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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热的地中海地区的中心地带，这些积雪的山区具有强烈的独特性。由于山区拥有流动的人口和广大的幅员，平原和沿海——创造了辉煌成就而又狭窄的地区——不得不注意、重视它们，因为这些“天赐吉地”需要人，并且随着贸易的发达，还需要交通路线，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谈到。山区虽然受到平原的重视，但又使平原感到恐惧。旅行家总想绕过障碍，选择地势平坦的地方行走，从一个平原到另一个平原，从一个河谷到另一个河谷。但他们迟早总得穿越一些名声可怕的峡谷和隘路，当然通过的时间要尽可能短促。过去的旅行家几乎从不离开平原和田园，不离开使人眼花缭乱的河岸以及丰富多彩的海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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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确有点像这些旅行家。他们也对平原流连忘返。平原是当时权要人物活动的舞台。历史学家似乎也不愿意进入附近的高山。这些从来不曾离开过城市和档案堆的历史学家，一旦发现高山，不少人会感到吃惊。然而，面对这些庞然大物，这些尚处于半野蛮状态的群山，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在这些山里，人就像生命力旺盛的植物一样繁衍。由于不断有人离开山地，山区始终处于半荒芜的状态。对于这些往往直抵大海，形成陡峭海岸的高山，怎么可能无视它们的存在呢？22 在地中海文学中，山民是人们熟悉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根据荷马的描述，克里特人对山里的野人十分提防。特雷马克回到伊大卡后，也曾谈起过森林密布的伯罗奔尼撒。他说他曾经和“吃橡子”的肮脏的村民生活在一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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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山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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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究竟是什么？给山下个简单的定义——譬如说，地中海地区凡海拔在500米以上的陆地就是山——似乎毫无用处。这里应该加以考虑的，是人文的和不确定的，因而很难在地图上表现的界限。很久以前，拉乌尔·布朗夏尔就曾经提醒我们：“给山下一个清晰易懂的定义，仅此就几乎是不可能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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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说，山区是地中海的贫民区，是无产者的储备区？大体上可以这样说。但是，在16世纪，还有不少海拔500米以下的地区，例如阿拉贡草原和蓬蒂内沼泽地，也相当贫困。此外，有很多山区，即使不算富庶，至少自然条件相当优越，人口比较稠密。在加泰罗尼亚，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些深山峡谷甚至还“逐村吸收当地的部分移民”。25 很多山区由于雨水充沛而十分富裕。按照阿瑟·扬的说法，就地中海的气候而言，土地是无关紧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阳光和水”。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里弗山和卡比利亚山，由于大西洋海风的吹拂，郁郁葱葱，绿草丛生，森林茂密26 。另外一些山区，因为有地下宝藏而变得富裕。此外，还有一些山区，由于非山区的移民多次拥入而反常地增添了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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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说，而且《圣经》也早已说过，山区是躲避兵灾或者海匪的地方27 。避难者有时就在山区定居下来。28 普兹塔-瓦拉几亚人的情形就是一个例证。他们被斯拉夫和希腊的农民从平原上赶走。从那以后，在整个中世纪，他们在从加利西亚到塞尔维亚和爱琴海之间的巴尔干开阔地带过着游牧生活。他们不断被别人驱赶，同时也驱赶别人。29 12世纪的一位旅行家写道：他们像鹿那样“轻捷，下山行劫”。30 他们赶着羊群和黑篷车，穿过整个半岛，“直达马塔潘角和克里特岛。黑姆斯和品都斯这两座最高的山，成了他们最好的栖身场所。到了11世纪初，他们正是从这两座高山突然下来，进入拜占庭的历史舞台”。31 他们到19世纪还在山的四周，有些人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劳动，更多的人则成了骡马商队的驭手。这种骡马商队当时是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北部的主要运输工具。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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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多山区并不符合山区贫穷而荒芜的这条规律，虽然我们在16世纪的旅行家和其他目击者的著作中找到对这条规律的很多证明。威尼斯特使1572年去墨西拿会见奥地利的胡安时穿过上卡拉布里亚地区。33 当时那里一片荒芜景象。卡斯蒂利亚的摩勒纳山34 以及巴伦西亚王国的埃斯巴丹山和贝尔尼亚山35 ,也是空旷地带。1564年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调查，因为当时人们害怕摩里斯科人注3 会发生骚乱，害怕战争会进入偏僻的高山地区。1526年暴动者曾经在那里对德意志雇佣军进行过抵抗。在西西里岛腹地，荒凉的、光秃秃的山区更是终年不见人烟。