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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瑞特·凯劳克斯的审判非常轰动。听说妻子的行动几分钟以后，凯劳克斯立即辞职。他亲自为她辩护。他和他雇请的明星律师制定的策略很简单：法官听到的是，女人是脆弱、感性的动物，容易紧张过度。看到她丈夫遭到报纸如此恶意攻击，她那女性心灵脆弱的平衡被搅乱了，于是她出于错误的忠诚采取了行动，激情犯罪——这是这个词语最高贵的意义。辩护效果非常好，1914年7月28日，亨瑞特·凯劳克斯被认为没犯谋杀罪，而是激情罪。她以自由之身走出法庭，扑进她丈夫的怀抱。法国立刻为之哗然和反感。“陪审团宣告凯劳克斯夫人无罪”，八卦的木尼尔神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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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保守派们天主教徒们会怎样地号叫啊！他们这么喜欢预测末日审判、制定规则、发明制裁！他们热爱痛苦，热爱导致痛苦的公正！不放纵、宽恕不伟大。他们说，人必须赎罪。上星期天，说起战争，那位好人阿尔芒伯爵夫人告诉我：“我们真的需要被惩罚。”这种惩罚需要流淌在信徒的血液中……他们领圣餐，去圣心大教堂和圣餐仪式，（但是）这些事只不过激发邪恶的欲望、谴责和对复仇之神的爱。啊！这太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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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已经对塞尔维亚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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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没有得到从这场谋杀兴奋中恢复起来的时间。7月31日，凯劳克斯被宣告无罪之后三天，另一场谋杀震惊全国。让·饶勒斯是伟大的演说家、德雷福斯上尉的主要辩护人、社会主义党总裁和主心骨、法国最受尊敬的政治家之一，他在巴黎的新月咖啡馆被人枪杀，迅即毙命。一位民族主义者反对他号召进行全面罢工以抗议隐约可见的下一场战争，正如3年前在阿加迪尔的情况一样。这些都是1914年7月令法国公众舆论焦虑的重大罪案。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卡米特和让·饶勒斯谋杀案的最新消息，没给诸如遥远的萨拉热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谋杀案等其他谋杀案留下几英寸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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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劳克斯夫人的勃朗宁手枪射击加斯东·卡米特的枪声轰动了全国，部分是因为它们强烈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关切和焦虑。这个案子集中了许多主题：法国人担心是否足够强大、是否能够抵抗咄咄逼人的德国；技术官僚（凯劳克斯）崛起和现代政治的推力；大众传媒的关键作用；殖民地背景及其肮脏的交易；海军军备竞赛和威胁的不断升级；未来主义者颂扬的暴力行径和日常生活暴力增加的焦虑；最后还有凯劳克斯夫人不满足于做一个被动的妻子，而是采取主动，杀死一个强大的男人这样的事实。这是当时一起完美的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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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无限力量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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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世界博览会已经过去15年了，这期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一些变化——日益发展的城市、工厂烟囱、铁轨和无畏舰——非常明显。另一些变化不那么显见但却更加深刻。战争会让它们浮现出来并动摇残余的旧秩序。但是现代世界甚至在第一个德国士兵跨越比利时边境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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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作家亨利·亚当斯，1900年博览会上悄无声息的强大电机是一个启示。它们隐藏的速度使它们成了文明核心根本动摇的象征，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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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从每颗原子中跳出来，足以供给恒星宇宙的力量都给浪费掉了。人已经不能关掉它。力量抓住了他的手腕，把他甩来甩去，好像他抓着通电电线或者一辆失控的汽车；对于身处巴黎、胆小的单身老年绅士，一个每次开车经过香榭丽舍大街都想着会不会发生事故，也常常目睹事故发生的人，或者一旦与官员为邻就盘算炸弹出现几率的人，这是非常接近其目的的真相。只要进步的速度保持良好，这些炸弹的力量和数量每隔十年就会翻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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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性不再成其为障碍。人的生命因不可能性而丰富。在六岁之前，他已经见过四件不可能的事变成现实——远洋轮、铁路、电报和银版照相法；他也从来不可能了解这四样东西中哪一样最多地促进了其他东西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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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匆忙带来危险（事故、恐怖炸弹）、不加控制地前进的焦虑感、抓着通电电线、被“无限力量的涡流环绕”、甩来甩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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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笔下在香榭丽舍大街小心翼翼开车、紧紧张张保持警觉的老先生应该出生在1840年前后，他的祖母可能还对1879年以前的法国、对古老的政权有记忆。