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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区分路程长达800公里的“远距离季节性迁徙”和短途的或小范围的季节性迁徙。我们这里关心的只是由著名的牧主公会（其特权可以上溯到1273年）推行的那种“远距离季节性迁徙”。正如18世纪末一个博物学家所说，“西班牙有两种羊。第一种羊，毛质平常，始终留在出生地，从不更换牧场，天天晚上回到羊圈；另一种羊毛质纤细，每年都迁移，在山上度过夏季，然后就去王国南部气候炎热的牧场，例如芒什、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等地。第二种羊被人称为‘流动羊’”。309 正如所有的区分一样，这种区分也只是大致的区分而已。只有那些沿着大路——大路沿线设置了十几个王家通行税征收处——一直走到卡斯蒂利亚“尽头”的羊才是“流动羊”。每到冬天，流动羊珍贵的绒毛上涂着红色的黏土。但是，还有其他的放牧路线，走的是次等道路（牧路、小路）。这些不参加长途迁移的羊群，随着季节而流动，分别被称为“野外放牧”的、“定点放牧”的或“准备上市”的（送往集市出售时的名称）羊。后来，经过了长期和周密的斗争，王国当局终于把它的控制范围扩大到主要道路以外。到1593至1599年间310 羊税迅速上升。但我们这里要研究的不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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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5世纪末上普罗旺斯羊群的过冬与过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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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泰雷兹·斯克拉费尔的《上普罗旺斯的作物》，1959年版，第134、135页。 原图中的地名缩写均用全文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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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朱利乌斯·克莱因311 的经典著作中复制的这张地图（图6）设想大规模季节性迁徙的行进路线。毫无疑问，这是沿着纬线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不断反复的往返运动。尽管迁徙的规模很大（往往沿地平线或者通过高地的缺口迤逦而行），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情形并不是游牧生活，因为羊群都由专门的牧羊人伴随，而且仅仅是羊倌，即牧羊师傅和牧羊帮工。他们装备着投石器、长铲头牧棒，带着毛驴、几匹马、煮饭锅和牧羊犬。这绝不是包括全部居民的群体迁移。我们甚至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是一种反方向的季节性迁徙。细毛羊群确实都从北部高山地区走向南部低地地区。畜群和牧主（大、小牧主）来自北方，首先来自四大“羊城”：莱昂、塞哥维亚、索里卡和昆卡。这几个城市在议会中保护牧主公会的巨大利益。再说，整个体系取决于夏季牧场——即北方的牧场——的载畜能力。至于南方，埃斯特雷马杜拉、芒什和安达卢西亚等地一望无际的旷野允许畜群无限制地增加312 。人们因此可以认为，卡斯蒂利亚的畜群之所以不越过形同虚设的葡萄牙边界，既由于警惕性很高的邻居进行抵抗，也由于没有补充放牧场所的必要，虽然卡斯蒂利亚的牧民对这种限制还是抱怨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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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卡斯蒂利亚的季节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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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朱利乌斯·克莱因的《牧主公会，关于1273—1836年西班牙经济史的一项研究》，剑桥，1920年版，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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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些，我们把农民和牧民之间复杂多样的冲突（特别在流动牧群回流时），把短程迁徙和长途迁徙的畜群之间的对抗暂且放在一边。至于圈养的畜群（在固定牧场放牧的或在野外放牧的），参与其事的是像萨拉曼卡这样的城市，即由缙绅和牧主等地方贵族控制的城市，与牧主公会的活动无关。对牧主公会这个“压力集团”同司法当局（它反对牧主公会享有司法特权）之间的斗争，对国家、城市、大贵族、教会之间在征收通行税问题上的斗争，我们也不给予更多的关注。然而，以上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全都说明，季节性迁徙是个依赖其他制度才存在的复杂的制度，只有先弄清长期的历史演变，才能了解这个制度。一位历史学家说，畜牧业对伊比利亚半岛经济的贡献胜过“油橄榄、葡萄、铜甚至秘鲁的珍宝”。313 他说得很对。我们不要就事论事地看待由西班牙绵羊和从北非进口的绵羊杂交培育成的美利奴羊在14世纪的普及。牧主公会的成立及其蒸蒸日上的发展（大概到1526年左右为止）需要有客观条件的协助和国际形势的配合。如果没有14和15世纪欧洲的危机，没有卡斯蒂利亚廉价羊毛的吸引力，没有英格兰羊毛出口的明显减少，没有意大利城市呢绒业的勃兴，卡斯蒂利亚养羊业的飞跃发展及其成百万头流动的母羊便是不可能的和不可思议的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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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卡斯蒂利亚这个引人注目的典型事例，可以得出一个毫不含糊的结论：任何季节性迁徙都必须先具备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结构以及笨重的组织机构。就卡斯蒂利亚羊毛的情况而论，这牵涉到像塞哥维亚那样的一批城市和市场，牵涉到从事预购羊毛、并与佛罗伦萨人一起开办洗毛工场（处理羊毛）的热那亚商人，还不算这些大商人在卡斯蒂利亚的代理人，羊毛包的承运人，从毕尔巴鄂驶往佛兰德（由布尔戈斯领事馆控制）的船队，经由阿利坎特或马拉加发往意大利的货物，或者，举一个更平常的细节，购买畜群必不可少的食盐并运往牧场……如果离开了它赖以存在并受其约束的这个广阔的背景，卡斯蒂利亚的季节性迁徙是不可能得到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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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比较和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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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每个例子——不论重要与否——进行一番分析，我们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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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我们大致了解到的各种情形看来，季节性迁徙沿袭某些稳定的程式，受到一些措施、条例和特权的保护，并且多少有点脱离社会的范围。