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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不但难以推行，而且总是事倍功半。由此产生了痛苦和混乱。最穷的人苦难深重，有时也连累整个城市；行政机构以及基层的城市生活陷于一片混乱。这些地域狭小、经济落后的城市是否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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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苦难：疫病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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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瘟疫这个使人感到不安的来客，可以绘制一张概况图，尽管不甚完整，但也能说明问题。在每个城市旁边，可用一些数字标明灾害猖獗为患的年代。没有一个城市能够从这个简要调查和这个告示牌中漏掉。瘟疫是作为16世纪的一个“结构”出现的。东方城市比其他城市更经常受到瘟疫的袭击。在君士坦丁堡——危险的亚洲门户——灾害长年不断。疫病正是从这个发源地向西方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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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加上饥荒，造成了城市人口的不断更新。1575年至1577年间，威尼斯发生一场可怕的鼠疫，5万人因此送命，占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278 从1575年至1578年，墨西拿约有4万人死于疫病。1580年，瘟疫过后，整个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来势很猛、造成大量死亡的动物传染病，即羊和大牲畜的疾病279 。这场疫病间接威胁人的生命。当代人提供的数字往往因对灾难感到恐惧而有所夸大。班德洛说，在卢多维克·斯福扎时代，米兰有23万人受害280 。根据另一人提供的情况，在1525年的那不勒斯和罗马，死亡率高达十分之九281 ；1550年，米兰又有一半人口丧生282 ；1581年，鼠疫仅让5000马赛人幸存283 ，在罗马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284 ……这些数字并不准确，但肯定可以表明：在医疗卫生知识还不能很好地防止疫病传染的时代，一个城市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可能会突然消失285 。以上数字与常见的描述完全吻合：街上到处躺着死人；车辆每天堆满尸体；死尸多得来不及埋葬……灾难毁灭了城市，但城市在灾难中获得重生。1577年，当瘟疫逐渐缓解、停止肆虐时，威尼斯变成了另一个模样；城市的统治者也换了一批人。这是一次大换班286 。1584年3月，一位在那不勒斯布道的圣多米尼克教士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威尼斯情况不佳，因为年轻人替代了老年人执掌政权。”难道这纯属巧合？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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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创伤或快或慢地愈合了。如果说威尼斯在1576年后288 尚未完全恢复元气，那是因为17世纪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其实，鼠疫和其他疫病只是在物资和粮食困难时期才变得严重起来。饥荒和流行病携手并进，这是西方长期经历的真实情形。很久以来，每个城市都试图防止疾病的流行，例如用芳香植物制成的药剂进行消毒；用火烧毁鼠疫患者的用品；对人和商品实行检疫隔离（在这一方面，威尼斯当时是首创者）；招聘医生；颁发健康证明书，如西班牙的“健康卡”、意大利的“健康证”等。富人历来都是仓促出逃，以图保命。一有灾害兆头，他们就躲到邻近的城市，或者往往跑到环境优美的乡间住宅去。1587年，托马斯·普拉特289 到达马赛时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城市，周围竟有这么多的庄园和别墅。原因是在鼠疫流行的时候（许多人从四面八方前来马赛，因而常有疫病流行），居民都去乡村避难。”这里所说的居民，应该理解为富人，因为城市一旦受到疾病侵袭，便与外界隔离，受人侧目而视，穷人仍留在城内，日常生活全靠外来的施舍，以使城市基本上保持安定。正如勒内·巴厄雷尔所说290 ，由来已久的贫富冲突，是阶级仇恨的根源。1478年6月291 ，瘟疫侵袭威尼斯城，盗窃事件照例马上发生。巴拉斯特罗埃家族的一所住房，福斯卡里家族的一家商店，以及里亚托区的商事裁判所全被偷得精光。这是因为，“在这个瘟疫蔓延的城市，所有有条件的人都弃家到乡下去了，或只身而去，或带一个仆人或亲戚。”……据《慈善的嘉布遣会修士》一书记载，1656年在热那亚出现完全相同的景象，丝毫不差。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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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7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几场大瘟疫——1630年在米兰和维罗纳；1630年至1631年在佛罗伦萨；1631年在威尼斯；1656年在热那亚；1664年在伦敦——似乎比上个世纪更为严重。相对而言，在16世纪的下半叶，城市遭受的灾难可能轻些。我们马上会想到其中的某些原因：湿度增加，气温下降以及意大利与东方更加直接的往来。但是，为什么东方遭受的疫病灾害也更加严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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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城市不仅受到鼠疫的侵袭，而且还有性病、“汗病”、百日咳、痢疾、伤寒等流行为害。