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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错乱朝时代举起了一把扭曲的镜子。个别因素膨胀，怪诞地不成比例，而其他一些因素则彻底消失了。在瓦格纳的例子中，性焦虑和强烈的自我厌恶感包装在那个时代能够提供的各种外衣中：优生学的“淘汰”病、弱者；伪尼采的权力崇拜；科学的宇宙是性（电有正负、阴阳两极，瓦格纳也把女人称为“负性的人”）的概念；从不受控制和无法控制的欲望的角度诊断神经衰弱症和退化（战前那些年的两大学术主题）。不管他想的是什么，一切最终都是性，反映他作为一个性存在的自我厌恶和不足。病人自己对于由厌恶产生的暴力自大狂做出了最好的解释：“无力感产生了强有力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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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精神病人——他与杀人狂校长既很不一样，又很相似——的回忆录使其作者成为了战前德国最著名的一个案例的主角。丹尼尔·保罗·施雷伯（1842—1911年）很有口才，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成功的男人和社会的栋梁。施雷伯的父亲是一位著名儿科医生，他毕业于法学院，1893年成为莱比锡上诉法院院长的时候，才51岁，还比较年轻。早在9年前，施雷伯竞选议员失败后遭受了精神崩溃。现在，面对这份要求很高、迫使他更勤奋工作以证明自己的新工作，他的神经问题又出现了。这是一个经典的职业性神经衰弱病例。他无法入睡，开始产生幻觉。很快，他就住进了精神病院，并在这里开始了他真正的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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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剥夺了任何探望和同外部的接触，优秀的法官生活在一个由鬼神、耳语消息、幻象和间歇性的强烈觉醒状态构成的私密世界。他由法院监护，并被转到另一所医院。在这里，他的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因此他要求出院，并给相关的法庭写了冗长的请愿信。他也着手细致地撰写他的信念、他的痛苦、他的世界观。他原本是为了让他的妻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产生了出版的想法。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以后，他的案子由一位新的法官审理。这位法官裁定，虽然施雷伯的世界观显然很古怪，以至于他被视为疯子，但是，每个人都有权拥有其个人的疯狂。施雷伯被认定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不构成威胁，因此被正式释放。1903年，他成功地出版了他题为《我的精神疾病回忆录》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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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雷伯的坦白是一位高度理性、一丝不苟的人对于幻觉和感觉——他认识到，它们被视为病兆，而他却觉得完全真实、合理——的分析，因此更引人入胜。这本书有22个清晰的章节，包括大量的脚注、附录和交叉引用，还明智而老练地引用法语与拉丁文文献，博学的法官企图在本书中整理他的内心宇宙，向世人说明他被上帝选中在世界的拯救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天气和其他外部事件都受到他的影响，或者是上帝给他的信号：“写到这里，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其他人可能会把这看作是我的病态想象。因为我很清楚，认为一切都同自己有关的倾向在精神病人中间很常见。然而，在我这个例子中，很简单，情况刚好相反。”他在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时，冷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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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雷伯解释道，人的心灵存在于神经中，任何人（实际上，任何存在）都是通过这些神经同最纯粹、最强烈的神经能量形式——上帝进行交流。纯洁的生活使人的神经变得白而光亮，不纯洁的生活则使它们变黑，最终扼杀它们。在地球上，这种现象表现为一般的紧张和道德堕落的增加，这最后会对神圣领域本身构成危险。一旦大多数人的神经都堕落、变黑了，上帝就没有选择，而只得发起一场灾难，用少数获选的、纯洁的个人重新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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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雷伯第二次决定性的精神错乱发生在一个早晨，当时，他还躺在床上。“做个服从于性交的女人肯定真的是件大好事”的想法突然吸引了他。这个念头没有消失。他相信，在世界的新起点，他注定会是一个女人，会怀上上帝的孩子，这些孩子会是新的人类。作为对这个事件的准备，去雄的过程已经通过神圣的神经能量射线启动。躺在床上的施雷伯觉得一阵阵的“女性欲望”浪潮淹没了他的身体，觉得他的性器官缩进了身体，乳房肿胀，身体本身也缩小到女人的高度——由于被黑暗的神经能量污染，这个奇迹总是在第二天早晨“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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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黑暗的力量是有的——治疗他的医生就是它们的密使之一——它们还派了虚幻和混乱的怪力乱神来迷惑他，其中最常见的是“匆匆拼凑起来的人”和“小人”——他们只不过是些短命的人形精灵，前者显然有正常的身高，后者则只有几毫米。