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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卡斯蒂利亚的季节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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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朱利乌斯·克莱因的《牧主公会,关于1273—1836年西班牙经济史的一项研究》,剑桥,1920年版,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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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些,我们把农民和牧民之间复杂多样的冲突(特别在流动牧群回流时),把短程迁徙和长途迁徙的畜群之间的对抗暂且放在一边。至于圈养的畜群(在固定牧场放牧的或在野外放牧的),参与其事的是像萨拉曼卡这样的城市,即由缙绅和牧主等地方贵族控制的城市,与牧主公会的活动无关。对牧主公会这个“压力集团”同司法当局(它反对牧主公会享有司法特权)之间的斗争,对国家、城市、大贵族、教会之间在征收通行税问题上的斗争,我们也不给予更多的关注。然而,以上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全都说明,季节性迁徙是个依赖其他制度才存在的复杂的制度,只有先弄清长期的历史演变,才能了解这个制度。一位历史学家说,畜牧业对伊比利亚半岛经济的贡献胜过“油橄榄、葡萄、铜甚至秘鲁的珍宝”。313 他说得很对。我们不要就事论事地看待由西班牙绵羊和从北非进口的绵羊杂交培育成的美利奴羊在14世纪的普及。牧主公会的成立及其蒸蒸日上的发展(大概到1526年左右为止)需要有客观条件的协助和国际形势的配合。如果没有14和15世纪欧洲的危机,没有卡斯蒂利亚廉价羊毛的吸引力,没有英格兰羊毛出口的明显减少,没有意大利城市呢绒业的勃兴,卡斯蒂利亚养羊业的飞跃发展及其成百万头流动的母羊便是不可能的和不可思议的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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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卡斯蒂利亚这个引人注目的典型事例,可以得出一个毫不含糊的结论:任何季节性迁徙都必须先具备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结构以及笨重的组织机构。就卡斯蒂利亚羊毛的情况而论,这牵涉到像塞哥维亚那样的一批城市和市场,牵涉到从事预购羊毛、并与佛罗伦萨人一起开办洗毛工场(处理羊毛)的热那亚商人,还不算这些大商人在卡斯蒂利亚的代理人,羊毛包的承运人,从毕尔巴鄂驶往佛兰德(由布尔戈斯领事馆控制)的船队,经由阿利坎特或马拉加发往意大利的货物,或者,举一个更平常的细节,购买畜群必不可少的食盐并运往牧场……如果离开了它赖以存在并受其约束的这个广阔的背景,卡斯蒂利亚的季节性迁徙是不可能得到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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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比较和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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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每个例子——不论重要与否——进行一番分析,我们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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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我们大致了解到的各种情形看来,季节性迁徙沿袭某些稳定的程式,受到一些措施、条例和特权的保护,并且多少有点脱离社会的范围。牧民历来与众不同的地位相当说明问题。一些调查研究,特别是对上德意志315 进行的研究,突出表现了牧民的这种脱离社会和“不受侵犯”的特性。这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迹象。此外,关于当今普罗旺斯牧羊人进行的季节性迁徙,316 有一篇杰出的报道向读者披露了另一个世界,打开了一种独特的文明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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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针对季节性迁徙所采取的保护或预防措施随不同地区而异,但是,这些措施始终存在着。在克罗平原的阿尔勒附近,“外来畜群”滥用了某些规章。市议会于1633年对这个问题进行审议并责成巡警队长进行必要的查询,准许他收税以补偿损失。艾克斯最高法院批准了这项规定。我们不必多说,这里关系到整整一套制度。317 17世纪初,那不勒斯派驻城外的主要官员正是福贾税卡的税务官。318 税务官负责分配牧场、指定地点、征收租金;当税务官不在时,由牧业公会会长代理。一份匿名报告指出,牧业公会会长每年两次亲临现场办事,“与牧主公会一模一样”。这种类比不管是否正确,至少也反映一定的问题。同样,在阿拉贡,也有与卡斯蒂利亚的牧主公会相类似的机构,并享有特权。但是,有关这些机构的档案资料还没有吸引任何一个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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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条规律:任何季节性迁徙都是根据农业生活的要求而进行的。