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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递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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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皮埃尔·萨尔代拉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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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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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指与威尼斯有交往联系的地方；Ⅱ指观察到的实例数；Ⅲ指正常实例数；Ⅳ指最长时间（天）；Ⅴ指乘以权数的算术平均数（天）；Ⅵ指正常情况下所需天数；Ⅶ指最短时间（天）；Ⅷ指在最短时间的基础上（=100）计算的正常时间数，换句话说，最短时间与正常情况下所需时间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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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平均数而言，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顺着经线的方向穿越地中海，需要一、两个星期；沿着纬线穿越地中海，就是二、三个月的问题了。附带说明一下，这些大小幅度到17世纪以至到以后的年代仍然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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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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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近似的数据来，人们显然喜欢一系列均匀的计量数字。这就是那些政府、大使、商人和个人的信件（仍旧是它们）所提供的大量情况。从1497年到1532年，对威尼斯市政会议的活动情况始终了如指掌的马里诺·萨努多忠实地记载了信件和消息抵达的情况。总共有近万个可用的数据。这一大堆数据，经过皮埃尔·萨尔代拉49 按照统计学的规则进行整理，终致有可能绘制出第539—540页上的表格，据此又绘制出546—547页的地图。即使如此，我们仍必须准确地解释说明这些传向威尼斯的消息的证据，并且不要对这些消息过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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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根据这些消息测定的空间是异质的，缺乏各向同性的同一性 。如果把巴黎和威尼斯之间的距离作为半径，以威尼斯为圆心画一个圆圈，那么，人们就会画出一个各向同性的 圆形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消息（像缓慢的光线一样）就会同样均匀地从圆周的各个点上朝中心传播。但是，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因为消息在天然障碍——阿尔卑斯山脉、加来海峡、大海等——前踏步不前。消息传递的速度，取决于人们的意愿、计算和需要。从1497年到1532年，威尼斯对法国国王的决定，对来自法国的传闻和消息都密切注视。这些珍贵的货物，从巴黎迅速运到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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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传递移动中的消息，用平均速度来使之变得有规律性，并标在地图上，都只不过是人为的。实际上，这些消息的传递情况千变万化。传递时间之间的差距非常之大（见表格的第Ⅷ栏；最短的传递时间与正常情况下的传递时间的比例）。如果把最长的传递时间和最短的传递时间比较，那么差距就更加悬殊。稍稍有一点令人诧异的是：不规则的系数似乎与经过的路程成反比。此外，这个系数仍然在增大。但是，把大海的因素考虑进去，这种现象就是正常的。为什么扎拉创造了纪录就得到解释（从1到6）。事实上，扎拉具备了两个条件：一是离威尼斯近；二是航行条件会发生变化的亚得里亚海，把它与威尼斯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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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以这些计算为基础，我们有了一个总的提纲，一个验证和比较的基础。这个提纲的唯一缺陷，或者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它的优点是：这样确定的时限比较快。这些时限表现了富裕的威尼斯的警惕性以及它的资财手段。它们同一个警报系统是符合一致的。对威尼斯来说，了解在巴黎、巴利亚多利德、君士坦丁堡所发生的事，不是为了满足好奇，而是出于精明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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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转向别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信件往来的频繁、快速程度都大不相同。菲利普二世的办公桌上堆满来自欧洲各个城市的信件。信件最后一页的背面50 照例都记着信件发出和到达的日期，这是同样珍贵的和更加难得的资料。成千上万个数据尚待作出耐心的统计。除了在科尔多瓦、里斯本、萨拉戈萨、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等地作过几次著名的旅行之外，菲利普二世于1559年从尼德兰回国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卡斯蒂利亚中心一步。