在他为争取新世界的史诗般的战斗中，其他外伤性苦难还包括他被病人和看守当作“女性妓女”，被嘲笑地称作“施雷伯小姐”，经历他自己的性感女性和他男性尊严对去雄过程的反感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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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以后，施雷伯确信自己正在成为女人。因此，穿女性衣服就是为他未来的角色做准备的明智之举。“从那天起，我有意识地以培养女性气质为职事，只要环境允许，我都会继续这么做；那些不懂得这种超验原因的人，愿怎么看我就怎么看吧。一个人如果有机会选择做一个有男人外表的愚蠢男人或者做一个充满活力的女人，那他肯定会选择成为后者。然而，这，也只有这，才是问题。”在家里平静地生活了几年以后，这位前法官遭遇了中风，之后他在另一所精神病院度过了几个月痛苦而困扰的日子。他于1911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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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雷伯病例已经被写得很多了，西格蒙·弗洛伊德写得尤其多。在施雷伯去世当年发表的关于这位病人的文章中，弗洛伊德认为施雷伯迫切希望得到他极其霸道的父亲（弗洛伊德认为施雷伯把他等同于上帝）的爱，从而导致他想成为一个女人，以求在最真实的意义上得到他的爱。弗洛伊德可能说得对，同一位强大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对施雷伯的病有影响，但是他的分析似乎太轻易、太简单了。施雷伯的幻觉中有父亲虐待的痕迹——他体验到的一个现象，即“胸部收缩的奇迹”时，他觉得他的胸腔被一种外部力量压碎了，让人联想到儿童时期令人不安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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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雷伯的父亲是一位儿童教育家，他狂热相信规训孩子、控制孩子的“天然本性”，这极大地影响了他培养子女的方式。莫里茨·施雷伯写道：“孩子的心中绝不能闪现这样的念头：以为他的意志可能占得上风。”在诸如《家中的朋友：作为教育者和家庭幸福及高尚男人引领者》（1861年）等著作中，他倡导“纠正”孩子站立姿势及行为的新玩意儿：床带、下巴带，以及保证直背的装置。他的儿子丹尼尔常常被迫被绑进这种酷刑设施，以使他在吃饭的时候能够坐直。当然，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本人最大的利益。这让人想起威廉二世童年的苦难，为了训练他钢铁般的意志和迫使他发育不良的手臂生长所采用的那些机械设备、动物尸体以及没完没了的骑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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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茨·施雷伯不仅仅是丹尼尔童年的大暴君。他还是举世尊敬的科学家、创建了一所医科大学的圣人、一位多产的作者、给工人子弟分配蔬菜园运动的发起者。一位残酷独裁的父亲的影响当然是施雷伯病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哥哥在30多岁时自杀），但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无疑与神一样的、抑制性的父亲角色有关。像厄恩斯特·瓦格纳一样，施雷伯对自己的性功能缺失忧心忡忡。他和妻子没有生育子女，这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悲伤。他回忆录中有些篇章暗示他阳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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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杀人狂瓦格纳的世界一样，他的世界是一个性的世界，虽然控制性因素不一样。瓦格纳幻想全能的男性气概，幻想成为恺撒和穿透地球（如他所知，地球即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盖亚）的宇宙巨人，杀死所有病、弱者，包括他可怜的自我，而施雷伯则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无力承担作为男人的角色及相应的社会和职业责任——他的两次精神失常都是由于过度劳累和外部期待的压力所致，一次是作为议会的潜在成员，一次是作为上诉法院的院长——他退缩到他觉得更真实更容易的身份：女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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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雷伯笔下，男人整体上不怎么样。他幻想医院病房里及街上“匆匆拼凑起来的人”都只不过是一种征兆：男人自身只是暂时性的存在，终究会化为乌有和（女性）想象中的虚构人物。在一个社会模式变化、因此男性身份随之变化的时期，施雷伯认为他和其他人作为男人都无法生存下去。