很多山地由于没有足够的雨水，甚至连放牧都很困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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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上这些都是极端的事例。地理学家约·茨维伊奇认为37 ，巴尔干中部山区是个居住分散的地区，村庄的规模很小（是否根据他的看法举一反三，有待我们决定）；相反，平原地区则都属于大村庄一类。这种区分适用于瓦拉几亚，甚至还适用于匈牙利和普兹塔平原上的大村庄，适用于上保加利亚（过去以半耕半牧为业的小村庄被称为“考利贝”），还适用于古塞尔维亚、加利西亚和波多利亚。不过，这种区分也只能说是大体上正确。在许多情况下，很难在地图上准确地标明哪里是大村庄（往往是真正的城市）所在的平原区，哪里是小村庄（只住着几户人家，有时甚至只有一户人家）所在的山区。就是约·茨维伊奇本人在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毗邻地区，即库马尼勒和库马诺沃之间的地区38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后，也认为要精确地进行划分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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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巴尔干大陆的这种真实情况，难道能原封不动地搬到整个地中海地区，搬到附近的希腊39 以及渗透了海洋生活的西欧地区吗？西欧人由于对海盗的恐惧，远离备受蹂躏和瘴疫丛生的平原，而在高原生活。我们这里说的是科西嘉岛、撒丁岛、西西里岛、普罗旺斯、卡比利亚和里弗等地居高临下的大村庄。可是，不管是小村庄还是大村庄，山区居民一般都散居在非常广大的地区内，那里交通困难，同新大陆最初的居民点稍微有些相似。新大陆的居民也淹没在广袤无边、大部分不能耕种40 或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区内，并且由于这个原因，人们相互之间没有接触和往来。而没有这种接触往来，就根本谈不上文明的革新41 。因此，山里人基本上只能靠山吃山，不论好坏，什么都要生产，即使土地或气候不甚适宜，他们也得种植葡萄、小麦和油橄榄。社会、文明、经济以及那里一切的一切，都具有古老和匮乏的特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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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山区人口稀少。我们更可以说，那里文明程度低下。而文明程度低下，又是人口稀少的结果。亨利·德克尔在一部杰出的著作43 中对阿尔卑斯山区的艺术文明进行了研究。他的观点确实不错，但阿尔卑斯山毕竟是阿尔卑斯山，换句话说，阿尔卑斯山拥有丰富的资源，划一的集体纪律、优良的居民素质以及大量良好的道路，因而纯属例外。人们谈到地中海的山区时，不应该把阿尔卑斯山当作典型，典型的不如说是比利牛斯山，在那里的历史上，暴力横行，民风剽悍。当然，比利牛斯山也有其得天独厚之处。严格说来，可以认为存在一种比利牛斯文明，如果给予文明这个词以它古老的、真正的含义的话。此外，还有一个我们在下面将经常谈到的加泰罗尼亚比利牛斯山区。在11世纪和12世纪蓬勃发展的罗马风格建筑艺术44 就诞生于此。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6世纪，这种建筑艺术仍然具有生命力。45 但是，欧雷斯山、里弗山和卡比利亚山的情况又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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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文明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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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通常是远离文明的世界，而文明又是城市和低地的产物。山没有自己的文明史，它几乎始终处在缓慢传播中的巨大文明潮流之外。在横的方向，这些潮流能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但在纵的方向，面对一道数百米高的障碍，它们就无能为力了。这些高高在上的世界几乎不把城市放在眼里，即使像罗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也算不了什么。46 为着自身的安全，罗马不得不在一些未征服的高地边缘，例如在坎塔布连山麓的莱昂，在贾米拉（针对阿特拉斯山的柏柏尔分裂活动），在提姆加德和兰巴埃希斯的附属地（那里驻扎着奥古斯都的第三军团），设置零星的兵营，这才终于使山区不敢为所欲为。因此，拉丁语在北非、西班牙或者其他地区的偏僻高地没有取得任何胜利47 。拉丁语仍然限于在平原使用。除了局部渗透外，拉丁语仍被关在山区的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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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恺撒的罗马被圣彼得的罗马替代时，问题依然如故。教会只是在能够坚持不懈地开展传教活动的地方，才使当地牧民和独立的农民接受教化。即使这样，教会所花时间之长，也简直闻所未闻。直到16世纪，无论对天主教还是对伊斯兰教来说，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伊斯兰教遇到同样的障碍：北非的柏柏尔人在山峰的保护下，依然很少或并不真正信仰穆罕默德。亚洲的库尔德人也是如此。48 相反地，在阿拉贡、巴伦西亚或格拉纳达，山区历来是异教的天下，穆斯林在那里长盛不衰49 ，正如吕贝龙山未开化的和“多疑的”山丘永远保护伏多瓦教派的存在一样。50 在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高山世界很少归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山区生活处处都与平原有差距，落后于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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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之一就是：当环境许可时，新的宗教轻而易举在这些地方取得巨大成功，虽然这些成功是不稳定的。