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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万只灯泡的照耀下，大皇宫像一颗巨大的宝石，是整座城市最引人注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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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另一个机构是商业辉煌与社会预言的结合。乔治·迪法耶尔（1855—1916年）创办了一家与众不同的百货商店。1895年迪法耶尔在蒙马特附近建立的商业大厦（耗资巨大）象征着消费者的梦想与商业宇宙本身。有位顾客对立面的三个至高无上的象征物印象深刻，他写道：“从主入口走进迪法耶尔商店，你觉得好像是进入了皇宫，而不是商店。”那三个象征物包括放置在巨大的门两侧的雕塑，分别代表信用和宣传，这个帝国的柱子上，挂着一座巨大的钟，提醒每个人时间就是金钱。店内装饰着200座雕塑、180幅画、装饰柱、举着明亮烛台的闪耀的人物、彩绘玻璃，华丽的楼梯通向有300个座位的剧院，色调是白色和金色，挂着丝绸窗帘，巨大的镜子反映着无尽的光的海洋。地下电影厅给1500名观众奉上4个小时的节目。夜晚，建筑的玻璃穹顶以100万只蜡烛照亮，在12英里之外就看得见这座地标建筑，同埃菲尔铁塔传奇的探照灯有得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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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法耶尔不同于其他百货公司：这里，顾客只需要支付购买价格20%的首付款，可以按每周18%的佣金分期付款。1900年前后，公司名册上登记着300万顾客，运行这个部门的职员有3000人。入口处放置信用雕塑是有充分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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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法耶尔在法国各省通过分店出售的商品不仅针对有钱人，其目标客户也包括中等收入者。这些商店模仿富人的口味，出售模仿财富与成功的仿制品。批量生产的女式丝绸衣服和男士预制西装；貌似珍贵皮毛的兔毛皮；模仿珍稀鸟类的奢侈羽毛制品；貌似纯银的电镀锡餐具；色彩艳丽的人造花；华丽的天鹅绒软饰；机制书架上面摆满了廉价的金色古典文学浮雕版本。这一切共同创造了一个虚假的财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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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察者对这种普遍的粗俗表示绝望，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把这种新的现实视为堕落而置之不理。历史学家乔治·特拉维尔拉韦内（1855—1939年）以分析这种迷人的现象及其社会含意为终身职事。他论辩说，那些哀叹水平下降的自命的美学家没有抓住要点，“每一次（工业）范围扩大，大量个人就会获得新的生活满足感；它们使得苍白、虚幻但是甜蜜的富裕映像渗透到甚至是身份卑微的人的生活。这类卑俗化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成果：他们对之抱以极大的尊重。”如果说这种财富和个性外观没有体现出个人天才的火花，那么这种新的、批量生产的快乐仍然代表着进步：“新奢华的特征是平庸。如果你愿意，那么让我们不要抱怨太多：之前没有平庸，只有痛苦。让我们不要陷入这种孩子气然而常见的矛盾状态：一面欢迎工业发展，一面悲叹工业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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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成果在美国表现得最为强烈。那里没有不同的法律制度、习俗和国界妨碍欣欣向荣的消费市场。复杂的分销网络和消费者研究鼓励新的、合理化的销售途径，允许约翰·哈特福德这样的商人在全国各地布满他的A&P连锁店。1912—1915年间，每三天就有一家新商店开张。邮购目录使得离群索居的农民也能够享有批量生产带来的舒服，把现代消费品送到最遥远的拓荒者手中。最著名的邮购公司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生产了《圣经》大小的目录书，并且数量惊人：1904年，其500页、承诺通过消费获得更好生活的插图商品目录达到了100万册的发行量，并且以每年100万册左右的数量增长。西尔斯的目录和《圣经》一起成为了美国阅读最广泛、发行量最大的书。其简短的文字、生动的插图使之甚至成了小镇学校最喜欢的初级识字课本，孩子们通过产品描绘学习单词拼写，通过累加订单学习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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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的统计消费世界不仅使生产标准化，而且也使消费者标准化。研究者用皮尺、计算尺和统计数据绘制人体标准及其最常见的尺码，这样，生产厂家就可以有效生产成衣。随着人寿保险在整个西方极速上升，保险公司雇请精算师、训练有素的数学家计算客户受伤和死亡的可能性，由此计算偿付及条件。交通规划员和城市规划专家使用数据测算道路、污水系统、有轨电车座位、监狱容量等。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界，男人女人首先是数字，然后才是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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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为他们的数字存在而夜不能寐。现代计划与生产方式的结果给了普通人前所未有的机会改善其境况，或者至少，广告不断大声地如此宣称。