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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那些创纪录的速度放在一边，去探索那些平均速度，困难要大得多。即使有文献资料可以确定这些平均速度，但当同样一次旅行持续的时间可以从1变成2、3、4甚至7或10的时候，难道这些平均速度还有很大的意义吗？重要的是这些旅行持续的时间的幅度，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巨大差异，因为这具有结构价值。运输的现代革命，不仅仅（以惊人的方式）提高了速度，而且还消除了自然的力量过去强加的不可靠性（这也很重要）。恶劣的天气今天只意味着或多或少的不舒服。除非发生事故，这种天气再也不会影响航行时刻表。但是，在16世纪，所有的航行时刻表都取决于气候条件。航行不规则的现象司空见惯，不足为奇。1610年1月来到英格兰的威尼斯大使，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加来海峡整整等了14天。没有一艘船敢同这个大海对抗一下。32 还有一个小例子：威尼斯1618年派驻素丹所在地的大使弗朗西斯科·孔塔里尼为渡过宽而浅的马里查河，用了6小时，而且还费了很大的劲。33 1609年6月，一艘抵达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船在恶劣的天气变好以前，不得不在希俄斯岛的圣安纳斯塔西亚开阔的海滩避风18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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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应该对这些奇怪的平均速度以及它们虚假的简单性有过分的要求，过分相信。那么这些平均数还有什么优点呢？使事情简单化、引起想象、帮助我们回顾现代运输革命以前的岁月。这次革命的翻天覆地的影响我们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感觉到。重视这些平均速度，就是重新找到将要做一次旅行这件事，对菲利普二世时代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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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士坦丁堡渡海到亚历山大，包括中途停留，需要15天左右；不算中途停留，要8天时间。35 从赫勒斯滂城堡的出口处出发到希俄斯岛，航行两天就足够了。36 1560年10月或11月间，一艘拉古萨船从墨西哥起航，9天之内便抵达亚历山大。这个航行的时限当时并没有被看成是个创纪录的速度。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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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渡地中海中心区所需的时间，随着季节、船舶和路线而变化。同一艘小木船从马耳他到柏柏里的的黎波里用9天时间；从的黎波里到墨西拿则要航行17天。38 1562年4月，一艘船用6天时间从的黎波里到达西西里岛南岸的夏卡。39 从突尼斯到里窝那的一系列旅行（1600年1次，1608年2次，1609年8次，1610年2次）分别用了以下不同的航行时间：6天、7天、8天、9天、9天、9天、10天、11天、12天、13天、14天、20天，也就是说平均用了9天。两次最快的旅行（6天和7天）似乎是为了挫败种种预测。一次于1600年1月由一艘帆船完成；另一次由一艘“小船”于1609年7月完成。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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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赛和西班牙与北非之间跨海航行所用的时间，我们缺乏资料。这种旅行常常偷偷进行。法国国王的大使阿拉蒙在天气晴好时（至少是天气转好后的第二天）率领几艘国王的帆桨战船，用一个星期从巴利阿里群岛到达阿尔及尔。41 阿尔及尔和里窝那之间的旅行，1609年有2次，1610年有1次。它们历时分别为13天、15天和5天。42 从5天到15天，相差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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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距离航行方面，航行所需时间的差距一直很大。一艘威尼斯大帆船在1570年10月和11月之间，43 从干地亚到奥特朗托用了12天；另一艘于1561年6月中旬从干地亚到加的斯，44 几乎穿过整个地中海，用了一个月。然而，在1569年7月，两艘阿尔及尔帆桨战船却在海上航行了72天，才抵达君士坦丁堡。一艘于1564年1月7日从亚历山大出发的大帆船4月5日抵达墨西拿。它的航行历时88天。据一位历史学家说，15世纪从威尼斯到雅法的“正常”速度是在40天到50天这个范围内。45 我们曾经发表过一份从威尼亚到朝圣地的旅行纪录统计。这些旅行平均所需时间要多些。46 里窝那港口的吞吐记载47 提供了一些详细情况。由亚历山大到里窝那的五次航行（1609年2次，1610年1次，1611年2次），分别提供了以下数字：23天、26天、29天、32天、56天，平均33天。从卡塔赫纳或阿利坎特到里窝那的8次航行（1609年5次，1610年3次）得出以下数据：7天、9天、9天、10天、15天、25天、30天、49天，平均19天。关于西班牙—里窝那—亚历山大这条航路的航行时间，如有必要可以算出总共需要52天。