他的孙辈将看到蘑菇云在广岛上空散布，观看第一个人在月球上行走的现场直播。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最重要的理智、科学和情感变化发生在1900年和1914年之间。在1900年世界博览会上，亚当斯宣布女性生育传统原则的文化——圣女，已经死亡，被电机澎湃的动力和生成力的文化取代。在选择这两种象征物时，他也确定了1900年代两大核心变化的主题：机器和女人、速度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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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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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00年代不是充满活力的，那它就什么都不是。今天的每样东西都比昨天更大：城市、工业生产、铁路网、汽车奔跑的街道、立面严肃的高楼大厦、人口、媒体和娱乐、大众文化、速度纪录。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夹在工业和新兴全球市场钢铁般的嘴之间，他们被连根拔起，被迫在一个不熟悉的世界里创造新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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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的活力，退化和衰落的幽灵却时时萦绕在欧洲人的心里。优生学家们警告种族的衰落；保守的政论家预告文明的终结；帝国之间紧张地注视着彼此的军事力量。从来没有这么多乐观的理由，人们也从来没有对未来有过更强烈的疑虑。变化的绝对速度令人疲惫，但是，欧洲人一方面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同时也对力量的价值和成就越来越感到怀疑。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们不再心照不宣地假设他们都是迈向天堂的基督教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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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折中开始。其最显见的表达——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就是对新世界的美学缺少信心、用借自于昨日的斗篷遮盖明天的表现的征兆。一个微型的中世纪巴黎以其剑斗士、纪念品和巧克力广告吸引消费者，坐落在塞纳河两岸的历史主义风格的国家馆像一排怪诞的、养育过于讲究的纯种犬，而每一个读过早晨报纸上非洲事件报道的人都知道，殖民地展览暗示的和谐世界是一个谎言。博览会本身的项目前所未有地受到质疑。事实上，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反映了被德雷福斯审判造成的分裂和人口下降、男子气概衰退和吃人的城市之类的讨论所破坏的社会的焦虑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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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方，20世纪以布尔战争和维多利亚女王之死开始，这两个事件都极大地动摇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的道德信心。老女王之死标志着一个时代（亨利·詹姆斯害怕“野生水域”会失控）的结束，但是对布尔人的卑鄙战争和对刚果可怕政权的揭露都极大地削弱了白种人命定要在世界上实现文明使命的全部说辞。日本在1905年的胜利只是强化了一种普遍的感觉：大国的行为动机可疑，常常被误导，欧洲“种族”本身永久衰落了。优生运动就是出自于这种焦虑，但是其创造一个统治民族的计划只是强调和夸大了欧洲社会处于可怜状态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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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现实似乎每天都在改变，过去的稳定性因素，即欧洲旧的统治阶级，连同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进入终极衰落。骑士的后代和过去的王子被打败了——不是被入侵的军队打败的，而是被制冷和蒸汽涡轮机打败的。新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带来了它自己的实用理性，即便工业家不时喜欢扮演乡村贵族，游戏也是严格按照资本家的规则进行的。他们买来作为玩物的堂皇屋宇装备了电灯和现代卫生设施。现在，他们的财富和产业具有真正的力量，一个装饰了仿哥特式塔楼的工厂还是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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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生活不断扩张的城市世界，确定性成了稀缺商品。电机的规则不仅加快了事情的速度，它显然也使事情失去了控制。报纸上充斥着汽车事故、街头暴力和自杀，甚至广告版也低声传递令人不安的信息：它们问男人，你足够男人吗？同时问男人和女人，你足够健康、能够承受压力吗？那些不确定的人被谨慎地告知在生活的流沙中最后剩下的确定性：补品和治疗设备、疗养院和专利药品，以及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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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生产迅速超过了传统制造业。从全球各地进口的食品早已超出了国内农业的生产能力，身份越来越多地由工业模式模塑。绝大多数人成了消费者，他们不自己生产需要的物品，而是以劳动或者服务换取金钱，然后向别人购买劳动、服务和预制商品。随着不断壮大的工人队伍组织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构成相当可观的政治力量，其目标是社会革命，同样激进的女权主义运动主要源自女性产业工人，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新的社会现实。参加教堂活动的人数急剧下降，而政党和社团勃兴，甚至连体育也成了群体身份的核心，尤其在劳工阶层的足球粉丝中。这些都是新的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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