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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29和30 消息传往威尼斯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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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星期勾画的等时曲线大致表示送达信件所需的时间，三张草图上的线路都以威尼斯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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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草图系皮埃尔·萨尔代拉据1550年（或更准确地说，1496至1553年）的研究成果绘制而成的（参看本章注49）。第二、三张草图系据伦敦档案局所收藏的威尼斯手抄小报绘制，材料是由弗兰克·斯普纳代我查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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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速度越大，虚点表示的网络就越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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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的轴线，三张草图之间的差异可能显得很大。原因在于：根据当时时局的紧急程度，信件的数量有多少的不同。总的来看，第三张图与第一张图是一致的，信件传递的速度缓慢，而第二张图表明，花费的时间有时要少得多。何况单凭图表还不能得出定论。速度按理应该在同一条等时曲线的范围内进行比较。但是这些范围在图上画得并不十分确切。如果把这个范围重叠起来，它们的面积看来大致相近，突出部分可由下陷部分相抵消。但要从面积算出每天的速度，这当然还不能不慎重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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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没有任何含糊不清之处。我们曾经想在这些记录里，寻找一个16世纪特有的、反映当时经济形势的空间尺度。甚至在分析完成之前，我们就已猜到这个空间的量纲几乎是不变的；我们又一次面对着长期的结构。人类可以放手向空间进攻，可以把帆桨战船上的划桨折断，可以让驿马跑得精疲力竭，也可以幻想在海洋上乘风飞翔。但事实上，空间却用自己的惰性同人类对抗，而且不顾人类取得的暂时成功，每天向人类进行报复。当然，一些新纪录常常引起我们的好奇心，正如引起当代人的好奇心一样。例如查理九世的死讯13天后就从巴黎传到克拉科夫（这是苏利本人62 告诉我们的）；“波兰国王”第二天就悄悄地离开了他的臣民。又例如，1544年1月弗朗索瓦一世的孙子诞生的消息仅两天就从枫丹白露飞到里昂（420公里）63 ；一个土耳其信使18天内从伊斯坦布尔到埃尔祖鲁，他一路上累垮好几匹坐骑。64 所有这些最高纪录都有其价值。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记录。把它们同正常的平均速度进行比较是有用的65 ……但是，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16世纪以前和以后的平均速度相当接近（最高纪录也是如此）。在阿维尼翁诸教皇注28 在位时期，66 或者在15世纪上半世纪的威尼斯时代，67 商品、小船和人的旅行速度同路易十四时代并无快慢的差别。只是到了18世纪末期，才有了大的变化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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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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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经济学家写道：“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人们最终会看到，在古罗马时代，如果使用最好的交通工具，‘世界’经济的范围可以在40天或60天内走遍。这个范围从直布罗陀海峡东海角延伸到帕提亚王国的边境；从莱茵河河口延伸到非洲沙漠的边缘。然而，今天（1939年），如果仅仅使用正常的货运方式，如果略去那些经济上不重要和没有交通工具的地区，也需要花40天到6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走遍现代世界经济的整个范围。”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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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计量以及由同一作者提供的有关古罗马时代的陆路交通速度（大约每天50公里），我并不赞同。69 但是，我们无望得到精确的计量，至多也只是找到一个数量级范围。就此而论，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等同于一千多年以前的罗马帝国那么大小。或者也可以说，16世纪的地中海大体上单独就抵得上1939年的整个世界。16世纪的地中海是辽阔的、巨大的，而且只有通过比较，它才称得上“具有人类的特性”，因为在16世纪，人类已经开始向大西洋、太平洋等其他庞然大物开战了。同这些庞然大物相比，地中海像是一头家畜。当然，我们还不能说它是20世纪的“湖”，游客和游艇在这个阳光明媚的胜地用几个小时就可以登陆，前不久的东方特别快车可以不间断地绕行一圈。要了解16世纪的地中海是什么样子，必须在思想上尽可能扩大它的范围，并且借助以往的旅行图景。