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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卡斯蒂利亚诸城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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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轰动一时的和惹人注目的变化也确曾发生过。这些变化本身是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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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口增长的作用方向从不是单一的。它有时是动力，有时是阻力，时而保持平衡，时而又打破平衡。从前的很多弊端仍然存在，有时甚至更加恶化，因为16世纪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根除它们。其次，并不是城市单独在领导世界。城市在11世纪至14世纪欧洲和地中海的第一次飞跃时期的稳固统治，在进入近代后开始发生动摇。原来发展缓慢的领土国家，突然在近代的推动下，奋发前进。最后，农村人口还是占多数。在16世纪，农村人口仍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可能不如依农村为生的城市那么快。可以肯定，城市人口在急剧上升，尽管我们不能举出确切的数字249 。城市的发展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甚至可能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当17世纪人口出现回落时——威尼斯地区的情况250 就是这样，在那里进行某些测算是可能的——城市的衰落比邻近的乡村要快得多。到了18世纪，事情是否又发生了全面的改观？莫罗先生251 认为，法国乡村比城市发展更快。结论或许下得太匆忙，但这些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懂得，16世纪城市的优势地位还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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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苦难：饥馑和小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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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经济形势并不始终对城市有利。饥馑和疫病沉重地打击着城市。由于运输缓慢和运费昂贵，由于收成丰歉无常，所有城市及其郊区一年到头都有挨饿的危险。稍微有点儿额外负担就会把城市压垮。当主教会议1561年在特兰托举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时（特兰托位于布伦纳山口和阿迪杰河附近，巴伐利亚谷物可从大陆运达该地；维罗纳有时也经这条大路获得谷物供应），与会的主教以及他们的随从立即遇到了粮食供应困难的问题。罗马为此感到不安，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事252 。在地中海地区内外，缺粮的确相当普遍。1521年，卡斯蒂利亚的饥荒凑巧与对法战争和国内市镇骚乱同时发生。面包的缺乏使贵族和平民都十分恐慌。在葡萄牙，人们把这一年称为“大荒年”。1525年，一场大旱使安达卢西亚颗粒无收。1528年的粮荒在托斯卡纳导致了一连串的骚乱。佛罗伦萨不得不把饥饿的农民拒之门外。1540年，悲剧重演。正当佛罗伦萨准备再次关上城门、让乡村听由命运的支配时，满载黎凡特谷物的船舶抵达里窝那港，拯救了这个地区。但这是个奇迹。253 1575年，在盛产粮食的罗马尼亚地区，牲畜却大批地死亡。3月，突然下了一场齐肩深的大雪，受惊的小鸟随手就可抓到。至于人，他们常常为争一块面包互相残杀。254 1583年，灾难席卷了整个意大利，特别在教皇国，几乎饿殍遍地。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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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通常情况下，饥荒并不遍及整个地区，而集中在城市发生。托斯卡纳1528年的灾荒与众不同，它蔓延到佛罗伦萨的所有近邻地区，并且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必须把逃难的农民赶出城外。同样，1529年，在佩鲁贾方圆50英里的范围内，谷物奇缺。这在当时是罕见的灾难。农民几乎完全靠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取得的点滴粮食养活自己。相反，局限在城墙以内的饥荒在16世纪屡见不鲜。佛罗伦萨并不位于特别贫穷的地区，但在1375年至1791年间，共发生了111次饥荒，而在同一时期，大丰收只有16次。256 甚至在墨西拿和热那亚等小麦集散地257 ，也都发生了可怕的饥荒。17世纪初，威尼斯每年都要花费几百万金币购买粮食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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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既迫于需要，又拥有资金，因而是谷物的最大买主。谈到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谷物政策，几乎可以写成一部专著。热那亚对取得粮食供应十分关注，任何机会都不轻易放过，15世纪时曾向法国、西西里岛和北非等地购粮。威尼斯一直从事黎凡特的谷物交易，并从1390年起与土耳其洽谈贸易。但是，这并不妨碍威尼斯同其他谷物供应者（如阿普利亚或西西里岛）往来。此外，威尼斯还接连发布禁令，特别在1408年、1539年、1607年和1628年259 ，杜绝谷物运出其“海湾”以外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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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都设有一个专管粮食的机构（威尼斯称之为谷物署——一个非常现代的名称——该机构有关16世纪 的文件业已散失）。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组织260 。谷物署不仅控制谷物和面粉的进口，而且也管理集市的零售业务。面粉只能在市内两个“公共场所”出售：一个位于圣马克广场附近；另一个在里亚托桥头261 。总督每天都要了解各商店的库存。一旦发现威尼斯的粮食储备只够一年或八个月的食用，谷物署照例立即得到通知。