凯洛格、辛格缝纫机、柯达、贵格燕麦片、可口可乐（1900年广告预算为100万美金）都是家喻户晓的品牌。对大多数人，这个方便、有着所谓无限可能性的社会的魅力势不可挡，虽然偶尔有牧师或者艺术家可能看到其内在的陷阱，例如，1906年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丛林》——描写芝加哥肉类行业新移民残酷的工作状态——预示了后来成为20世纪重要主题之一的机械化生产的非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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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屠宰生猪又被吊起来，送上另一台车；至此，穿过两行人之间……在一个高台上，生猪来到面前时，每个人都对它做一件事：一个人刮一条腿的外侧，另一个人刮同一条腿的内侧。一个人快速割断喉管……另一个人划拉开它的身体，第二个人把身体扩开，第三个人用锯子锯开胸骨，第四个人切割内脏，第五个人把内脏拖出来……有人刮两侧，有人刮背；有人清洁身体的内部，有人修剪和清洗。从上往下看这个房间，只见一行悬挂的猪慢慢地蠕动……每一个院子里都有一个拼命工作的工人，好像后面有鬼在追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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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新发现的流水线效率是亨利·福特工厂汽车流水线的启发因素之一。很难摆脱这样的印象：它也预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机械化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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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电影先驱路易斯·卢米埃尔在他的影片《机械熟食》中，不仅表现了特技摄影（这里是向后筛选）的惊人效果，也显示了生活个体与大众生产之间脆弱和越来越令人费解的关系。在电影中，香肠变换回了绞肉机，重新变成两半边猪肉，最后变成一头快乐的猪。某种程度上，机械化的方便和个体生活似乎处于大多数人生活的两端。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恐惧，成群的先知反对“美国化”、粗俗和好品味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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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更敏锐的观察者看到了潜在的、所有灿烂所掩盖的更加严重的问题。事物的表象从来没有像世纪初消费文化的盛大庆典、1900年巴黎博览会那样令人眼花缭乱。一家天主教杂志的记者莫里斯·托尔米耶尔（1850—1933年）写了一系列文章描绘博览会的虚拟现实。托尔米耶尔写道，参观者看见的不是任何已知事物的代表，而是极力争取最大效果和娱乐的结果。“印度教寺庙、野蛮人的小屋、塔、（伊斯兰国家的）露天市场、阿尔及利亚人的小巷、中国馆、日本馆、苏丹馆、塞内加尔馆、柬埔寨馆……各种气候、建筑风格、气味、色彩、食物和音乐”与这些国家的生活毫无关系，都是组织者为出卖更多的票鼓捣出来的。在印度馆，参观者可以看到一群填充动物，有吹胀的大象、一群母鸡、一头野猪、准备进攻的蛇，附近是捷豹家族和玫瑰朱鹭——它“显然吃惊”自己被这么多不同的动物给包围了。事实由商业灵感的幻想给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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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概念的印度、这种概念的印度仓库，如此瑰丽如此部分真实，如此只有部分真实以至于虚假，所有这些挤满了人的屋子……只给我呈现了一个不完全的、断裂的印度，只是收银员的印度。另一个印度？饥荒的印度？因为这个巨额贸易的国度同时也是可怕的局部退化的国度、本地人极其痛苦的国度。那里大量的人死于饥饿，受到饥饿折磨。印度不仅仅是仓库，也是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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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展览的各个区域，托尔米耶尔只看到“无效、滑稽、重大的改变或者彻底的虚假”，刺激并满足着刻板印象，但绝不是呈现真正的新事物。相反，全都是舞台工作，全都与其表象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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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们好像是在最传奇的西班牙，这一次，真的是制作精良的美味佳肴的逼真再现。这些老旧的墙，这口破碎的井，这些摇摇欲坠的小小的柱子，被忘却的盾形纹章，使我感觉到五个世纪的神秘和阳光……然后我更仔细地观察，我注意到，在门的上方，在石头的包浆中，有哥特字母的痕迹……我走近看，我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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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梅里埃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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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托尔米耶尔来说，大众消费的世界也必定是由经济刺激的谎言世界，对它提出任何别的要求都是荒诞不经的。