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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以及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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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社会的增长和对待性别的态度及关于性的态度的转变是悄然而至的。它溜到床单下，钻进人们的心里。没有人写过发起这场革命的小红书，也没有为之发生过任何一场激战，也没有发生过巴士底狱风暴。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通过小的增量，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理想就失去了它们的锚地，被抛在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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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妇女参政论者及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和罗莎·麦瑞德等女权主义者引领下，妇女解放事业强行进入了公共辩论。有时候参加者只不过是屈指可数的这些勇敢妇女，她们的游行在今天看来无伤大雅，但是这是媒体时代的初期，报纸总是揭露显著之事、可耻之事和奇怪之事。穿单车裤的妇女、骚乱者和剪短发的活动家的照片肯定会上报纸（不管她们是否愿意），被全欧洲数以百万计的人看到。她们常常遭遇嘲笑甚至仇恨，但是已经无法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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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更微妙、不那么引人注意但是很普遍的变化。在整个欧洲，妇女孕育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少；在整个西方，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许多妇女在工厂、商店、很快也在专业领域就职，自己挣钱。显然她们为自己做更多的决定，因为她们决定不冒怀太多孩子的风险，而决定为较少数量孩子的未来提供更好的教育。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当时描写这个现象的博学学者，那么，据他们说，评论者们对此非常震惊，而且，他们把这当作自己的事。他们显然没有想到，生育率下降是社会能力和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的证明，相反，他们谈论男人的衰弱，有一个评论家认为这是人口下降的凶兆。法国还有这种担心的理由，而对英国和德国则是幻想出来的问题，尽管生育率下降，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持续增长，但是，还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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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夸张的反应指向当时的另一个现象。随着妇女变得更加自信，似乎要承担新的角色，男人们突然处于守势。弗洛伊德在文章中说，他的研究显示男人“不再是家里的主人”，这表现在不止一个方面。连小孩子都可以操作的机器使得他们的体力毫无用处，社会变化和性的不确定性对他们的地位提出了质疑，于是男人只好用夸张的方式表现其男子气概。1900年和1914年期间发生的决斗超过之前30年的总和，街上穿制服的人增加了，有些人留起更密更长的胡子，健美运动员有更发达的肌肉，战舰有更大的炮。有赛车和速度纪录、体育英雄和没完没了的电子皮带及其他治疗“男性活力”丧失的药品广告。难怪1912年圆滑有力的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是这个时期的灾难象征。要不是因为是这个时期长大的人，弗洛伊德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他信口把妇女参政论者说成是患了阴茎妒羡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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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作家不惧怕这样的排斥并打败了批评她们的人。她们对社会的分析轻而易举地揭露了男性的焦虑和父权制权力结构。“现代男性受到理智主义的打击一如受到疾病的打击”，罗莎·麦瑞德写道，“具有男子气概……尽可能男性化……这是他们（男人）眼中真正的荣耀；他们对于失败的残忍或者行为的根本错误不敏感，只要它符合传统的男子气概标准。”从女性角度做出的分析质疑男性最为依赖的确定性，没有几个男性作家（包括乔治·萧伯纳、亚瑟·施尼茨勒和奥古斯特·贝贝尔）有着承认需要根本改变的远见卓识和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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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男人而言，生育率下降和妇女参政论者朝政客扔石头、攻击他们这两件事似乎预示着文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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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批评家们警告说，一个女人男性化和男人女性化的社会是一种畸变，是一个弱化的族群，只会被保持了活力和生育力的“劣等民族”给淹没，因为他们没有被现代性坏影响触及。妇女从内部要求社会的改变，远离控制、暴力的思想，倾向于协作对话的生活，而男性作家（以及一些女性作家）把这视为通向毁灭的途径，要求复兴他们从以前岁月中发现的战士精神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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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植根于1900年代女权主义骚动的男女意识形态冲突也转变成了种族主义思想。重要的是，反犹太主义也是男性焦虑的表达，其根源在于认为“不男人的”犹太人通过把他们束缚在机器上、遭受资本家的控制，从而象征性地阉割了生殖器。对非洲文化的东方主义迷恋主要是以为那里的男人享有性自由，拥有一群温顺的女人、总是强有力的总督或者拥有自然力量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被假定拥有的性能力与骄傲，这些是小说和绘画艺术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控制殖民地证明了欧洲人的男子气概，被迫承认殖民暴行因此更加令人不安，因为这不凑巧地把近乎奴役和虐待的事实从象征的领域扒拉出来，进入了政治领域。由于欧洲人的身份在最基本的层次——考虑到男人和女人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到质疑，因此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形成了强烈的性内涵，震荡于两个方面：对于手淫、同性恋、（男人的）性交能力和精神疾病之类问题的直接的性焦虑，以及在象征层面上，不同群体被替换为焦虑的真正对象。