粮食采购一方面由谷物署抓紧进行，一方面又委托粮商办理，并立即向他们发放贷款。面包商也同样受到监督。他们必须向公众提供用“精麦”制作的白面包，其重量可以随食品供应的充足和不足而变化，但单价不能改变，因为这是当时欧洲几乎所有城市的准则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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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与威尼斯谷物署完全相同的机构。谷物署只有一个，设在威尼斯，但以不同的名称，不同的组织形式出现的管理谷物和面粉的机构却到处都可以看到。佛罗伦萨的“积谷义仓”（Abbondanza）经梅迪奇家族（该家族掌握对外的粮食采购）改造继续存在，至少还承担一些次要任务，直到1556年公告发布以后才停止活动262 。在科莫，谷物管理工作由市镇议会的一名或几名“粮食专员”负责263 。在不设置独立机构的情况下，粮食政策由市政当局的有关经办人员或负责官员掌握。拉古萨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经常出现粮荒，共和国的最高行政官亲自主持粮食事务。在那不勒斯，则由总督亲自过问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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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粮的威胁来临时，各地采取的措施相同。首先是大张旗鼓地禁止谷物从城市外运；加强警戒；征集可动用的粮食。如果危机加深，就采取第二个行动：尽量减少消费者的人数；关闭城门或者驱赶外国人（这是威尼斯的惯用做法），除非这些外国人带进数量与其随从和家属人数相称的粮食265 。1562年，马赛驱逐了新教徒266 。这对与胡格诺派为敌的城市来说，具有双重好处。在那不勒斯，1591年粮荒给大学带来了灾难的后果：学校因此关门，学生们被遣散回家267 。接着，像1583年8月马赛那样，整个城市普遍实行粮食配给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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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不惜任何代价四出寻找粮食，首先是向惯常的粮食供应者求援。马赛一般向内地求助，恳请法兰西国王的仁慈，或者向它“最亲密的朋友”——阿尔勒的行政长官们——求援，甚至向里昂的商人们伸手。为了到达里昂以北的勃艮第粮仓，然后从那里把粮食运回马赛，船只还必须不顾“索恩河和罗讷河”的涨水，设法通过“所有的桥……并且不要有大的危险”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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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罗那，1557年8月，宗教裁判所的法官请求菲利普二世批准，从鲁西永给他们运送少量小麦，至少供他们个人食用270 。第二年，271 巴伦西亚的裁判所法官又请求从卡斯蒂利亚进口小麦。他们于1559年再次提出同样的请求。在此期间，预料将会歉收的维罗纳，请求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准许它在巴伐利亚购买小麦272 。拉古萨向黑塞哥维那求援。威尼斯要求土耳其大君同意它在黎凡特装运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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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购粮都要经过谈判、进行发运和付出巨款，对商人作出的许诺和给予的补贴还不计算在内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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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努力全告失败，最后的对策就是转向大海，注意过路的载粮船舶，并截住它们，事后再向货主交付货款，当然不免还要经过讨价还价……一天，马赛截获了两艘不慎误入其港口的热那亚木船。1562年11月8日，一艘三桅战舰受命在马赛外海拦截所有运载谷物的船只274 。1557年10月，当局强行把载运黎凡特和阿普利亚小麦的几艘船带到墨西拿卸货275 。粮食供应不甚充裕的马耳他骑士团，总是密切注视西西里海岸，他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与的黎波里的海盗船并无太大差别。他们诚然解囊付款，但像海盗一样强行登船。可能没有人比威尼斯更擅长使用这种可憎的办法了。威尼斯遇到粮食困难，亚得里亚海就没有一艘运粮船可保平安。威尼斯竟敢在拉古萨城下布置一两艘帆桨战船，不惜冒犯拉古萨人，公然截夺在沃洛、萨洛尼卡，甚至在阿尔巴尼亚邻近的港口载运粮食的船只。威尼斯还去阿普利亚沿海寻找运粮货船，并迫使它们在科孚岛、斯帕拉托或直接在威尼斯卸下粮食……当然，威尼斯未能在阿普利亚海岸上坚持下来（它曾经两次待在那里），失去了这个天赐的粮仓和这个油、酒储藏室。这有什么关系！每当必要的时候，威尼斯就返回那里强取豪夺，不顾那不勒斯以及更远的西班牙以正当的、永恒的和无用的理由提出的抗议。威尼斯所截夺的通常都是那不勒斯租用的船只。威尼斯的截夺，差一点在这座挤满穷人的城市里引起骚乱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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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最终都耗资巨大。但是，没有任何城市能摆脱这些沉重的负担。威尼斯谷物署一方面给商人大量补贴，另一方面又常常以低于收购价出售谷物和面粉，因而承受很大的亏损。那不勒斯的情况更糟，恐惧使当局变得不仅慷慨大度，而且简直达到挥霍浪费的程度。在佛罗伦萨，亏损差额算在大公的账上。科西嘉的阿雅克肖向热那亚借款277 。善于精打细算的马赛，总是事先作好计划，在收获的前夕借款买粮。如果还有库存，马赛便禁止购进新粮，以便出清库存。其他许多城市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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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不但难以推行，而且总是事倍功半。由此产生了痛苦和混乱。最穷的人苦难深重，有时也连累整个城市；行政机构以及基层的城市生活陷于一片混乱。