进入世界博览会的会场意味着赞同它的规则，正如进入百货商店意味着——或者不如说允许，甜蜜地、暂时不去质疑使所有购物者富有和免于烦恼的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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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博览会必须是博览会，也就是说，是某种类型的说教式银行，其第一目标是吸引、保持、通过银行的独有手段，吸引、保持……真理、历史、常识，以后会尽可能安排好。所以……为什么，在英属印度，黑豹、野猪、鹧鸪、大象、猴子、朱鹭和蛇出现在同一个屋檐下，构成这种感人的集体？因为这个寓言把它们集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为什么饥饿的印度被具体化为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营养良好、精心打扮的印度人？因为饥荒不会，也永远不会有吸引力……为什么安达卢西亚——在摩尔人的时代——向我们推荐梅里埃巧克力？因为真正的摩尔人和真正的安达卢西亚人，根据所有的外观，并不适合用来做广告，而博览会未来不会、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不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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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世界博览会把世界带到首都，那么，新的运输工具把大城市的居民送往更广阔的世界。维也纳的避暑山庄、法国的特鲁维尔、比利亚茨和其他的海滨城市；遍布德国农村地区的便宜旅馆和工人度假屋及波罗的海度假胜地——它们使欧洲人得以离开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抛开城市的匆忙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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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更早实现工业化，对大西洋对岸的新开发地如康尼岛（这是一个传奇的休闲胜地，纽约人放弃城市高温，换取游乐园的高温）等更为开放，英国人也是当之无愧的海滨度假冠军。铁路使得每个人都能来到海边，有着壮观的建筑、音乐厅、剧院和其他大众娱乐设施的布莱克浦和布莱顿码头只是从博格诺·里吉斯到韦斯特沃德·霍的那些比它们更著名或不那么出名的、几乎是没完没了的海滨胜地中规模最大的两个。1900年，仅布莱克浦一地就接待了约300万游客，到1914年，接待游客达400万人——当年约10%的英国人造访了这个海滨城市。更多的人去了其他旅游地。对许多人来说，大众的到来是令人愉快的，但是，有些人也觉得这冒犯了优序良俗。但是，正如乔治·特维尔拉维内指出的那样，这是整体状况的一个必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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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巴黎人独自拥有布洛涅公园，或者和少数几个朋友共同拥有它，而不是与其他50万个人共同度假，（这）无疑是更愉快的事。正是辉煌的进步才使得大家都可以去原本遥远的远足之地，并造成了这种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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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世界本身变得更加近便了，越来越难以逃离人群、城市生活的速度和紧张、交通的喧嚣以及广告不断的视觉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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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文化及工业化带来的方便、娱乐与“面包与电影院”的文化，是大众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缓缓进步的传统结构——地域来源、宗教信仰、同业公会和地产（庄园）——自文明的开端以来一直是划定身份的主要因素，现在，在城市化和大众媒介的有力援助下，由其他结构所取代。一个自认是普罗旺斯乡村的清教徒、像父亲一样的葡萄酒酿造商可能觉得乡村生活没有未来，因此可能决定收拾行装，去巴黎的工厂当工人。在新生活中，他可能会是《晨报》的忠实读者，特别喜欢体育版和小说连载，是托马斯犯罪电影系列的小说迷、社会主义者、分配园艺委员会成员、巴黎足球俱乐部支持者——这是由各种个人选择构成的身份。他的妻子可能来自天主教为主的布列塔尼，给孩子起法国名字，从法国革命、希腊神话、体育英雄，或者当红明星那里获得启示，从而宣示家庭的社会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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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选择的引擎、工业及其批量生产的商品以离散而强大的力量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改变的不只是作为事物的外貌，而是结构本身；就人们所穿的现成的衣服和鞋子而言，真的是这样。1870年代以来，普通先生和普通太太的品味可能没有太多变化——实际上，社会变化所造成的不安全感可能使他们的品味进一步历史化新文艺复兴和新中世纪幻想——但是其欲望对象的可用性和价格改变了。现在，许多人买得起适度的奢侈品，在目录或者百货商店进行个人选择，他们可以买报纸和电影票，可以带上家人去海边度假一周。在日常生活处理中，他们作为链条上的最后一个环节，成了充分全球化的经济的一部分：他们与其他数百万人一样阅读同样的报纸，吃新西兰和阿根廷进口的肉、俄国和加拿大进口的小麦，喝工业化的乳制品厂送来的牛奶，饮殖民地的茶和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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