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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公司中较大的百代公司的兴盛是早期这些年的典型。它最初的业务是进口爱迪生的留声机，然后就开始仿冒他的电影放映机。1905年这对狡猾的兄弟每个月卖出200台相机和放映机，每天卖出12000米胶片。1906年，他们每天卖出40000米胶片，每周出品10多部短片，每部短片有75个拷贝，并开始构建世界性的发行网络，销售他们的影片。1904年，百代公司在莫斯科、纽约和布鲁塞尔开办了机构；1905年，在柏林、维也纳、芝加哥、圣彼得堡开办了机构；1906年，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米兰和伦敦的机构开张。很快，公司业务沿着殖民路线走向世界：印度、东南亚、中南美洲、非洲。1908年，仅仅在美国一个国家，百代公司的每部电影就可以卖到200个拷贝，法国和比利时200个电影院构筑的帝国确保公司对国内市场的控制。1910年前后，电影已经成为了百万法郎的产业，有巨大的观众群和更大的潜力。在美国，镍币影院，即便宜影院，迅速成为了普遍现象。这种你死我活的无政府主义行业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1907年，一位美国记者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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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美国还没有放映活动图像的镍币影院或者五分剧院。今天，已经有四五千家在运营并赚钱，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加。这是活动图像业的繁荣时期。每个人都在赚钱……镍币影院开发出一个全新的阶层，将过去不了解戏剧并且也不把戏剧作为生活内容的人变成了影迷……看起来好像难以置信，但是，一年平均每天有两百多万人去镍币影院，其中三分之一是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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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币影院一般是小剧院，有199个座位，一周七天，每天放映12到18场次。影院墙壁漆成红色，椅子是普通的厨房椅子，没有固定在地上。墙上唯一不是红色的地方是几个黑色和白色的符号：禁止吸烟，脱帽。但也并非一成不变，有些影院墙上写的是：想待多久待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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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拉丁族裔比犹太人、爱尔兰人或者美国人更爱看电影。各个种族的海员都是电影爱好者……有魄力的老板往往请一位钢琴师担任伴奏，他受命在场景毛骨悚然时弹《伊丽莎穿过冰雪》，在追孩子的滑稽场面出现时则弹快节奏的拉格泰姆音乐。而在竞争不激烈的地方，老板则只管按下按钮，开始自动播放，当天使从勇敢的小英雄残缺的尸体上变身出来时，可能会大声吼叫“比尔，我要跳两步舞而不是华尔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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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有它自己的小型夜间电影潮，但是，这种短暂的时尚风潮正在退去。新一代的电影院如野火般蔓延。1912年，伦敦有近500所影院，曼彻斯特有111所，仅英国一年卖出的电影票就达3.5亿张。连农业国家匈牙利都有270所电影院（其中92所在布达佩斯），欧洲电影在遥远的仰光、上海、墨尔本上映。1913年，雷内·都米克写道：“电影院的时代业已到来，这种新的崇拜渗透了整个欧洲，征服了世界。”这是蒸蒸日上的电影帝国，尤其是百代公司和高蒙的时代，这些巨头更长、更壮观的影片吸引着观众，而且，他们的电影院规模越来越大，放映不再是无政府主义的、不受控制的，而是宏大、装饰华丽的人民宫殿，充满魅力和抱负的共享世界，英雄失宠，明星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有3400个座位的高蒙宫是规模最大、最富丽堂皇的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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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谈到艺术家对这种普遍碎片感的反应，但是，电影和其他艺术之间也有直接的相似处。镍币影院吸引着数以百万计好奇的买家之时，报纸开始刊发连环漫画回应市场对快速、简洁有力的图画故事的需求。《疯狂猫》《宿醉的孩子》以及《维尼熊》在美国报纸上定期刊出，并形成了独有的表达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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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追星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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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族银幕英雄很快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斯·林德（加布里埃尔－马克西米利安·德·柳维亚尔，1883—1925年）。