这些地域狭小、经济落后的城市是否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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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苦难：疫病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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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瘟疫这个使人感到不安的来客，可以绘制一张概况图，尽管不甚完整，但也能说明问题。在每个城市旁边，可用一些数字标明灾害猖獗为患的年代。没有一个城市能够从这个简要调查和这个告示牌中漏掉。瘟疫是作为16世纪的一个“结构”出现的。东方城市比其他城市更经常受到瘟疫的袭击。在君士坦丁堡——危险的亚洲门户——灾害长年不断。疫病正是从这个发源地向西方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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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加上饥荒，造成了城市人口的不断更新。1575年至1577年间，威尼斯发生一场可怕的鼠疫，5万人因此送命，占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278 从1575年至1578年，墨西拿约有4万人死于疫病。1580年，瘟疫过后，整个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来势很猛、造成大量死亡的动物传染病，即羊和大牲畜的疾病279 。这场疫病间接威胁人的生命。当代人提供的数字往往因对灾难感到恐惧而有所夸大。班德洛说，在卢多维克·斯福扎时代，米兰有23万人受害280 。根据另一人提供的情况，在1525年的那不勒斯和罗马，死亡率高达十分之九281 ；1550年，米兰又有一半人口丧生282 ；1581年，鼠疫仅让5000马赛人幸存283 ，在罗马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284 ……这些数字并不准确，但肯定可以表明：在医疗卫生知识还不能很好地防止疫病传染的时代，一个城市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可能会突然消失285 。以上数字与常见的描述完全吻合：街上到处躺着死人；车辆每天堆满尸体；死尸多得来不及埋葬……灾难毁灭了城市，但城市在灾难中获得重生。1577年，当瘟疫逐渐缓解、停止肆虐时，威尼斯变成了另一个模样；城市的统治者也换了一批人。这是一次大换班286 。1584年3月，一位在那不勒斯布道的圣多米尼克教士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威尼斯情况不佳，因为年轻人替代了老年人执掌政权。”难道这纯属巧合？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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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创伤或快或慢地愈合了。如果说威尼斯在1576年后288 尚未完全恢复元气，那是因为17世纪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其实，鼠疫和其他疫病只是在物资和粮食困难时期才变得严重起来。饥荒和流行病携手并进，这是西方长期经历的真实情形。很久以来，每个城市都试图防止疾病的流行，例如用芳香植物制成的药剂进行消毒；用火烧毁鼠疫患者的用品；对人和商品实行检疫隔离（在这一方面，威尼斯当时是首创者）；招聘医生；颁发健康证明书，如西班牙的“健康卡”、意大利的“健康证”等。富人历来都是仓促出逃，以图保命。一有灾害兆头，他们就躲到邻近的城市，或者往往跑到环境优美的乡间住宅去。1587年，托马斯·普拉特289 到达马赛时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城市，周围竟有这么多的庄园和别墅。原因是在鼠疫流行的时候（许多人从四面八方前来马赛，因而常有疫病流行），居民都去乡村避难。”这里所说的居民，应该理解为富人，因为城市一旦受到疾病侵袭，便与外界隔离，受人侧目而视，穷人仍留在城内，日常生活全靠外来的施舍，以使城市基本上保持安定。正如勒内·巴厄雷尔所说290 ，由来已久的贫富冲突，是阶级仇恨的根源。1478年6月291 ，瘟疫侵袭威尼斯城，盗窃事件照例马上发生。巴拉斯特罗埃家族的一所住房，福斯卡里家族的一家商店，以及里亚托区的商事裁判所全被偷得精光。这是因为，“在这个瘟疫蔓延的城市，所有有条件的人都弃家到乡下去了，或只身而去，或带一个仆人或亲戚。”……据《慈善的嘉布遣会修士》一书记载，1656年在热那亚出现完全相同的景象，丝毫不差。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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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7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几场大瘟疫——1630年在米兰和维罗纳；1630年至1631年在佛罗伦萨；1631年在威尼斯；1656年在热那亚；1664年在伦敦——似乎比上个世纪更为严重。相对而言，在16世纪的下半叶，城市遭受的灾难可能轻些。我们马上会想到其中的某些原因：湿度增加，气温下降以及意大利与东方更加直接的往来。但是，为什么东方遭受的疫病灾害也更加严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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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城市不仅受到鼠疫的侵袭，而且还有性病、“汗病”、百日咳、痢疾、伤寒等流行为害。这些疾病对军队——部队不免调动，因而更易得病——也不放过。匈牙利战争期间（1593—1607年），一种伤寒病，即所谓匈牙利病293 ，使德意志士兵大批死亡，但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却得以幸免。这种疾病后来在整个欧洲蔓延，甚至传到英格兰。城市成了这些传染病的天然的中转站。1588年，威尼斯发生流行性感冒，使居民几乎全都卧床不起，但病死者不算太多。大议院顿时空无一人，即使在鼠疫流行期间，这种状况也从未出现过。从威尼斯开始的这场疾病蔓延到米兰、法国、加泰罗尼亚，然后一跃而越过海洋到达美洲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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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的大起大落，直到17世纪尚未停止的对穷人的“社会屠杀”，都可归罪于疫病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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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少的外来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