欠发达的、几乎是中世纪的生活方式，对于许多寻找真实性的人，它提供了国境之内的外国。1905年，作曲家、音乐学者贝拉·巴托克（1881—1945年）和佐尔坦·柯达伊（1882—1967年）在其祖国匈牙利腹地旅行，旨在记录马扎尔和吉普赛民歌。他们这次在经典声调系统和正式约束之外的乡村世界的探索所获得的音乐产生了一种新的、以自己的乐曲表达的音乐美学。这种音乐有锯齿般的锐利，像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一样不为时人的耳朵所熟悉。他们的音乐不是19世纪末李斯特、勃拉姆斯、德沃夏克和柴可夫斯基等人推广的那种温柔的民间音乐释义和管弦乐。这种音乐，还有捷克作曲家里奥斯·雅纳切克（1854—1928年）的音乐，不寻求以微妙、异国情调的色彩装饰缜密的高雅艺术音乐。作曲家们希望改变艺术音乐，改革听音乐的方式，恢复民间音乐僵硬的、不熟悉、不和谐的声音，他们假设这种音乐还没有受到西方生活病态意味的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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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寻找具有古老根基的民族文化有其政治含意。在整个19世纪，音乐、绘画的民间主题、民间故事、童话故事以及少有使用的语言都被用来作为宣称民族身份的手段，艺术家们都想做民族概念的捍卫者，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的事例非常出名，他们的民族风格将捷克分为两个音乐阵营，但是对维也纳的无视又把两个阵营团结起来。此时，民族复兴的政治形势更加尖锐，尤其在它寻找史前的过去之时。讲德语的先锋派艺术家对日耳曼过往历史毫无兴趣。埃米尔·诺尔德（1876—1956年）和马克斯·佩克斯坦（1881—1955年）的油画表现女孩们和妇女们欣喜若狂的舞蹈场景，具有春天祭祀甚至女巫安息日的全部活力，但是无法判断背景是德国森林还是塔希提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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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的异化与对理想化的、单纯的过去的怀念之间的张力在许多归化的犹太人中尤其强烈，他们发现自己陷于一对深刻的矛盾：他们竭尽全力在西方世界出人头地并被西方世界接纳，同时，他们的许多老年成员怀念着永恒的犹太小镇的生活方式。对于大多数犹太人，贫民区的贫穷记忆才刚刚过去不久，还不会被浪漫化；西方社会完全的公民身份又有着太强的吸引力。意义深远的是，这个时期的许多犹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局外人感觉加强了，他们急于抓住习俗、阶级和出身这些问题，但是马克·夏卡尔和马丁·布伯属于例外，他们很少援用他们的家庭所抛弃的犹太历史。古斯塔夫·马勒在他的交响乐和歌曲中采用美国民间曲调、军乐和日耳曼民间诗歌，但是他不采用犹太曲调。西格蒙·弗洛伊德后来写到摩西，但是他在心理分析中所用的神话原型出自希腊神话，而不是《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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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狂喜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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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试图从古希腊深厚的源泉中舀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泉水。弗洛伊德是其中一员。对于一个倦怠的、被沉闷的基督教价值观遗产阻碍的文明，有什么比采取前基督教奠基神话更好的治疗方法呢？在人文学校接受拉丁和希腊教育、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了解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战争的一代人，什么样的冲动能够更自然呢？尼采，那位伟大的复兴预言家，那位任何一个自尊的知识人都阅读过其作品的作家，当然是一个古典文学教授，他要求给予狂喜的、往往是破坏性的酒神因素更高的文化地位，以抗衡阿波罗和雅典娜冰冷的结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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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重访希腊人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塑造他们，奥地利评论家、剧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就是其中之一。德国女明星格特鲁德·埃索尔特向他请求新的挑战，他受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伊莱克特拉》的启发，创作了同名戏剧。工作进展得很好，只用了三个星期，兴高采烈的霍夫曼斯塔尔就把剧本送给了以其大胆的角色、每次演出都竭尽全力而著称的女演员。她的反应即时而热烈。她在写给他的一封颇有戏剧性的信中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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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把你的《伊莱克特拉》带回家，刚刚读完。我躺在床上，心都碎了——我痛苦不堪——我感到暴力的压迫，我失声痛哭——我害怕我自己的力量，我害怕等待着我的折磨。（演伊莱克特拉）我会非常痛苦……你写的是我燃情的生命——你从我的血液中构建了狂野梦想的种种可能性……我生活在这里，没有任何猜疑……我的血液的无限燃烧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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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都认识——（我的认识）令我震惊——我吓坏了。恐怕——我还在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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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女演员这么害怕的是什么？霍夫曼斯塔尔的确写了一部令人震惊的戏剧，正如著名批评家阿尔弗雷德·科尔在该剧于1904年首演后所说，这是“有风格的血腥的愤怒”。伊莱克特拉的整个生命中心就是为她英勇的、遭到谋杀的父亲阿伽门农——他命丧自己的妻子（伊莱克特拉的母亲）和她的情人之手——复仇。她像哈姆雷特一样想要报仇，但是不同于哈姆雷特，凶残的感觉在她心中燃烧，她决心杀死她的母亲和母亲的情人，为此她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希望：观众惊骇地看到一个嗜血的女人，一个被强烈的情绪——不是歇斯底里，或者忠诚，或者捍卫少女的纯洁——撕裂的女人。霍夫曼斯塔尔从古老的神话中创造出一个新型的女人：危险、有力、具有毁灭性的激情——实际上，她在任何方面都不符合女性的角色期待；而且，他还走得更远。在希腊原著中，伊莱克特拉是神圣复仇的工具，真正的戏剧及对人类行为的责任因此是在奥林匹斯山上展开的。而在新版本中，这一安抚人心的情节被取消了，所有的激情、所有的疯狂、所有的欲望都被作者置于主人公们自己的思想和心灵之中。伊莱克特拉既不是更高力量的工具，也不是追求正义的女人；她是被她完全失控的暴力、血腥冲动折磨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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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播下了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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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了欲望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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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具黑色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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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人间，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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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生命之火，我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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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毁世界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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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脸色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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