显然的解决办法就是变成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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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犯校长和温柔的法官之间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两人都以科学术语进行想象，都相信紧张和道德堕落的双重罪恶将带来世界末日。在施雷伯的神学中，神经是核心概念，神经也是更广泛的、受到现代生活影响的公共讨论和科学思考的核心概念。作为病症的神经衰弱症不仅不成比例地影响到火车司机和电话接线员等技术工人，也影响到施雷伯这样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同样，其他病人的报告也显示铺天盖地的性焦虑和“异常行为”（手淫、同性恋）问题是许多病人患病的动因。从托马斯·曼的魔山疗养者到骚乱的女权主义者，性和“紧张”无处不在，就在表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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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发挥影响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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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男人、两个德国专业人士只是1910年左右精神错乱及疯狂想象的代表性样本。当一个女人心神错乱的时候，她会想象什么呢？俄国哲学学生、弗洛伊德精神病医生维克多·陶斯科的病人娜塔莉娅的例子提供了一个答案。她的幻想显示了时代的另一个侧面：也许是对男性无所不能或者彻底无能的一种装点。陶斯科医生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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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声称自己六年半来一直受到柏林制造的一种电动机器的影响……它有人体形态，实际上，是病人自己的样子，虽然并非每个细节都一模一样……机器的躯体是盖子的形状，类似于棺材的盖子，衬里是丝绸或者天鹅绒……她看不见头——她说她不确定，她不知道那个机器是不是有着她的头……机器的特出之处是，它由某个人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操作，机器身上发生的一切也都发生在她身上……在早前的一个阶段，通过操作机器的生殖器，她产生了性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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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案例推测普遍情况可能很冒险，但是娜塔莉娅的案例显示了其他女性作品中显见的特质，例如早前引用过的丽达·古斯塔瓦·海曼的童年回忆。有无数的年轻女孩在自述中描写感觉被关闭起来，好像被活埋一样，被外部力量控制，表示很讨厌这种控制。在娜塔莉娅的心中，这种感觉成了机械化和中心控制时代的一个具体比喻：她被监禁在一个棺材一样的机器里，被人从远处操纵，体验到各种恶心的触摸，干扰思考、阅读和写作等自主活动。男人觉得失去了控制，而娜塔莉娅这样的女人即早期女权主义者则不能逃脱控制她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无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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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娅，甚至女人，都并不是唯一体验到机器巨大影响力的人。在现代城市被控制的、控制性的环境里，遥远的控制已经成了生活的事实。另一位精神病人罗伯特·杰伊把控制他的机器画了下来，那是那个时代的完美形象。有着恐怖牙齿、控制一切的头部分是神、部分是皇帝、部分是工业装置，它被连接到一台有调节器、烟囱和蓄水池的机器上。它的嘴和前额通过电缆一样的东西同下属连接。整幅画作有着玛雅神庙中楣的那种古老力量。它们的肠和头显然由左边那张度量表测算出来的电流控制。它们都拿着武器，做出惊人的攻击性姿势。中心机构的一个脉冲就足以启动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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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阿帕奇和其他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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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把精神病人称为异化者。作为西方正在出现的新的工业社会，一个其运行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工程师和化学家、公务员、统计师、医生和律师为基础）的社会，那些没有融入、也许无法融入这一个新的、理性的、有秩序的共同体的人引起了特殊的关注。在科学似乎保证所有文明人都伸手可及的、针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时刻，外部人尤其是疯子和罪犯不仅仅是麻烦，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威胁到理性文明的有效性和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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