有些农村由于不能承受放牧活动的全部重担,又不能放弃放牧活动带来的好处,便根据当地的可能性和季节变化,把放牧活动推卸给山下或山上的草场。一切合乎逻辑的研究因而都应当从作为原动力的农业开始。正是农业强制牧民和农民分离。对于以阿普利亚的塔沃列雷为终点和阿布鲁齐为中心出发点的大规模的放牧活动来说,第一件事就是要标出当地农民在山下和山上所占的位置。举卡斯蒂利亚的季节性迁徙为例,我们已指出北方地区以及在那里扎根定居的农民所起的原动力作用。关于维琴察这个地区,我们应当想到人满为患的低地。此外,在北非,正如土耳其或在伊朗一样,在我们看来,难道不是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破坏了古老的放牧活动吗?今天所发生的事昨天已经发生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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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脱这些个别事例的唯一方法,那就是把我们了解到的所有季节性迁徙全都画到表现地中海整体状况的一张地图上。这件事情在目前是可行的。埃莉·穆勒小姐于1938年已经成功地绘制了一张地图,我们采用了这张地图(图7),并略加补充和简化。319 我们正把残片一张张拼起来,恢复历史的原貌。季节性迁徙的道路宽达15米,名称因地而异:在卡斯蒂利亚叫“卡纳达”;在东比利牛斯山区叫“卡米拉马德尔”;在朗格多克叫“德雷依”;在普罗旺斯叫“卡拉依勒”;在意大利叫“特拉图里”;在西西里叫“特拉泽雷”;在罗马尼亚叫“德罗莫尔·奥洛尔”……这张交通网的陈迹和残余勾画出充当鲜明见证的地理概貌。在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季节性迁徙首先局限于伊比利亚半岛、法兰西南部和意大利。在其他半岛上,即在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北非等地,季节性迁徙被游牧生活或半游牧生活淹没。地中海只有一部分地区的农业比较密集,人口相当稠密,经济比较活跃,因而使放牧活动限制在狭窄和固定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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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近代的季节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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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埃莉·穆勒的“地中海地区的季节性迁徙”一文,见《永不停顿的季节性迁徙》,193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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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地区之外,各种情形错综复杂。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矛盾交织的原因主要应由历史的变化来解释,地理状况虽然也起作用,但不是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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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峰驼和双峰驼: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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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历史提供重要的解释。地中海地区经历了来自东方和南方的两次入侵。实际上也是两场翻天覆地的连锁大动乱。用扎维埃·德·普朗奥尔的话来说,就叫“两大裂口”:从7世纪开始的阿拉伯入侵和从9世纪开始的土耳其入侵。后者来自中亚细亚“寒冷的沙漠”,与此同时,双峰驼的活动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前者来自阿拉伯“炎热的沙漠”。单峰驼的扩展促进了这次入侵,甚至构成了这次入侵的原因。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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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驮畜尽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能被搞混,但其实是不同的。西方人随意把二者搞混,这当然也情有可原。萨瓦里在他的《商业字典》(1759年版)里给单峰驼下了个定义,说它与“双峰驼可以配对”。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这是两种不同的牲畜。双峰驼来自大夏,不畏寒冷,也不怕地势起伏。来自阿拉伯的单峰驼则是沙漠和炎热地区的动物。它几乎不能在山路行走或忍耐太低的气温。在撒哈拉或阿拉伯沙漠的凉爽夜晚,主人注意让单峰驼把头伸进帐篷里。突厥斯坦于10世纪前后培育成功的单峰驼和双峰驼的杂种只在当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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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牲畜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一个相当宽广的边境地区,把它们各自的生活区域分开。