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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一种新的男子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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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思想和我们在前面各章看到的社会问题之间存在着显然的联系。生育率下降，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生育率下降，引发了被社会地位更低下的人淹没的恐惧，并质疑——不符合逻辑，然而非常强有力——生育孩子少的丈夫们的男子气概。围绕男人和女人关系的质疑已经足以引起对颓废的社会混乱的恐慌，害怕人们已经不知道自然分派给他们的位置。奥伦堡王子（于伦伯格）那样的丑闻，以及虔诚的优生学者、因为被人谣传是同性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克虏伯的自杀，造成了有权者道德堕落的印象。此外，神经疾病和神经衰弱症的浪潮及精神病学的崛起和性病理学的自由讨论，都造成了不稳定及人类走向衰弱的感觉。对堕落、虚弱和无男子气概的恐慌到处弥漫，它的背后是若隐若现的以机械为动力的糟糕社会，其中大批虚弱者、不适应者被大众娱乐和工业化削平所有区别、优点及价值的说辞所哄骗、催眠。优生学似乎提供了解决这些恐惧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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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优生学思想在德国和英国很强烈，那么，它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得到广泛的讨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历史学家非常关注德国的优生主义，但是，最近对其他国家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争论同样激烈，想法并不（比德国）来得更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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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拉马克的遗产及其可遗传获得性特质学说在1900年左右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此外，低生育率导致法国人口崩溃的广泛担忧阻止科学家接受新马尔萨斯立场，不建议进一步限制那些他们认为低劣的人口的生育率。需要建立一个未来（工业、政治及知识）的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优生学成了这种乌托邦社会工程学盛宴的一部分，法国作家对于国家的未来更为怀疑，因此也许就不那么倾向于想象这样的一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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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优生学（实际上就是选择性繁殖）在议事日程上并不处于重要地位，但是涉及淘汰不适应者的时候，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并无二致。在一次废除死刑的辩论中（很快被高级司法部门给驳回，转而纠缠砍头和绞刑的优缺点），许多专家发表了对于处罚的总体看法及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看法。意大利犯罪学家塞萨尔·龙勃罗梭研究生物特征测量，确定他所谓的“天生的罪犯”，也就是那种不干任何好事的人，认为最好在这类退化的人一生下来就把他们关起来，或者立即处决。法国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劳伦特热烈支持这个观点。他的辩说简单、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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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亲爱的狗患了狂犬病，你会杀了它——无论这个残酷的举动让你付出怎样的代价。但是你杀死它是为了保护它不受伤害，使它免除不必要的痛苦。而在你的周围，自然以其风暴、饥荒及充当其刽子手的食肉动物的爪子和牙齿，对弱者和失败者实施大规模屠杀。自然要求社会杀了他们！人类的过去通过历史上的数百种声音对现在说杀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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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专家、退休军医赞美行刑的效能，因为那有一种有益的副作用：“它使得（未来孩子的）疯狂敷衍者退出循环，通过避免孕育潜在的、感染了恶行的胚胎……从而是种族改良的强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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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优生学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保守的司法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早就提出采用优生学措施创造身体更健康的无产阶级。在法国，优生学思想这种有些令人吃惊的一面的代表人物是教育学家、活动家保罗·罗宾（1837—1912年）。罗宾是个天生的革命者。他是一位保守的海军军官的儿子，移居比利时，做了教师。他靠当私人教师过活，涉足社会主义教育和理念，在日内瓦、伦敦、巴黎和比利时辗转了10年，一直参与政治行动，在日内瓦结识了克鲁鲍特金王子，在伦敦结识了卡尔·马克思，并和这些名人合作。然而，罗宾终于厌倦了共产国际无休止的派系斗争，转而投身实际工作，担任一家孤儿院的院长，检验他的自由教育理念。这里不进行体罚，男孩和女孩一起接受教育、学习学术科目，同时了解各行各业。惊奇的参观者看见各种教育原则受到藐视，然而不得不承认孤儿院和孩子们都非常干净，学生快乐而自信。然而，他的上司接受不了他的改革态度，1894年，在服务了14年后，他被解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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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纪之交，罗宾越来越倾向于优生学教育，或者法国人所说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他创办了再生联盟，在他创办的杂志上主张优生措施。在他从事大众教育和社会主义活动的那些年，他受够了痛苦和不公。然而，他从个人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却是令人吃惊的，他于1902年写道：“社会救助主要针对那些生来就这样，或者由于各种情况而变成这样，而且会永远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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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是，他们会随意生下众多孩子，这些孩子没有机会克服困难，所要求的种种帮助超过了可能的或者可以想象的范围。而且，这让那些最严重的退化者，尤其是心灵脆弱者活下来……而以前的自然状态或者社会救助状况本来会让这些人自生自灭的。所有这些现在承受了巨大牺牲活下来的退化者，过的不过是人们连一个星期都不想过的生活，是我们宁愿死也不愿意过的那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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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认为，社会不能让自己承担这样的重负。“各个国家为帮助残疾者、淋巴结核患者、梅毒病人和异化者付出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结果导致的改善甚至不足以给他们提供哪怕是痛苦的人生道路，”他怒喝道，“并耗尽种族的元气。这简直就是让社会衰落的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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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写道，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尤其是指出谁应该或者不应该生孩子，以阻止社会重新滑入野蛮状态。