牧民历来与众不同的地位相当说明问题。一些调查研究，特别是对上德意志315 进行的研究，突出表现了牧民的这种脱离社会和“不受侵犯”的特性。这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迹象。此外，关于当今普罗旺斯牧羊人进行的季节性迁徙，316 有一篇杰出的报道向读者披露了另一个世界，打开了一种独特的文明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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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针对季节性迁徙所采取的保护或预防措施随不同地区而异，但是，这些措施始终存在着。在克罗平原的阿尔勒附近，“外来畜群”滥用了某些规章。市议会于1633年对这个问题进行审议并责成巡警队长进行必要的查询，准许他收税以补偿损失。艾克斯最高法院批准了这项规定。我们不必多说，这里关系到整整一套制度。317 17世纪初，那不勒斯派驻城外的主要官员正是福贾税卡的税务官。318 税务官负责分配牧场、指定地点、征收租金；当税务官不在时，由牧业公会会长代理。一份匿名报告指出，牧业公会会长每年两次亲临现场办事，“与牧主公会一模一样”。这种类比不管是否正确，至少也反映一定的问题。同样，在阿拉贡，也有与卡斯蒂利亚的牧主公会相类似的机构，并享有特权。但是，有关这些机构的档案资料还没有吸引任何一个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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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条规律：任何季节性迁徙都是根据农业生活的要求而进行的。有些农村由于不能承受放牧活动的全部重担，又不能放弃放牧活动带来的好处，便根据当地的可能性和季节变化，把放牧活动推卸给山下或山上的草场。一切合乎逻辑的研究因而都应当从作为原动力的农业开始。正是农业强制牧民和农民分离。对于以阿普利亚的塔沃列雷为终点和阿布鲁齐为中心出发点的大规模的放牧活动来说，第一件事就是要标出当地农民在山下和山上所占的位置。举卡斯蒂利亚的季节性迁徙为例，我们已指出北方地区以及在那里扎根定居的农民所起的原动力作用。关于维琴察这个地区，我们应当想到人满为患的低地。此外，在北非，正如土耳其或在伊朗一样，在我们看来，难道不是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破坏了古老的放牧活动吗？今天所发生的事昨天已经发生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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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脱这些个别事例的唯一方法，那就是把我们了解到的所有季节性迁徙全都画到表现地中海整体状况的一张地图上。这件事情在目前是可行的。埃莉·穆勒小姐于1938年已经成功地绘制了一张地图，我们采用了这张地图（图7）,并略加补充和简化。319 我们正把残片一张张拼起来，恢复历史的原貌。季节性迁徙的道路宽达15米，名称因地而异：在卡斯蒂利亚叫“卡纳达”；在东比利牛斯山区叫“卡米拉马德尔”；在朗格多克叫“德雷依”；在普罗旺斯叫“卡拉依勒”；在意大利叫“特拉图里”；在西西里叫“特拉泽雷”；在罗马尼亚叫“德罗莫尔·奥洛尔”……这张交通网的陈迹和残余勾画出充当鲜明见证的地理概貌。在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季节性迁徙首先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法兰西南部和意大利。在其他半岛上，即在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北非等地，季节性迁徙被游牧生活或半游牧生活淹没。地中海只有一部分地区的农业比较密集，人口相当稠密，经济比较活跃，因而使放牧活动限制在狭窄和固定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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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近代的季节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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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埃莉·穆勒的“地中海地区的季节性迁徙”一文，见《永不停顿的季节性迁徙》，193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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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地区之外，各种情形错综复杂。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矛盾交织的原因主要应由历史的变化来解释，地理状况虽然也起作用，但不是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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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峰驼和双峰驼：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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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历史提供重要的解释。地中海地区经历了来自东方和南方的两次入侵。实际上也是两场翻天覆地的连锁大动乱。用扎维埃·德·普朗奥尔的话来说，就叫“两大裂口”：从7世纪开始的阿拉伯入侵和从9世纪开始的土耳其入侵。后者来自中亚细亚“寒冷的沙漠”，与此同时，双峰驼的活动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前者来自阿拉伯“炎热的沙漠”。单峰驼的扩展促进了这次入侵，甚至构成了这次入侵的原因。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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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驮畜尽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能被搞混，但其实是不同的。西方人随意把二者搞混，这当然也情有可原。萨瓦里在他的《商业字典》（1759年版）里给单峰驼下了个定义，说它与“双峰驼可以配对”。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这是两种不同的牲畜。双峰驼来自大夏，不畏寒冷，也不怕地势起伏。来自阿拉伯的单峰驼则是沙漠和炎热地区的动物。它几乎不能在山路行走或忍耐太低的气温。在撒哈拉或阿拉伯沙漠的凉爽夜晚，主人注意让单峰驼把头伸进帐篷里。突厥斯坦于10世纪前后培育成功的单峰驼和双峰驼的杂种只在当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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