48 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是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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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递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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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皮埃尔·萨尔代拉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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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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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指与威尼斯有交往联系的地方；Ⅱ指观察到的实例数；Ⅲ指正常实例数；Ⅳ指最长时间（天）；Ⅴ指乘以权数的算术平均数（天）；Ⅵ指正常情况下所需天数；Ⅶ指最短时间（天）；Ⅷ指在最短时间的基础上（=100）计算的正常时间数，换句话说，最短时间与正常情况下所需时间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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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平均数而言，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顺着经线的方向穿越地中海，需要一、两个星期；沿着纬线穿越地中海，就是二、三个月的问题了。附带说明一下，这些大小幅度到17世纪以至到以后的年代仍然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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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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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近似的数据来，人们显然喜欢一系列均匀的计量数字。这就是那些政府、大使、商人和个人的信件（仍旧是它们）所提供的大量情况。从1497年到1532年，对威尼斯市政会议的活动情况始终了如指掌的马里诺·萨努多忠实地记载了信件和消息抵达的情况。总共有近万个可用的数据。这一大堆数据，经过皮埃尔·萨尔代拉49 按照统计学的规则进行整理，终致有可能绘制出第539—540页上的表格，据此又绘制出546—547页的地图。即使如此，我们仍必须准确地解释说明这些传向威尼斯的消息的证据，并且不要对这些消息过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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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根据这些消息测定的空间是异质的，缺乏各向同性的同一性 。如果把巴黎和威尼斯之间的距离作为半径，以威尼斯为圆心画一个圆圈，那么，人们就会画出一个各向同性的 圆形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消息（像缓慢的光线一样）就会同样均匀地从圆周的各个点上朝中心传播。但是，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因为消息在天然障碍——阿尔卑斯山脉、加来海峡、大海等——前踏步不前。消息传递的速度，取决于人们的意愿、计算和需要。从1497年到1532年，威尼斯对法国国王的决定，对来自法国的传闻和消息都密切注视。这些珍贵的货物，从巴黎迅速运到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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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传递移动中的消息，用平均速度来使之变得有规律性，并标在地图上，都只不过是人为的。实际上，这些消息的传递情况千变万化。传递时间之间的差距非常之大（见表格的第Ⅷ栏；最短的传递时间与正常情况下的传递时间的比例）。如果把最长的传递时间和最短的传递时间比较，那么差距就更加悬殊。稍稍有一点令人诧异的是：不规则的系数似乎与经过的路程成反比。此外，这个系数仍然在增大。但是，把大海的因素考虑进去，这种现象就是正常的。为什么扎拉创造了纪录就得到解释（从1到6）。事实上，扎拉具备了两个条件：一是离威尼斯近；二是航行条件会发生变化的亚得里亚海，把它与威尼斯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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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以这些计算为基础，我们有了一个总的提纲，一个验证和比较的基础。这个提纲的唯一缺陷，或者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它的优点是：这样确定的时限比较快。这些时限表现了富裕的威尼斯的警惕性以及它的资财手段。它们同一个警报系统是符合一致的。对威尼斯来说，了解在巴黎、巴利亚多利德、君士坦丁堡所发生的事，不是为了满足好奇，而是出于精明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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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转向别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信件往来的频繁、快速程度都大不相同。