这个地区从扎格罗斯山和陶鲁斯山的南侧沿线(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界线)一直伸展到黑海东端至里海南部和印度河曲的示意线。321 这个地区大致相当于冬季寒冷的伊朗高原。单峰驼当然也进入这个地区,参与16世纪集中在伊斯法罕332 一带的活跃的沙漠商队。单峰驼甚至远抵印度,其价值即使不比马323 更高,至少也和马相等。这证明单峰驼在印度并未真正安家落户。事实上,安纳托利亚高原和伊朗高原都没有对单峰驼广开大门。阿拉伯人远征小亚细亚之所以失败,他们在波斯之所以步履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单峰驼的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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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地区各有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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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在入侵途中放过了从叙利亚到马格里布的高地。他们对这些背向沙漠的、干旱的内陆山区秋毫无犯,虽然这些古老的山区同北非的欧雷斯山一样,早已有人居住。同样,他们绕过了沿海一带荒无人烟的山区,充沛的雨水使当地林木繁茂,这些古老的森林很久以来未遭人的破坏。森林为逃避阿拉伯征服者的居民提供了避难所。从8到11世纪,马龙派教徒和德鲁兹人在黎巴嫩定居。他们开垦荒地,建立各自的国家。在北非,从10世纪起,更主要从11世纪起,随着希拉利亚族游牧部落大量涌入,卡比利亚山开始有人居住。324 在这些山地移民区(移民的时间有早有晚)的四周,随阿拉伯人的征服而来的贝都因人像洪水一样到处泛滥,把山区团团包围起来,使之成为大海中的孤岛。因此,山区生活十分闭塞,往往落后于时代。这种生活方式的某些特点(用牛驮运东西,河谷实行引水灌溉,兴建谷仓,窑洞内人畜共居等)几乎一直保持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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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亚细亚山区来说,在较小的程度上对巴尔干地区(那里的例外情况很多)来说,土耳其双峰驼的侵入意味着激烈的、往往是不间断的、而性质又截然不同的动乱。只要可能,一些尚武好斗的游牧部落就一直登上山顶,在森林线以上的山地安顿下来。这也许因为,“在土耳其人的心目中,在‘亚伊拉’——夏季逗留地——这个土耳其语单词的含义里,凉爽的天气、冰冷的流水、茂盛的牧场等概念同天堂的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325 每到春天,头等的大事便是“离开布满跳蚤、早已成了虫窝的冬季营地……”,特别是要离开这儿,动身上路。一句土耳其谚语说(大意如此):“一名‘于吕克’(即游牧民,步行者)不一定需要出外远行,但他必须经常移动。”326 这既是地理因素的要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传统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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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生活展现的这种宽广的历史画面是模糊不清的,难以辨认的。它有其独特的复杂情节。此外,游牧者不断遇到定居者的抵制,进而发生冲突。他们不得不越过、绕过或粉碎定居者设置的障碍。他们往往不得不在定居者无声的进逼面前退让。在小亚细亚,从13世纪到15世纪,牧民的游牧生活逐渐被挤出高原和内陆盆地,并进一步在高原和内陆盆地消失,被赶到尚未开发的山区及四周的平原。那是些“几乎荒无人烟的”平原,几个世纪以来已恢复“有害健康和被抛弃”的状态,“夏季瘴气蔓延,荆棘丛生”:奇里乞亚平原、潘菲利亚平原、梅安德河谷和盖迪兹河谷。在16世纪,土耳其政府不断强化统治,甚至通过出让土地,勒令游牧民实行定居,胁迫最桀骜不驯的游牧民从事采矿和修筑碉堡,或者放逐他们,例如放逐到1572年归属土耳其的塞浦路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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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工作必须不断地反复进行。游牧生活虽然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衰退,但却在东部兴盛起来。来自亚洲的游牧民在那里被统称为土库曼人。直到今天,安纳托利亚草原的土库曼人还远届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这里产生了他们在路途两端定居的问题。从16世纪起,更主要从17世纪起,奥斯曼的地方长官和税务官对土库曼游牧民开始严加管束。而在这以前,在土耳其扩张获得巨大成功的时期,土库曼游牧民从未受到干扰。对土耳其苏丹政府来说,问题在于征收税款和招募骑兵。同波斯进行的斗争十分激烈,迫使什叶派部落退往伊朗。相反,逊尼派却向西方推进,使游牧部落的成员有所更新。1613年原在科尼亚东南的卡拉曼地区活动的一个部落,过了70年以后,便转移到屈塔希亚高地。有些游牧部落甚至到了罗得岛。最后一次复兴是:东部形成的真空又一次被填补,因为原来困守山区的库尔德人冲出了牢笼。在19世纪,他们“又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和陶鲁斯山脉的南皮埃蒙特之间,沿南北方向进行大规模的迁移”。这证明游牧生活具有周期性,其中包括出其不意的停顿,以及休眠、定居和复苏等阶段。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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