在15世纪的巴尔干世界，大批山区转向伊斯兰教，阿尔巴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萨拉热窝四周便是这种情况。这首先证明他们原先归附天主教会是不牢靠的。在1647年的干地亚战争时期，又发生同样的情况。当时大批克里特山民同土耳其人站在一边，背弃了原来的宗教信仰。同样在17世纪，面对俄罗斯人的推进，高加索倒向了穆罕默德的一边，并为自己造就了伊斯兰教中最激烈的教派之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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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文明在山区始终是一种不可靠的价值。请看看佩德拉萨在菲利普四世时代所写的《格拉纳达教会史》中的一段奇怪的话吧。他写道：“阿尔普哈拉斯（格拉纳达王国的一群高山）的居民放弃了他们原有的信仰，这并不令人惊奇。住在这些山里的居民是些老基督教徒。在他们的血管里没有一滴不纯的血。他们是西班牙国王的臣民。但是，由于没有圣师，由于他们遭受的压迫，他们对使灵魂得救方面的知识不甚了解，以致在他们身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基督教的痕迹。假如今天——但愿不是如此——非基督教徒占领了他们的国家，难道这些人会迟迟不抛弃他们的信仰和接受征服者的信仰吗？”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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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展示出征战不断的山区世界一种独特的宗教地理。根据以上认识，传统历史描述的很多小事便都有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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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泰雷兹（她在孩提时代就立志为在瓜达拉马山的摩里斯科人中传教而献身53 ）在杜鲁埃洛创设了第一座革新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这件事虽然很小，却值得铭记在心。寺院的房子是阿维拉一个贵族的财产。这位圣徒写道：“一个大小适中的门厅，一间有顶楼的房间，一个小厨房，就是这座漂亮的建筑物的组成部分。经过深思熟虑，我想可以把门厅改成小教堂；把顶楼改成祭坛；把房间改成寝室。”圣让·德拉克鲁瓦后来在这座“十足的陋室”里定居下来。与他做伴的安托万·德·埃勒迪亚神甫于秋天来到那里，同来的还有唱诗班的领唱约瑟夫修士。在冬天积雪的日子里，他们在那里过着最俭朴的修道士生活，但并非闭门不出。“他们经常赤脚踏上崎岖不平的小路，像对野蛮人一样对农民宣讲福音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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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科西嘉的宗教生活中也可以见到这样一种传教过程。科西嘉人在几个世纪以前已经接受了方济各会教士传授的教义，这个例子显得更能说明问题。天主教的首次再征服留下什么痕迹呢？很多文献资料表明，当耶稣会来到岛上把它的戒律和罗马公教强加给这个岛屿时，岛上居民的精神生活已变得令人大惑不解。即使那些识字的神甫，也都不懂拉丁文，不懂语法。更严重的是，他们竟完全不知祭台圣事为何物。他们的穿戴往往同世俗人一样。他们是些在田野或树林里劳动、公开养儿育女的农民。当地教徒信奉的基督教自然只能是一种独特的基督教。他们不会念信经和天主经。有些教徒甚至不会画十字。迷信活动在当地十分盛行。科西嘉岛是个崇拜偶像的、野蛮的、一半置身于基督教和文明之外的岛屿。在岛上，人与人的关系冷酷无情。人们甚至在教堂里自相残杀，而在使用矛、匕首或者喇叭口火枪——一种在16世纪中叶流入该岛从而加剧岛上纠纷的新武器——方面，神甫并不落后于他人……可是，在破烂的教堂里，雨水漫流，杂草丛生，蛇蝎栖息……我们要考虑到，即便最怀善意的传教士不免也有夸张之词。但是，描写的景象是真实的。我们在画面上还可添加一笔：这个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民族所能表现的狂热和虔诚，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一个陌生的布道者经过，教堂里就会挤满山区居民，后到的人竟冒着大雨站在外面。直至深夜，还有悔罪者来忏悔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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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穆斯林地区，我们从当时圣徒的传说中，特别是从伊本·阿斯卡尔的传记中，了解到伊斯兰教隐士在16世纪征服了苏斯山，从而也了解到圣徒和他们的崇拜者怎样生活在令人不可思议的环境中。“我们见到他们混杂在一群诡计多端的人、疯子和头脑简单的人当中。”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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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山地区的民间传说反映着某种原始的信仰，人们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在那些地方，巫术和迷信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既煽起人们的狂热，也助长最恶毒的欺骗。57 多明我会教士班德洛58 写的一篇短文，把我们带到16世纪初布雷西亚的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那儿有几所房屋，流水潺潺，有一泓清泉和几座巨大的草料仓库。当地居民人数不多，一名本堂神甫专心致志地在各家各户的门口、草料仓库和牛厩洒水祝福。他到处劝人行善并以身作则。但是，一位年轻的山区妇女来到神甫住宅汲取泉水，使他欲火中烧。他对教徒们说：“最大的不幸威胁着你们。一只吃人怪鸟将向你们扑来，惩罚你们的罪孽。它一出现，我就敲钟，你们就蒙上眼睛，一动不动。”大家就照他说的去做了。