他是法国厚脸皮的原型，全世界观众怀着全神贯注的喜悦观看他的冒险故事。欢快、留着络腮胡的马克斯竭尽全力想取得成功，但是遭遇重重的混乱。如果他坐在火旁，那么他的鞋子就会燃起来；他僵直的衣领怎么也竖不起来；他陷入的每一个情形结局总是社会的毁灭和令人捧腹的尴尬。仅1912年一年，林德就拍了34部电影，一哄而上的闹剧给他带来了100万金法郎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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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新型的明星地位，它与老式名声的作用方式不同。在19世纪，如果你想一睹1900年代之前已经是明星的萨拉·伯恩哈特（1844—1923年）的传奇剧，那么你得在巴黎，或者她巡演到美国、圣彼得堡、伦敦时，买票进入昂贵的剧院。如果你在世纪之交之后想看她的表演——她直到60多岁还在扮演年轻女子——那只需要等到她的新片子出来，就可以体验到所谓的戏剧顶峰——无论你是在首都，还是在比利牛斯山村，或者里斯本、克拉科夫，抑或旧金山的某条后街。伯恩哈特的名气始于19世纪，那得益于她在台前幕后的狂暴表演，但是在20世纪（她的名气）更加卓著，这主要是因为她在舞台之外的恶名——它具有影迷期待的所有名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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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哈特（她的事业高峰恰逢报纸大量发行、明信片之类图片复制出现）之前，没有哪个明星像她那样让公众目睹个人详细情况及所有个人神话的香艳素材。伯恩哈特有时候喜欢睡在她的棺材里（然后让人拍照），这像她的异国情调的动物园一样引起了许多的评论。她的动物园里先后有过狮子、猞猁、喝了太多香槟意外死掉的小鳄鱼、吞下沙发靠垫噎死的巨蟒。然而，同明星著名的瘦削身材和高贵的人生列车相比，在她无数备受关注的艳情——人们几乎以传教士般的热情予以关注、渲染，进而又通过谣言和传记涂抹——面前，她的动物的奇异色彩黯然失色。法国小说家大仲马打趣道：“你知道，她完全是个说谎者，她甚至可能很胖！”她的几十个情人包括威尔斯亲王爱德华、艺术家古斯塔夫·多尔、意大利小说家加布里埃·邓南遮、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如罗伯特·戈特利布所说：“她诱使超同性恋的罗伯特·德·孟德斯鸠同她发生了异性性关系，使他呕吐了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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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转瞬即逝的恋情只是更实质性的订婚间隙之间的小把戏。她同著名的美男子、喜剧演员让·蒙内特－苏利（他老年的时候回忆说：“到60岁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根骨头。”）订过婚，同她崇拜的年轻英俊的希腊人阿提斯泰迪斯·达玛拉订婚、结婚，并被他骗光了财富。要不是幸亏他因吗啡过量死去，他可能会彻底毁掉她。伯恩哈特悲悼他的方式如同爱他一样盛大而富有戏剧性。这些都是围绕萨拉·伯恩哈特的传奇故事。她是伟大的悲剧女演员、法国伟大的女大使、法国艺术的化身、戏剧艺术的化身、最多丑闻最辉煌的女性。她的座右铭是“做自己”，在伦敦的舞台上，她就是以这样的精神出演了法国版的哈姆雷特，使得她最严厉的批评者萧伯纳说她是“一个疲乏的、干咳的悲剧演员”。萧伯纳属于极少数不喜欢她的人，他尖刻地写道：“我作为戏剧评论家永远不可能对萨拉公平，因为她跟我的阿姨乔治娜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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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讨厌阿姨的萧伯纳，报纸编辑都热爱萨拉·伯恩哈特。任何关于她的故事都可以促进发行量，因为人们痴迷地想更多地了解“他们的萨拉”，了解她的美、她的化妆技巧、她对裤子的偏好、她壮丽的死亡场景、她奢侈的习惯和对她的私生子莫里斯的爱、关于她的情人们的真相——后来则是她截肢的悲剧及她去前线为士兵们朗诵诗的勇气。伯恩哈特被她数以百万计的崇拜者消费——他们全神贯注地阅读有她特写的报纸杂志，蜂拥观看她的电影，买她的照片，写信给她索要签名；他们在墙上挂她扮演哈姆雷特或者吉斯蒙达的著名海报。在征服舞台之后，“神圣”的萨拉长期是媒体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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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林德和萨拉·伯恩哈特那种程度的名气是正在迅速改变公共领域和个人经验性质的新型文化现象。在大众传播、电影和留声机出现之前，每一种经验都具有独特性。