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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短暂的交易会期间，巨额的付款得以结清。按照达万扎蒂295 的说法，1588年的成交额为3700万“马克埃居”。根据多梅尼科·佩里297 的说法，几年以后，成交额达到4800万。依靠我们掌握的商业信件，可以找出当时的兑换牌价。但是，除非我们掌握至少一个热那亚银行家的账册和信函，否则我们就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热那亚人的一切财富确实建立在一种相当巧妙，同时又被巧妙地运用的机制之上。正如富格家族在西班牙的代理商幽默地指出的那样，热那亚人的统治是证券的统治。这个代理商在1577年指责他们“拥有的票据比现金还多”。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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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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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代并不是1579年随着皮亚琴察最初举办交易会开始的。整个16世纪都为这个时代作了准备。但是，1566年以后，或者更确切地说，1579年以后，证券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以致连那些与商业活动只有很少一点关联的人也觉察到这一点。分工的发展使银行业从商业活动中脱颖而出，或者更确切地说，产生了银行家和金融家的职业，因为他们的活动从一开始就以君主的钱财为对象……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找出这种职业的相对特性，以便懂得为什么当时有许多人对这个职业感到惊奇。诚实明理的人认为，金钱是商品的随从。在他们看来，“真正的交易”是诚实贸易的结果。但是，他们不能接受，钱可以脱离商品而单独进行买卖。他们不能接受，在皮亚琴察，一切都通过转账结算。菲利普二世本人曾承认，他对于汇兑一窍不通。298 可能正是由于这种不理解，他对热那亚人非常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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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循守旧的威尼斯，票据的使用长期并不十分引人注目。据威尼斯1575年的一份资料计算，299 威尼斯在同土耳其作战期间，曾发行巨额公债，总额高达550多万杜卡托。其中，以汇票形式付款的共216821杜卡托，略少于公债总额的4%。显然，这项数据单独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公债既然在当地发行，用金锭（57772杜卡托）、银锭（1872342杜卡托）或铸币（3198420杜卡托）付款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我们总会注意到，有些威尼斯人对证券的增多以及合法或非法的证券交易提出异议。他们的言辞一般都很严厉。仅以这位威尼斯大使为例。他在1573年300 从马德里写信给市政会议说，热那亚的“契约放款人”把正经的买卖，即把商品交易放着不做，一味从事大宗汇兑交易，甚至认为商品交换只配让穷极无聊的下等人去干。在1573年，持这样的见解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在30年以后，当转瞬即逝的“启蒙时代”在威尼斯出现时，当很多思想家（如莱奥纳尔多·多纳）开始关心经济问题时，当一些辞藻华丽但行文清楚的关于商业、政治和货币的优秀“论文”广泛传播时，人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仍旧对票据的激增，对通过汇兑结账而不是用现金支付这一新生事物惊讶不已。汇票的多次转让已经在外国银行家，例如佛罗伦萨或热那亚银行家的提倡下，开始传入威尼斯。但在以上评判者看来，似乎这种做法“毒化了正常的商业往来，使少数银行家占用了多数商人的资金”。301 威尼斯商人和富人可见是被硬拖到贝桑松交易会这个畸形世界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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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人对交易会作了种种指责，这个世界是“合理的”，因为它掌握着未来的钥匙；他们不懂得交易会的活动是智慧的活动。实际上，证券的出现及其发展是经济生活的一种新结构的开端，是对经济生活的一个必要的补充。热那亚人在这方面起着先驱的作用，并迅速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过分相信证券交易的优越性，被金融业的迅猛发展所陶醉，并逐渐脱离大西洋的商品贸易。直到1566年，他们在大西洋的商品贸易中还占重要的位置。这个一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的大西洋世界302 将发展和成熟起来，促使当地的商人和金融家出头露面。有人说，热那亚的失败是金融或者证券的失败，是忠于传统贸易的商人的胜利。其实不然，随着美洲的发现，一场地理革命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告完成，而与此同时，另一种资本主义悄悄地发展了起来。这是新金融家的胜利。葡萄牙放款人以北欧放款人为后盾，于1627年在马德里操纵金融活动。这实际上是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之一。至少从1609年开始，荷兰资本主义已拥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最现代化的信贷机构。