工人们由于生育大量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很快成为他们在职场的竞争对手，从而给他们自己增加了痛苦，因此，他认为，少生育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并补充说：“对于那些最糟糕的、无法医治的残疾人……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对他们采取人工绝育措施”。从来没有放弃过世俗原则的罗宾还从限制生育的必要性中总结出另一个后果，因为不适当的人生育孩子对社会构成危险，但是与生育相联系的欢乐无疑是好的、是健康的。1902年，他辩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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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确立这样一条原则，性享受带来的神经震动与其他的震动一样是积极正面的，没人拒绝予以尊重。一个人给予和得到性的乐趣，如同创造美好的、有用的、好的事物，或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欣赏美丽的风景、美丽的纪念碑、美丽的雕塑……聆听美妙的音乐，享受玫瑰、紫罗兰、茉莉花的馨香，或者吃苹果一样，是高尚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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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刻板印象总是令人恼火，有时候也很危险，但是它们也可以很好笑。德国的普罗茨博士骄傲地宣布性行为不再是酒醉时刻的偶然之举（可怜的普罗茨太太）；法国人罗宾则让他的同胞相信，他的新马尔萨斯派优生学的一个积极方面是把性欲望从必要的生育中解放出来。然而，尽管法国首都享有欧洲最好玩的地方这一名声，罗宾具有强烈肉欲的性观点还是令他的同代人非常愤慨，不断导致他和权威人士的冲突。把性享受同生育分离、公开呼吁避孕，这位社会主义者分明就是在质疑一个良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保罗·罗宾成为了女权主义者：“妇女必须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例如，在她怀孕的时候，自由决定是否保留腹中胎儿。妇女的自由是再生的必要条件。妇女解放、法律面前的自由、道德自由、公众意见面前的自由……本身就是人类名副其实的再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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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生命尽头，罗宾都保持着理性。1912年，他觉得他60又10岁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了，75岁的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虚弱的淋巴结核患者。他吞下了大剂量的吗啡。即便在垂死之时，他还努力记录自己的中毒症状，直到他被昏迷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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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和卡里卡克们共居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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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为国家的萎靡不振揪心，不确定自己的未来，而“自由国度”的公民们则没有这样的忧惧。在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人口规划显然令这个国家最有钱有势的两个人（还有其他人）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忧心。他们的经济支持使得哈佛大学顶尖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1866—1944年）于1904年在纽约的冷泉港创办了优生学记录办公室，作为遗传和自然变异研究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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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优生学家非常强调科学证据和评价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新泽西瓦恩兰弱智儿童研究所主任亨利·戈达德（1866—1957）开发的评价标准。德国同仁根据戈达德提出的思想设计了名为智商（IQ）的尺度，将智力的测量标准化。这套标准描绘从傻瓜到低能儿、白痴和之上更好的状态。戈达德用他的方法分析他负责的一位年轻妇女“黛博拉·卡里卡克”的家谱，她的低能一直追溯到一位男性先祖与一位“无名的低能姑娘”的调情之举，医生认为，这导致了这个家族一代代的精神困境。《卡里卡克家族：低能遗传研究》在同行科学家中引起了轰动。戈达德的另一项研究成果也引起了轰动。他对艾利斯岛移民站的研究揭示，83%的犹太移民、80%的匈牙利移民、79%的意大利移民、87%的俄罗斯移民都“低能”。戈达德相信，针对严重的病例只有一个理性的行动方针：绝育。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一个“纯粹的、优秀的、美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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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压力和西奥多·罗斯福（他本人确信，非裔美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总体而言……完全不如白人”）等高层政治家的默许，以及健康食品生产商和优生学爱好者约翰·哈维·凯洛格等富有的商人为戈达德的思想成为法律营造了公众氛围。有几个州（密执安州1897年，宾夕法尼亚州1905年）都反复尝试制定强制绝育法律，但是1907年印第安纳州成为33个州中第一个成功通过这项法律的州，该法律适用于关在公共机构的“确认的罪犯、白痴、强奸犯和低能者”。几项绝育法律在律法上存在了几十年，估计在美国导致了6.5万例强制或者诡秘的绝育（诡秘的绝育术往往是在其他手术过程中顺带实施的）。最后一例强制绝育手术于1983年发生在俄勒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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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学术气候和关注焦点迥异于西欧和美国。西欧中产阶级感觉受到不断扩大的贫穷劳工大军的威胁，而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重要问题是，他们受到合法性以东正教会为基础的专制政权的排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不是反对下层阶级的增长，主张加强对他们及其生育的控制，沙皇的臣民更乐于证明所有人都源自同样的泥土，对创世纪有着合理的解释，因此，没有哪个人群能够宣称自己具有神圣的权力享有权。正如社会主义者尼古拉·米克哈伊罗夫斯基所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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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的民间传统或多或少都赋予人类以高级的起源。达尔文说得对，人类血统神圣或者半神圣的民间传说只是一种幻梦，这种说法并不是对人类的奉承；对人类更大的奉承倒是人是从低等生物——从自然的深处发展而来的思想。实际上，这是唯一承认人类进步的观点，其他观点都假定人类堕落了，令祖先蒙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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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前的俄国，达尔文主义比优生学引起了更广泛的争议。这种情况在1917年当权者要求创造新人以后才发生了改变。俄国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达尔文。全国在实验室做研究的科学家开始支持达尔文的假说，不仅产生了巨量的科学论文，而且也产生了也许是欧洲最大的达尔文科学圈，其研究和方法往往领先于他们的西方同行，尤其是在研究实验室方面。其中的一个研究实验室由伊凡·巴甫洛夫（1859—1936年）领导，他以其对狗的行为调节试验获得了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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