关于通信人所在地点和信件传递的线路，虽然还有些不明确的地方，这些疑点是可以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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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些数据，我们仍以威尼斯为坐标中心，再作一次与皮埃尔·萨尔代拉类似的计量，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根据16世纪末西班牙驻威尼斯代表的书信提到的40个实例，走完马德里和威尼斯之间的路程（就算它相当于萨努多所测量的巴利亚多利德和威尼斯之间的路程），所需的最短的时间是20天（萨努多的记载却是12天），最长的时间为85天（有一次长达145天，我们把这个反常的数字抛开了）。这里的非加权算术平均数为40天（而萨尔代拉的加权平均数是29天）。走完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之间的这段路程，根据在相同年代里的16次观察，历时最短为29天，最长为72天，平均约41天半。51 这一次，我们的数字与萨尔代拉的数字（他的数字确实是建立在更广泛的调查基础上的）更为接近，但仍比他的数字要高些。我们能否得出结论说，威尼斯和西班牙16世纪末在地中海中心轴线进行的往来联系不再像16世纪初那样困难和危险？由于根据不足，这样说恐怕是有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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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根据我们的计算和萨尔代拉的计算，威尼斯大致位于马德里（或巴利亚多利德）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半路上。我们算出的平均数是40天或41天半，萨努多算出的平均数是29天到37天。两段路加在一起，走完全程所需的时间为80天或66天。无论如何， 这比从亚历山大到里窝那所需的时间加上从里窝那到卡塔赫纳所需的时间52天这个数字还高。亚历山大和卡塔赫纳之间的路程不等于君士坦丁堡—威尼斯—马德里之间的路程，这个情况不能使我们的推理简单化52 。因此，即使有政治家或商人的宝贵信件的帮助，我们也必须心悦诚服地承认，不可能把海洋测量得十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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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奇货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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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奇货可居，价值何止千金。弗拉拉公爵在威尼斯的代理人致函公爵说：“弗拉拉和威尼斯二城毗邻，任何一位信使送一封信要价不会少于1杜卡托。”53 16世纪初，威尼斯与纽伦堡54 之间送信的价格根据时间的长短而定，例如4天为58弗罗林，4天零6小时为50弗罗林；5天为48弗罗林，6天为25弗罗林（值得注意的是，萨尔代拉记载的创纪录的速度比这最后一个数字还要多2天）。很明显，这是在16世纪初为富商服务的超高速联络。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16世纪市场之间的差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悬殊。不管费用如何高昂，必要时日夜兼程，快速送信，算来还是值得的。后来，邮递事务日渐走上正轨。读了西蒙·鲁伊斯16世纪下半叶的信件后，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似乎当时已不像从前那样着重快速送信和传递消息。55 专人送信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上涨，只有大银行家或者政府才付得起这笔开销。1560年7月14日，56 菲利普二世派驻法国宫廷的大使昌托奈派遣了一个信使从沙特尔到托莱多，然后返回。这个信差总共跑了179个驿站，花费了358杜卡托（每站2杜卡托）。这笔巨款比帕多瓦或萨拉曼卡的大学教授的年薪还要高！驿站之间分别相隔10至12公里，如果信使以每天18古里注2757 的速度跑完全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赶路大大超过了通常的创纪录速度……富人可以用金钱购买不人道的英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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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根据信件的传递速度测算地域间联系的缓慢程度，这显然是荒谬的。信件传递即使十分缓慢，由于信息的珍贵，总还是比其他运输手段更加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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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已经是个理由，促使我们不再系统研究菲利普二世的官僚机构之间的信件往来，也不去调查商人西蒙·鲁伊斯的信件（大约有10万封）。58 这些工作的确不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新情况。事实上，信件的传递取决于定期的航班和不定期的信使。从统计学材料看，后者不如前者重要。研究信件的投递，迟早总要找出那些定期邮班。它们的正式期限我们早已知道。塔西家族经营的邮传业保证在4月初到10月底期间，把信件在24天内从罗马送达马德里；在11月到3月底之间，即冬季，则在26天内送到。以上数字不是商人和驻外大使的信件的平均传递时间59 （因为邮传业主的诺言极少履行），而只是正常速度的上限。根据这些速度，像巴伦宁·巴斯克斯·德普拉达那样，作几次抽象分析，60 我们就可以预先计算（或预测）真实速度的高低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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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投入计算的汪洋大海的第二个理由，而且是重要的理由是：仍旧以威尼斯为出发点，根据这个城市不断颁布与散发的公告——这些公告的许多手稿保存在国家档案馆和马尔奇阿拿，甚至在伦敦档案局——人们可以为17和18世纪绘制出与萨努多向我们提供的基本素材近似的图像。其中两张是弗兰克·斯普纳为1681—1701年和1733—1735年这两个时期制作的。这两张图标明威尼斯情报网覆盖的地区。61 大体说来，消息在这些地区传递的速度等于1497—1532年的速度，比17世纪快些，但比18世纪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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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29和30 消息传往威尼斯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