这些疾病对军队——部队不免调动，因而更易得病——也不放过。匈牙利战争期间（1593—1607年），一种伤寒病，即所谓匈牙利病293 ，使德意志士兵大批死亡，但土耳其人和匈牙利人却得以幸免。这种疾病后来在整个欧洲蔓延，甚至传到英格兰。城市成了这些传染病的天然的中转站。1588年，威尼斯发生流行性感冒，使居民几乎全都卧床不起，但病死者不算太多。大议院顿时空无一人，即使在鼠疫流行期间，这种状况也从未出现过。从威尼斯开始的这场疾病蔓延到米兰、法国、加泰罗尼亚，然后一跃而越过海洋到达美洲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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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的大起大落，直到17世纪尚未停止的对穷人的“社会屠杀”，都可归罪于疫病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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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可少的外来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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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常见的特征是：城市无产者必须依靠外来的移民，才能维持并扩大其行列。除了不断外流的山民前来充当各种苦力外，城市还有优先权和义务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无产者或冒险者，其人数之多足以满足城市的需求。拉古萨在附近的山区招募劳动力。在“职业介绍所”的登记簿上，可以看到徒工契约的许多副本。学徒雇佣期为1年、2年、3年或7年。1550年，他们的工资每年平均为3杜卡托，通常在合同期满支付。一名仆人保证在土耳其人居住区为主人服务。雇主向学徒提供吃穿，答应让他们学会手艺，295 并许诺在5年、8年或者10年合同期满后给他们几块金币，以资奖励296 ……在这些学徒中，除本地人外，不少人是拉古萨地区的农民子弟，甚至还有多多少少受土耳其辖制的莫尔拉克人。契约文书对此没有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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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赛，最典型的移民是科西嘉人，特别是“科西嘉壮汉”。塞维利亚的移民（来自各地从事远航印度的冒险家除外）是始终陷于无产者境地的摩里斯克人。他们从安达卢西亚纷纷前来塞维利亚定居，以至在16世纪末，城市当局不再担忧山区发生骚乱，而是害怕市内的摩里斯克人为配合英格兰人登陆举行暴动。297 阿尔及尔新增的移民是些信奉基督教的海盗和囚徒；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从安达卢西亚或阿拉贡逃来的难民在阿尔及尔开设店铺和手工作坊，他们的姓名至今在塔加兰人注24 的居住区里还能找到。298 此外还有原在卡比利亚附近山区生活的柏柏尔人，他们人数更多，并为这个城市提供了最早的一批移民。阿埃多指出：他们生计窘迫，在富人的园子里刨土挖地，唯一的奢望是尽可能去自卫队当兵，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证吃饱肚子……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尽管有国家的控制和禁令，尽管还有行会的歧视，没有一个城市不是没完没了地从生活贫苦的或人口过剩的农村接纳移民。“这些穷困潦倒又无合法身份的人为富人提供补充劳动力。富人雇佣他们照管花园、马棚和住房，费用低廉。”这些穷人甚至同奴隶争活干。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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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大批汇集的里斯本，黑奴的处境最为恶劣。1633年，城市总人口将近10万，其中黑奴占1.5万多。雪圣母节那天，腰缠彩色布带的黑奴在街头列队游行。一名嘉布遣会修士300 曾经这样记述：“他们的身材比白人更好和更漂亮。赤身裸体的黑人比衣冠整齐的白人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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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移民来自邻近的城市（16世纪中叶有个名叫科尔内利奥·弗朗季帕内的作家301 ，在威尼斯竟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失望之余颇多牢骚）以及附近的农村和山区（蒂蒂安系卡多雷人）。威尼斯招收的弗留利人行为端正，在市内充当奴仆和干粗活，或在城外从事农活。那些不肖之徒——如果有的话——，则几乎全都来自罗马涅和马尔凯地区，据1587年5月的一份报告说，302 行为不轨的坏人大部分来自罗马涅和马尔凯。这些不受欢迎的和往往没有合法身份的来客，夜间通过正常途径混进城市。他们携带火枪，威逼船夫把他们带到吉乌德卡岛、穆拉诺岛或其他岛上，船夫对他们的要求不能予以拒绝。制止这些人到来，就能刹住刑事犯罪，但必须加强警戒，并在当地设置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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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海外属地以及附近地区，也有大批移民拥来。他们是：动辄争吵打斗、残酷嫉妒的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其中既有“希腊民族”的尊贵富商303 ，又有为了克服定居初期的困难而让妻女卖淫，后来又对这种不费劲的生计产生嗜好的可怜虫304 ）；还有迪纳拉山区的莫尔拉克人。