菲利普二世的办公桌上堆满来自欧洲各个城市的信件。信件最后一页的背面50 照例都记着信件发出和到达的日期，这是同样珍贵的和更加难得的资料。成千上万个数据尚待作出耐心的统计。除了在科尔多瓦、里斯本、萨拉戈萨、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等地作过几次著名的旅行之外，菲利普二世于1559年从尼德兰回国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卡斯蒂利亚中心一步。关于通信人所在地点和信件传递的线路，虽然还有些不明确的地方，这些疑点是可以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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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些数据，我们仍以威尼斯为坐标中心，再作一次与皮埃尔·萨尔代拉类似的计量，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根据16世纪末西班牙驻威尼斯代表的书信提到的40个实例，走完马德里和威尼斯之间的路程（就算它相当于萨努多所测量的巴利亚多利德和威尼斯之间的路程），所需的最短的时间是20天（萨努多的记载却是12天），最长的时间为85天（有一次长达145天，我们把这个反常的数字抛开了）。这里的非加权算术平均数为40天（而萨尔代拉的加权平均数是29天）。走完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之间的这段路程，根据在相同年代里的16次观察，历时最短为29天，最长为72天，平均约41天半。51 这一次，我们的数字与萨尔代拉的数字（他的数字确实是建立在更广泛的调查基础上的）更为接近，但仍比他的数字要高些。我们能否得出结论说，威尼斯和西班牙16世纪末在地中海中心轴线进行的往来联系不再像16世纪初那样困难和危险？由于根据不足，这样说恐怕是有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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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根据我们的计算和萨尔代拉的计算，威尼斯大致位于马德里（或巴利亚多利德）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半路上。我们算出的平均数是40天或41天半，萨努多算出的平均数是29天到37天。两段路加在一起，走完全程所需的时间为80天或66天。无论如何， 这比从亚历山大到里窝那所需的时间加上从里窝那到卡塔赫纳所需的时间52天这个数字还高。亚历山大和卡塔赫纳之间的路程不等于君士坦丁堡—威尼斯—马德里之间的路程，这个情况不能使我们的推理简单化52 。因此，即使有政治家或商人的宝贵信件的帮助，我们也必须心悦诚服地承认，不可能把海洋测量得十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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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奇货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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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奇货可居，价值何止千金。弗拉拉公爵在威尼斯的代理人致函公爵说：“弗拉拉和威尼斯二城毗邻，任何一位信使送一封信要价不会少于1杜卡托。”53 16世纪初，威尼斯与纽伦堡54 之间送信的价格根据时间的长短而定，例如4天为58弗罗林，4天零6小时为50弗罗林；5天为48弗罗林，6天为25弗罗林（值得注意的是，萨尔代拉记载的创纪录的速度比这最后一个数字还要多2天）。很明显，这是在16世纪初为富商服务的超高速联络。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16世纪市场之间的差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悬殊。不管费用如何高昂，必要时日夜兼程，快速送信，算来还是值得的。后来，邮递事务日渐走上正轨。读了西蒙·鲁伊斯16世纪下半叶的信件后，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似乎当时已不像从前那样着重快速送信和传递消息。55 专人送信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上涨，只有大银行家或者政府才付得起这笔开销。1560年7月14日，56 菲利普二世派驻法国宫廷的大使昌托奈派遣了一个信使从沙特尔到托莱多，然后返回。这个信差总共跑了179个驿站，花费了358杜卡托（每站2杜卡托）。这笔巨款比帕多瓦或萨拉曼卡的大学教授的年薪还要高！驿站之间分别相隔10至12公里，如果信使以每天18古里注2757 的速度跑完全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赶路大大超过了通常的创纪录速度……富人可以用金钱购买不人道的英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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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根据信件的传递速度测算地域间联系的缓慢程度，这显然是荒谬的。信件传递即使十分缓慢，由于信息的珍贵，总还是比其他运输手段更加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