地中海资本主义为荷兰资本主义提供了样板，而其经过长期苦心经营而确立的地位也将被荷兰资本主义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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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最后一次破产到菲利普三世时代的第一次破产（16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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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最后一次破产到菲利普三世时代的第一次破产，即从1596至1607年，我们所要涉及的问题范围极其广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非陈述破产的曲折过程，而应弄清始终在起作用的内因和外因，以便检验我们初步提出的、并经最新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的解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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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看清问题的所在，我们不要被历史的戏剧性细节所迷惑，而要反复提醒自己，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的统治无不有其开端、兴盛和衰落，资本主义经历的各个阶段，也就是突变和中断，与其他的突变和中断相仿。像富格时代一样，热那亚人时代以及后来的阿姆斯特丹时代，都只延续两三代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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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这些，为触及问题的要害，我们应立即看到以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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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卡斯蒂利亚国家同商人的纠纷总是包含两个连接的阶段：争吵，然后和解。争吵在冬季旷日持久（没有任何理由），让人着急，如1596—1597年就是如此。随着夏季来到，国家的需要迫在眉睫，双方都急忙和解，达成的妥协被称为“全面和解”。“全面和解”在1577年产生一次；1597年产生一次；1607年产生两次；1627年产生一次。争吵或不如说破产始终以“法令”的形式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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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卡斯蒂利亚国家每次都遭到失败，这是因为它不是大商人的对手，因为大商人比它先进几个世纪。菲利普二世对热那亚人的愤怒说明他一意孤行，没有清醒的头脑。如果他头脑清醒的话，本该采纳别人提出的建议，于1582年组织一个国家银行，或于1596年建立一个意大利式当铺；或者制定一项通货膨胀政策（虽然能否控制通货膨胀还是个问题）……在我看来，菲利普二世最后总是陷于19世纪的某些南美国家的境地。这些政府拥有矿山或种植园，产品十分丰富，但对国际金融无能为力。尽管它们可以大动肝火，甚至采取打击措施，但最后还是屈服，交出资源和主权，表示“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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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次国家宣布破产，每次进行清账，总有一些银行家蒙受巨大损失，或从此一蹶不振，或悄悄退出金融舞台：上德意志商人在1557年，除热那亚以外的意大利商人在1575年，西班牙商人在1596年和1607年，热那亚商人自己在1627年。但是，同1557年的富格家族一样，热那亚商人没有完全退出舞台。尽管如此，这条规律是无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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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一次的损失都广泛地转嫁到卡斯蒂利亚纳税人的身上（他们的确被沉重的赋税压垮了），也转嫁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储蓄者和有产者的身上。只要有银行家，就必然有“俄罗斯债券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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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90年起，特别在1593年和1595年，种种迹象表明卡斯蒂利亚国家将再次破产，支出毫无节制，随着税收的明显下降，财政收入逐渐减少，阴郁的经济气候使破产和因负债而入狱的人日渐增多。西班牙虽然困难重重，但由于美洲白银的到达次数也有所增加，塞维利亚、巴塞罗那以及热那亚、威尼斯的贵金属流通仍井然有序，经由莱茵河向尼德兰运送贵金属仍正常进行。尽管西班牙在欧洲进行大规模的斗争，尽管由于从1589年起银币输出的暂停再次引起商人惯常的谨慎和不安，贵金属的充裕都可能造成或者正在造成幻觉，甚至在商人中造成虚假的安宁。