作这种旅行在过去必须用几个月、几年乃至一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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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行比较，好的例子还是不少的。阿尔杜·赫胥黎在他的《环球之行》中描写的那些现代鞑靼商人的旅行就是一个例子。70 他们在把钱袋装满了金币以后，翻过喜马拉雅山脉，来到克什米尔和印度。赫胥黎特地指出，这些金币在俄国革命之前值10个卢布。这是些多么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人们不禁联想到16世纪在叙利 亚的旅行。在地中海的另一端，来自不同世界的人不可能互相信任，因而既有交往，又有冲突。汇票在那里不能通用。所有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或者交付现金。到那里做生意必须像今天的鞑靼人一样，身上带足黄金或者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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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昨天还是内战为患，外国入侵，屠杀和饥荒频仍，在广大的地区，城市蜷缩在城墙内，一到晚上城门紧闭，这种景象使我联想起宗教战争时期的法国。难道能说这是危言耸听吗？一支游击队在城市间穿插行进，从四川一直到山东，居然不受任何损失。同样，在瓦卢瓦王朝最后几位国王的统治时期，一些外来的或者本地的亡命徒集团四出骚扰，把法国搞得人穷财尽。财富再多也经不起长期的消耗，虽说上帝作证，法国在16世纪十分富有，是一个真正的丰足的粮仓！乔瓦尼·博泰罗71 对由国家养活的、正式或非正式招募来的士兵数量作了一番计算，感慨万端。这些士兵耗尽了16世纪辽阔的法国的脂膏。一份同一时期（1587年）的威尼斯文献资料提到，“身带武器的外国人像洪水泛滥，大量涌入法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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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想象地中海竟是何等辽阔，但以上这番绝妙的题外话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德国经济史学家在提到地中海的整个历史和现实时，喜欢称之为“经济世界”（Weltwirtschaft），但反复重申这个正统的术语，仍不足以说明地中海是个自成天地的“舞台世界”（Welttheater）。地中海长期自给自足，守着自己那个60尺的圈子，只是为了求得奢侈品才同外界交往，特别是同远东交往。重要的还是要弄清这个世界的范围大小，并说明这个范围何以决定着地中海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为做到这些，都必须尽力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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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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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距离的重要性，就是要重新认识16世纪帝国的治理所提出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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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在当时是个从事海陆运输的大国。除了需要不断调动军队外，它每天还要传递几百道命令和消息。菲利普二世的政策要求加强这种联系，随时调动军队，运送贵金属和寄发汇票。所有这些至关紧要的事反过来又说明了菲利普二世采取的相当一部分措施，说明法国对他来说为什么十分重要。关于法国，人们总是说它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的包围。但是，如果说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对法国是个外来的威胁，那么法国却从内部威胁着这个帝国。两种威胁究竟哪种更大呢？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治下的法国闭关自守，与哈布斯堡王朝为敌。查理五世皇帝一生中除了1540年在法国匆匆一过以外，只是隔得远远地在被包围的法国的周围来来去去。相反，在1559到1589年的30年间，法国的道路对菲利普二世的政治和财政机构多半开放了。菲利普二世寸步不离西班牙，只是待在他那张蜘蛛网的中心，其原因在于有千百条理由促使他那么做，卡斯蒂利亚在西班牙的财政和经济中具有首要地位，同美洲的联系生死攸关，另外也是由于法国的边界对他已不再完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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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坐在菲利普二世身边和帮他处理各种文件，就要反复衡量法国这一中间地带；了解那里的驿站设施以及哪些道路上有驿站，哪些道路上没有驿站；通过信件往来，记下法国宗教战争在不同地区造成的交通中断；计算出中断的范围、时间和严重程度；此外，还要了解银钱，特别是汇票，怎样绕道向交易所城市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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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与空间作斗争的确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西班牙的领地分散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条件十分不利，因而消耗了极大的精力。