直到第二声钟响以前，谁也没有动弹……以上所讲的故事不必班德洛多说什么，自然是完全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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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仅仅是关于农民迷信的一个小例子，而有关农民迷信的记载真是卷帙浩繁，尚未真正被历史学家所发掘。“恶魔般的”瘟疫，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广为蔓延，使当地的居民惶恐不安，特别在那些与世隔绝、生活落后的高山地区。巫师、巫术、原始魔法、黑弥撒，这些都是与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的一种古老文化的潜意识的外在表现。山区是那些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仍然存在的畸形文化得天独厚的庇护所。的确，在16世纪末，从德意志到米兰或者到皮埃蒙特的阿尔卑斯山区，从处于革命和“恶魔”泛滥的中央高原到由士兵充当庸医的比利牛斯山，从弗朗什-孔泰地区到巴斯克地区，“魔法”山真是多不胜数！在鲁埃格，1595年，“巫师统治着成群的无知居民”。由于附近没有教堂，甚至《圣经》在那里也不为人知。由于没有清醒地开展一场社会革命，“群魔乱舞”就作为一场精神革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实行报复。59 因而，在16世纪结束时，甚至在下一个世纪的前几十年内，魔鬼必然在欧洲各地游荡。在我看来，魔鬼甚至通过比利牛斯山的隘道，打开了西班牙的大门。在纳瓦拉，宗教裁判所于1611年严厉地打击了一个拥有12000名信徒的教派，他们“崇拜魔鬼，为魔鬼设立祭台，并与魔鬼亲密相处”。60 但是，我们且把这个大题目先搁下！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是不利于山区世界的异质性和落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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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的自由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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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低地和城市的生活很难进入高地世界。它只能一点一滴地渗透进去。基督教的遭遇并非独一无二。封建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和司法工具，对大多数山区也鞭长莫及。即使能达到山区，也只能施加不完全的影响。这在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的山区已屡见不鲜。这种情形也可以在卢尼贾纳地区得到证实。意大利历史学家把托斯卡纳和利古里亚之间的卢尼贾纳视为某种大陆型科西嘉。62 凡在因人口的不足、稀疏和分散而使建立国家、确立占统治地位的语言和形成伟大文明遇到障碍的地方，这种情况都可以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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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族间仇杀进行一番调查，就会得出同类的看法和结论：发生族间仇杀的地区（请注意，都是山区），是没有经过中世纪的磨炼、没有把中世纪的封建司法思想渗透进去的地区，63 例如柏柏尔地区、科西嘉岛或阿尔巴尼亚等地。马克·布洛赫在谈到有关撒丁岛的论著64 时指出，由于撒丁岛“长期避开了遍及大陆的影响的巨大潮流”，因而它在中世纪“有一个偏重领主化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化的社会”。这等于强调了撒丁岛的岛屿特性。而且，这的确是撒丁岛过去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在这股力量的旁边，还存在着一股并不稍弱的力量。那就是山。山如果不是比海洋更多地，至少也是同样地构成居民同外界隔离的原因。在奥尔戈索洛和其他地方，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山也制造出反抗现代国家和宪兵的传奇式的心黑手辣的亡命徒。民族学家和电影艺术家都抓住了这个动人的现实。“不偷不盗非好汉，”65 撒丁岛的一本小说中的人物这么说。另一个说：“法律由我订，取用凭我心。”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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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丁岛、卢尼贾纳、卡拉布里亚以及我们通过观察（当可能进行这种观察时）可以发现与社会和历史的洪流相脱节的地方，社会的古老风俗（例如族间仇杀以及其他）之所以还存留着，首先是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山毕竟是山，也就是说，山是一种障碍，同时也是自由人的一个藏身之地。因为文明（社会和政治秩序、货币经济）强加的一切束缚和统治，在山区不再压在人们头上。在山区没有盘根错节的土地贵族（“阿特拉斯领主”作为摩洛哥归附地的产物，是近期才有的）。在16世纪，上普罗旺斯的居乡贵族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像农民那样开荒，亲自扶犁和刨地，甚至牵着驴子去驮运木材或厩肥。在“同意大利贵族一样基本上住在城市中的普罗旺斯贵族看来”，67 居乡贵族是一种恒久的耻辱。在山区，没有富裕的、大腹便便的、招人嫉妒的因而也更受人嘲笑的教士。神甫同他的教民一样贫困。68 在山区，没有繁密的城市网，因此也没有行政机构，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我们还要补充说：那里也没有宪兵。在山下才有拥挤得令人窒息的社会，才有领取俸禄的教士，才有趾高气扬的贵族和有效的司法机关。山是自由权利、民主制度和农民“共和国”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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