斯洛文尼亚的码头不仅仅是出发码头……在16世纪末，随着波斯人、亚美尼亚人305 、土耳其人的到来，威尼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东方化了。这些土耳其人从16世纪下半叶起，开始在马克·安东尼奥·巴巴罗306 府第的附属建筑中暂住，直到17世纪才建立起“土耳其商馆”。威尼斯也成了葡萄牙血统的犹太富商用以从北欧（佛兰德或汉堡）向东方发展的一个临时中间站。307 此外，这里还成为流亡者及其后代避难的场所。因此，到了1574年，伟大的斯坎德尔贝格注25 的后代还生活在威尼斯，“靠诚实手段……传宗接代。”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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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可缺少的移民，并不始终是些素质平庸的苦力。他们随身带来的还有对城市生活来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新技术。那些不是由于贫困而是由于宗教信仰被驱逐出来的犹太人，在传播新技术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西班牙流亡者，特别是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零售商，生意后来越做越兴隆，竟能同拉古萨人、亚美尼亚人和威尼斯人进行商业竞争。他们把印刷术、毛织和丝织技术，309 据说还有制造炮架的秘密，310 带到这两个东方的大都会。这真是一份厚礼啊！同样，正是被保罗四世从安科纳逐出的几名犹太人，帮助土耳其在发罗拉的商港繁荣兴旺，当然这不过是相对而言。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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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珍贵的移民。例如流动艺术家，他们受正在大兴土木的城市所吸引；还有商人，尤其是意大利的商人和银行家，他们对里斯本、塞维利亚、坎波城、里昂和安特卫普等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都曾出了力气。城市初建，百废俱兴，少不了要有富人。城市对无产者和富人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虽然其原因并不相同。农村人口外流312 是个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大问题，实际情况是：来到附近城市的不仅有穷苦的普通乡民，还有贵族领主和有钱的地主。巴西社会学家吉尔贝托·弗雷伊雷杰出的历史著作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清晰的说明。巴西的第一批城市竟然使大地主带着他们的房屋一起搬到城里。迁居进行得十分彻底。在地中海地区也是如此，转瞬之间，城市似乎把城堡及其主人一股脑儿拉了过来。锡耶纳的一个领主在马雷马有自己的城堡，在锡耶纳有自己的豪华宅第。班德洛给我们描绘了这所宅第：底层极少使用，房间用丝绸装饰，显得富丽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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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豪华宅第是富人重新迁往城外、重返乡间、重返果园和葡萄园之前的一段历史的重大见证。“资产阶级”的这种阔绰排场，在威尼斯313 、拉古萨314 、佛罗伦萨315 、塞维利亚316 等地都显而易见，而且在16世纪相当普遍。这种迁移是季节性的，即使领主经常返回他们的乡间住宅，但他们在城市建造了豪华宅第，因此也就成为城里人了。乡间别业只不过是又一种奢侈，而且往往是赶时髦而已。威尼斯大使福斯卡里1530年写道：“佛罗伦萨人跑遍整个世界。他们赚够20000杜卡托之后，就花10000杜卡托在城外修建豪华宅第。风气一开，人人仿效……结果在城外建造的豪华宅第，其数量之多和富丽堂皇，几乎称得上是第二个佛罗伦萨。”317 塞维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16、17世纪的小说经常谈到市郊的别墅和盛大的庆宴。里斯本周围同样也有许多为树木和流水环抱的别墅。318 显然，这些喜好，这些偏爱，可被更合理的和更加重要的决定所取代。到了17世纪，特别是到了18世纪，应该说威尼斯的富裕市民又成了土地所有者。在戈尔多尼时代，威尼斯听任市内的豪华宅第逐渐破落，而专心致志地精心建造布伦塔河沿岸的别墅。每到夏季，城里只剩下穷人，富人则分赴各自的庄园。时髦和偏爱只是富人的专利，因而不能说明当时的全部情况。由地主和雇农合住的乡间别业，如普罗旺斯的所谓“农舍”，也是城里的有钱人正逐渐占有农村土地的一个前进路标。这场广泛的社会运动对农民的肥沃土地也不放过。关于这一点，在拉古萨（许多农民的契约还保存在官方的档案里），在朗格多克，在普罗旺斯都不存在任何疑问。罗贝尔·利韦写的论文里有一张地图，让我们一眼就看到普罗旺斯的一个位于杜朗斯河沿岸的村庄的情景。在15世纪，罗涅村一带的“农舍”越来越多。每个“农舍”四周都有块相当大的领地。在16世纪，这些农舍属于“外来的行商所有，也就是说，农舍的主人不在罗涅居住。他们多半是埃克斯人”，即普罗旺斯地区埃克斯的财主。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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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像潮水一样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16世纪和17世纪，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还占着上风，甚至涉及富人的方面也是这样。贵族领主云集的米兰一时声势显赫。在同一个时期，拥有农奴新村的土耳其地主抛弃了他们的村庄和农奴，迁居邻近的城镇。320 到了16世纪末，很多西班牙领主离开乡村，分别到卡斯蒂利亚各城市，尤其到马德里定居。321 菲利普二世统治期间和菲利普三世统治期间的气候多变，与西班牙贵族迁居城市也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以前，他们只在城里暂住。