升华和转移是弗洛伊德用来指称这些机制的技术名词，他在那些不愿面对内心最深处欲望的病人身上观察到这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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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迷失在时间—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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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机统治时代的开始，时间和空间本身——康德所谓的“知觉范畴”——变成了奇怪的东西。对于爱因斯坦，它们融合成了空间—时间——一种神秘的、会翘曲和扩展及收缩的连续统一体。科学家在原子水平上研究空间，完全停止了时间，拍摄飞行的子弹、在照片中将运动分解成其组成部分，捕捉系列静态时刻并在电影中予以恢复。距离因为无线电报和电话而缩短了，铁路改变了仅仅在一代人以前还显得遥不可及的海滨城市，将它们变成了大众欢迎的度假胜地。人们走得更快、更远。新的火车使得通勤和郊区花园成为可能，同时世界也通过有线报纸文章甚至照片、电影和留声机唱片向他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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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空间和独特的时间已经不存在了。仅仅在几年前，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唱段只留在那些在场的人的记忆中，否则就迷失在以太中。现在，可以将它录下来，复制几千遍，送到全世界，想放就放、想反复听就反复听。有反映刚果的殖民地暴行和布尔战争战斗的照片，最早的短片之一、1895年拍摄的《工厂大门》引起轰动的一个原因是看见普通劳动女工离开工厂的那种新奇、纯粹的惊讶，这个短暂的瞬间拍摄的是1895年一个法国城市的傍晚，可以在开普敦或者奥斯陆随意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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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们对于这种新的、不那么确定的存世感做出了反应。毕加索和布拉克同时从几个角度表现物体和人脸，给描绘室的观看者一种令人不安的无所不在感；贾科莫·巴拉、马塞尔·杜尚将时间过程中的运动压缩为一个单一的画面；施尼茨勒和斯特林堡等小说家和剧作家模糊了现实和想象之间、梦幻和醒觉之间的空间。生活“比以前更支离破碎、移动速度更快”，立体主义画家斐迪南·莱杰于1913年写道，“一个现代人比18世纪的艺术家接收的感官印象多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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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机器进入了一种奇怪的关系，一个融合的仿生体、第二生命。弗雷德里克·泰勒将人的身体描绘成一种必须采用理性效率的机制，从而实现了工业过程的全面创新。按照厄恩斯特·马赫的分析，人的个性只不过是掩盖着一系列感官印象的虚构，就像照相机的曝光一样。1913年，雕塑家雅各伯·爱泼斯坦创造了他诡异的机器人《凿岩机》，画家瓮贝托·波丘尼和其他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们极其迷恋肉体和钢铁的融合，我们觉得他们在雕塑中表现的这种融合好像直接来自《星球大战》，在精神病患者的头脑中产生了《伟大的影响机器》，从很远的地方直接控制人的心灵和情绪。机器人将成为事实。电影院放映员、路易吉·皮兰德娄1915年的小说《拍摄》的主人公如此评价他和他的放映机之间的关系：“我不存在了。它用我的腿走路。从头到脚，我都属于它：我是它的设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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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完整性丧失的感觉、有着明确界定的边界的人格和人们在社会经验中感受到的坚实的核心丧失的感觉因为科学而进一步放大了。没有像19世纪实证主义者预言的那样建立起坚实的基础，相反，前进的研究和理论消解了全部的确定性。他们把物体分解成空洞的原子和旋转的电子，扭曲和扩展了时间，显示黑暗的力量，唤起潜在的、看不见的事实：用X光机可以让活生生的人看起来像骷髅；铀的神秘射线可以穿透固体物体；电报信号在空中呼啸——人却看不见；电可以远距离传输，可以让它挠痒痒、开灯、运转机车，甚至杀人。在任何方面，这一切都不在人们依赖其感觉可以获得的有限的直接经验范围以内。根据经验，物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牛顿式的，时间和空间对每个人都一样，物体是实心的。但经验错了，它只是心灵的投射，而心灵本身则部分是社会建构的，部分是幻觉。科学扩展了人的可能性，极大地提高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它也夺走了我们的任何方向感、目的感。更多的知识与更少的依赖感密切关联，前进的方向感弱化了。更多的知识使得世界更加黑暗，更加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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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科学分析令世界瓦解，哲学理性则极大地腐蚀了残存的真理。威廉·詹姆斯尖锐地宣称有用就是真理。伯特兰·罗素解释说“真理”一词本身就是一个误解，莫斯纳和维特根斯坦这些人则质疑语言是不是有意义。厄恩斯特·马赫坚定不移地认为根本就没有自我这回事，而弗洛伊德则相信，不仅自我，连自我的道德，都是个人的、自恋的建构。与这一切大异其趣，只有亨利·柏格森的活力论似乎为直觉和经验提供了某种拯救，但是，连这也是基于对“空间的”价值批评——量化思维被证明是建构新事物和管理现存价值的强大工具。德国理想主义安慰人心的确定性、康德批判理性和黑格尔过分有条不紊的世界精神都被不确定性的车轮碾得粉碎。尼采还在，但是他的诗意语言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利用他，他的意图被无休止地争论，没有什么权威的传统可以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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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派艺术家反映了这种个人完整性和权威神话的瓦解。人物是分裂的，头碎裂成碎片，多个视角同时存在，没有一个视角比另外的视角更具权威性。爆炸的外部世界的碎片穿透了人物的身体；自我和环境之间的边界全然瓦解。古斯塔夫·马勒之类的音乐家通过让旋律互相打断、粗俗的军队进行曲践踏精美的佳句、情绪被感伤扭曲或者被讽刺破坏等反映这种感觉。斯特拉文斯的《神圣的春天》模糊了音乐结构，成为一系列有气氛的瞬间和恶毒的攻击，而阿诺德·勋伯格更进一步，以突破形式和传统为工具，将音乐分裂成最小的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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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基础本身——时间和空间、身体完整性和个人身份——已经被横扫西方的变化浪潮冲得七零八落，消费者群落代替了旧有的社会地位，人们强烈感到真实性、独特性和无可置疑的自我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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