然而，它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好地适应了这些强制性的任务，并且有组织地去完成这些任务。不管人们怎么说，西班牙帝国在运输、转移、传递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从16世纪60年代起，西班牙帝国在军队和物资运输方面出现了一个专家，此人名叫弗朗西斯科·德伊巴拉。对于此人以及才能与他不相上下的人作进一步的了解，恐怕会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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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过分看轻了西班牙的国家机构所面临的巨大任务。这些人一味指责国王是个“埋头文牍”、“办事拖拉”、“举步维艰”的官僚主义者。利摩日主教在1560年写道，73 这位国王“事必躬亲，诚为一大美德”，“他一心忙于公务，整天待在文件堆里，连一小时也不放过”。74 这位拼命工作的国王，在过了25年之后，不听希望有所创新的格朗弗勒红衣主教75 的劝告，仍然以超人的精力处理各种事务。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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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西班牙的种种“缓慢”，必须加以区别。有邮件往返的缓慢，消息到得较慢，复信和命令传送速度也慢。世界各国政府都有同样的情况，不过西班牙政府更严重。但是，在要跨越的空间和距离相等的情况下，它大体上与其他国家的政府相当。西班牙王国的弱点，也是其他国家的弱点。土耳其帝国同样也集缓慢、拖拉之大成。例如，从君士坦丁堡到亚得里亚海，或者到科托尔，或者到斯普利特，紧着走也要16至17天。77 黑海的航行变化不定，行期难以预料。在爱琴海——土耳其人称之为白海——最高速度也低得可怜。还是在1686年（确切说在12月份），一艘土耳其帆桨战船从君士坦丁堡驶抵内格勒蓬用了8天时间。78 这是一条值得重视的信息。苏里曼帕夏的船队于1538年穿过红海，79 需要两个月。距离不能缩短。想缩短也纯属徒劳，几百年来也从未变动过。佩戈洛蒂在其《经商实践》（1348年）一书中指出，从特拉布松到大不里士，商人骑马需12至13天；骡马商队需30到32天。1850年，奥地利驻特拉布松的领事格德尔声称，骡马商队走这同样一段路程，“在道路状况良好时”需要27到30天。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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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的第二个原因是发送命令之前的磋商和审议。当时的人见证是一致的。在办事沉着镇定、善于掩饰和轻易不下决断的西班牙，法国人、意大利人觉得与当地人的气质格格不入。我们不能保证这个被人多次描绘的形象是正确的。外国人对西班牙的认识往往带有成见，传播的形象也往往带有虚假的成分。然而，西班牙政府，或者像利摩日主教所说的“这个国家的慢条斯理”，81 似乎是无可争辩的。当人们于1587年在罗马获悉特拉克在加的斯城的战绩时，教皇惊叹道：“西班牙国王陛下胸襟狭窄，凡事都犹豫不决，坐失良机。”在巴黎，“责难不仅十分尖刻，而且到处渲染，并说西班牙国王的宝剑不如英格兰女王的纺锤”。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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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恶意中伤。然而，如果还拿外交信函来看，法国政府办事似乎比较迅速及时。过错难道就在于马德里的所有信函都要经国王亲自过问吗？由于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活动的范围比法国（或英格兰）广阔得多，菲利普二世在作出决定之前，就要等待来自更为遥远的地方的各种意见。这样，我们就能把决策迟缓的两方面原因联系起来。除了本身办事拖拉之外，西班牙还要远涉重洋——大西洋、印度洋甚至太平洋——机器的运转势必缓慢。事实上，作为第一个具有世界规模的经济和政治大国，西班牙的国家机器却未能适应这一需求。这就是西班牙的心脏跳动的节奏比其他各国要慢的原因之一。从1580年起，在西班牙征服了葡萄牙之后，这个节奏更慢了。佛罗伦萨人萨塞蒂曾于1585年抵达东印度，他的珍贵的信件一直保存至今。我们不妨同他一起回想当时的情景。1585年1月27日，他从科钦写信给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皮耶罗·韦托里说，如果人们考虑到必须进行历时七个月的海上航行，考虑到“每顿饭只有干粮、咸水，八九百人挤在一块小地方，要受饥饿、干渴、晕船和生活不便的折磨”，83 就很少会有人对前往印度感兴趣了。可是现在，人们却见船就想上去……西班牙国王的命令，也不得不经历这七个月的旅行和许多其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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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西班牙同距离进行的搏斗，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它比其他任何搏斗都更好地展示了“16世纪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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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德·迪布尔的三次使命（1576和15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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