你去听歌剧或者去听音乐会，你知道（实际上，甚至都不会问问是否）今晚的经验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另一个晚上会不一样，会体会到另外的声调、另外的手势，另外的反应。生活是滑过手心的珍贵之物，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时间哪怕驻足片刻。新媒体改变了人们与经验的关系。本世纪神奇的男高音恩里科·卡鲁索或者伟大的女高音阿米莉塔·嘉丽—库尔奇每天晚上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唱的都不一样；他们的状态可能好可能不好，可能对经过尝试和检验的阐释赋予新的细微差别。但是留声机唱片每次听起来都是一样的。卡鲁索1907年录制的雷昂卡瓦罗歌剧《小丑》是全世界第一张销量超过百万的唱片。一个新的市场应运而生，一种欣赏艺术的方式也随之出现。无需再去歌剧院，无需相应的所有社会包袱就可以欣赏一位歌唱家的演唱。不用买票，只需要买一张便宜的唱片，就可以在家里，穿着衬衣，听音乐——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想听多少遍就听多少遍，而且，每一次，伟大的音乐家都处于最佳状态，每一次都会在同样的点感觉到熟悉的震颤。电影和录音经验变得可以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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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变革具有不同的、几乎是神奇的品质：它可以让时间驻足，使经验凝固。乔治·伊斯特曼于1900年率先引入了简单的布朗尼照相机，它有一个镜头，不过纸盒大小，售价仅1块美金。曝光六次的胶卷花费15美分。发明者推出柯达一年不到，就生产和销售了15万台小相机。这种相机便宜、好用，适合小孩。专业摄影师和富有的业余爱好者已经使用相机10多年了，但是1900年前后便宜、简单的相机改变了整个游戏。这下，每个人都可以照相——不仅仅是在围着大帷幕、着色背景，摆着装饰得花里胡哨家具的正式照相馆照相，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在最随意最出其不意的情况下，也可以照相。我们已经认识过青年摄影师雅克·亨利，了解他对速度的热爱，有他那种痴迷的业余摄影师（大多数不如他有才华）数以万计。转瞬即逝的瞬间得以留存，朦胧的光下，这些瞬间仍然如此生动。报纸上登载的照片复制量达百万份（1913年，仅德国一年印行的报纸就达1600万份），使得本来如童话故事般遥不可及的事实近在眼前。照片使世界变小、速度变快，同时，它们的魅力在于飞逝的时间的暂时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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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按下按钮或者开关之间就可以改变体验的全新的强大力量。正如法国神父、整个巴黎的忏悔者木格尼尔1910年在他的日记中发牢骚说：“今天，人们不再轻松。这种情况只会更严重。X光会穿透你，柯达会拍下你的形影，留声机会刻录你的声音，飞机在高空威胁我们。”西方世界有许多人觉得迅速变化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威胁，木格尼尔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观察者路易斯·豪格马尔德分析电影对观众的影响，并得出以下富有先见之明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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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它（电影），被魅惑的大众将学会不再思考，抵抗所有推理和建构的欲望，这种情况会一点点地发生；他们将只知道如何睁开大而空洞的眼睛，只是看，看，看……如果现代的呼声表述为“面包和电影”，那么，电影也许将构成社会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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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渐渐接近来势汹汹的、普遍的哑剧的普遍幻觉一统天下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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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大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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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们可能觉得愤怒，但是，绝大多数人民急切地拥抱民主化和全球化的娱乐方式与信息获取方式、思考方式和他们觉得美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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