菲利普二世死后出现的所谓“封建主的反扑”，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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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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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困难问题，城市天天都要遇到，这种暗淡的历史，不像政治冲突那样以戏剧性形式表现出来。16世纪的演变无情地把城市轮流卷入政治冲突之中。但是，我们不宜过分夸大历史的这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尤其不能带着当时的人——刽子手或受害者——的感情，用比萨人对待佛罗伦萨的那种偏激情绪，来评价历史。我们要弄清这些城市被压垮的过程。因为领土国家虽然胜利了，但城市仍然存在，无论在被纳入国家的轨道以前或以后，城市始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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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和政治史详尽地列举了各种各样的城市灾难。当时受到打击的，不仅有机构设施、风俗习惯、地方的虚荣自负，而且还有城市社团的经济、创造能力和幸福。然而，倒塌的东西原先并不总就站得住脚。冲突经常以和解的方式解决，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戏剧性。新结出的果实——有时是苦涩的——在很久以后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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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看到危机的最早迹象，必须追溯到15世纪初。至少在意大利是这样，因为意大利再次表现出某种奇特的早熟。维罗纳在几年之内变得一蹶不振，于1404年4月被威尼斯所占领；322 比萨于1405年被佛罗伦萨所兼并；323 1406年11月，帕多瓦被威尼斯人攻占。324 随后，1426年和1427年，与米兰地区接壤的布雷西亚和贝加莫先后失陷，从而成为威尼斯共和国面对西方的前哨阵地。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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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岁月流逝，由于内部危机，争吵不停，还由于前后期间的经济困难，热那亚的地位摇摇欲坠。在1413至1453年的40年间，热那亚爆发了14次革命。326 热那亚成了令人垂涎的猎物，法国国王于1458年占领该地；随后，热那亚于1464年又落入斯福扎家族手中。热那亚摆脱了外国的统治，接着又引狼入室，先是斯福扎家族，后来是法国国王。与此同时，它在黑海的领地丧失殆尽。在附近还失去了里窝那。热那亚内乱不断，却恢复了元气，真是一个奇迹。327 弗朗索瓦一世的法国当时占有热那亚的一半领土，后来，在安德烈·多利亚带动下，热那亚于1528年背叛了法国，投靠西班牙，并建立了寡头政治。328 但是，在这以前，热那亚已相当强大，足以保护自己的财富和掠夺别国的财富。1523年，热那亚民兵占领了萨沃纳。从1525年到1526年329 ，征服行动更变本加厉，他们拆毁了码头，填塞了海港。后来，萨沃纳城试图暴动，甘愿投靠土耳其人330 ，热那亚民兵于1528年摧毁了当地的炮楼，并准备改建堡垒331 。但就在那时，更加严重的灾难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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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终于失守，此事在多方面具有象征意义。1472年，巴塞罗那向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的部队投降。1480年，法国国王经过和平协商成了普罗旺斯和马赛的主人。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这是城市国家崩溃的重要时刻。城市国家国土狭窄，在同幅员广大的领土国家较量中不能继续生存。大国从此主宰一切。16世纪初，一些城市并吞另一些城市，借以扩大自己的领土。例如威尼斯建立了威尼斯共和国，米兰创立了米兰公国；佛罗伦萨也快变成了托斯卡纳。从此以后，征服者便是土耳其人、阿拉贡人、法国国王以及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合并后的西班牙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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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过程也曾出现反复，但都为时非常短暂：例如比萨于1406年被征服，1494年重获自由；1509年，它再一次被征服，大批居民离乡背井，前往撒丁岛、西西里岛以及其他地区。332 在别的地方，新的战火燃烧起来。1521年的比利亚拉尔之战使卡斯蒂利亚的各个强大而骄横的城市被迫俯首听命……1540年，轮到佩鲁贾在“盐税之战”中失利，不得不向教皇屈服333 ……在同一个时期，将近1543年，单是灾难性的负债就使那不勒斯的各个城市失去它们最后的自由。334 阿布鲁齐地区的阿奎拉陷于支离破碎的境地，特别是在1529年以后，弗利贝尔·德·夏隆剥夺了城市周围方圆40古里内的堡垒和税卡。335 17世纪初期，阿隆索·德·孔特雷拉斯出任阿奎拉的西班牙驻军司令，336 肆无忌惮地欺负当地的市政官吏。这场可笑而毫无结果的争吵让人看到——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两个世纪以来此起彼伏的大火的最后一点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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