然而，最令人不安的信号，无疑是卡斯蒂利亚的税收负担极其沉重，把包括大领主、大贵族、教会、城市，甚至大小商人在内的所有纳税者压得喘不过气来，大批债券投入到仍有相当购买力的市场上去。历史学家从随后的事态发展中看到，这一局面对大放款人更加不利。菲利普二世11月中旬发布的敕令使他们大为吃惊303 ，按照这项敕令，菲利普二世停止付款，并把商人手中的收入和资金统统收回。304 消息传到里昂，305 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因为在那个时候，西印度船队已穿过了大西洋，据说正以空前的速度来到。306 这个决定迅速在各个商业城市，首先在西班牙，激起了反响。在欧洲，恐惧心理和判断错误立刻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菲利普二世派驻威尼斯的大使唐·伊尼格·德·门多萨307 指出：“由于停止支付，陛下不用动武就可克敌制胜，因为敌人的力量正来自陛下向外投放的金钱……经验表明，土耳其人、法国人和所有其他国家都使用这些金钱……”当然，西班牙国王采取了这个惊人的举动后，局势远不是那么对他有利。事情本身并不是那么简单。西班牙国王靠自己把巨额现金（可能400万到500万杜卡托308 ）运往意大利，但运输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意外的事。这些事情有时显得非常离奇，但又千真万确。巴伦西亚当局曾阻止将西班牙国王的100万杜卡托装船运往意大利，原因是没有收到国王的航行许可证。必须把航行许可证火速送去。309 事情真是十万火急，否则在局势一触即发的尼德兰，军饷支付便会有中断的危险。西班牙国王生性固执，但无论怎样固执，也不能摆脱他的困境。他不喜欢商人，一再同商人作对，因而给商人带来重重困难。菲利普二世的敕令重新使每个商人回想起1575年法令以及随后的法令在热那亚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旧贵族”被迫卖掉“银餐具、黄金、珍珠和他们的夫人的全部首饰……”310 在1596年年底，契约放款人全都担心他们20年的苦心经营将付诸东流，担心不能如期付款或者收回贷款的悲剧将不断发生。在坎波城和其他城市的交易会上，再也借不到一个里亚尔，311 到期证券一周又一周地“延长”付款期限，始终没有得到结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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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力较量的初期，菲利普二世政府虽然不免要同商人接触、施加压力和进行谈判，但却不肯作出任何承诺。一个佛罗伦萨人写道：“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一切都悬而未决，局面十分混乱。”312 热那亚驻马德里的大使也写道：“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过接触，］没有任何好消息可以宣布……”313 西班牙国王和他的顾问不打算废除契约借款制，也不准备取消大商人集团（即所谓“商行”），这一点似乎是明显的。西班牙国王及其顾问的真实意图（这在法令公布之前已经为人所知），是要限制商人的要求，削减契约放款人的利润，而且在“西印度船队运不来白银的情况下”，315 也能获得至少为期三年的大笔借款，这个要求显然是过分了，因为汇票流通和现金周转都离不开西印度船队源源不断地运来白银。商人加快汇票流通，预付期票和加速现金周转，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国王的审计官在查账后声称，由昂布罗西奥·斯皮诺拉向佛兰德提供的40万埃居“契约借款”，竟使西班牙国王付出了35%的费用。316 放款人对“查账”的细节提出了异议，但不否认这些交易代价很大。商人们远没有挣到西班牙国王损失的那些钱，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相信，商人至少说了一半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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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假如富格家族没有参加进去，西班牙国王和放款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真诚吗？）也许会很快恢复。如果我们没有把时间顺序搞错，富格家族是在葡萄牙商人（请读者把这里的葡萄牙人理解为新基督徒）为其商品和资产向菲利普二世支付了25万埃居317 以后（或至少是同时）才采取的行动。富格家族提供的借款肯定比葡萄牙商人多，达400万埃居，但协议没有达成，或许因为财力不足（富格家族的全盛时代尚未到来）。也可能因为要价过高。318 富格家族或者更确切地说，富格家族在西班牙的三名经纪人之一托马斯·卡格，于12月初打开了僵局。他没有同另外两名经纪人商量，就同西班牙国王达成一项协议，决定由尼德兰“分行”每月支付30万埃居，分12个月付清贷款，而不是用现金预付总额的一半，加上即将到期的期票，319 再加上陆续结清巨额余欠的许诺。热那亚人开始不相信这个骗人的花招可能成功。这是一项“悬在空中”的“假”合同。320 更何况，热那亚人向西班牙国王提出的条件更优惠，借款的期限也长，至少他们在表面上是真诚支持西班牙国王的。321 快到2月时，热那亚人得知这个花招居然弄假成真，而且问题的解决只等奥格斯堡的富格点头了。322 这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无非使我们看到这个富商家族的四分五裂和内部争吵，看到安东·富格1597年4月的马德里之行的曲折过程……323 但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富格家族的介入给了菲利普二世政府一年喘息时间，从而使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谈判陷于无效，造成商人互相拆台。这些背叛行动，有的停留于计划阶段，有的已经实施，例如巴蒂斯塔·塞拉就是这种情况。324 但是，随着1597年结束，富格家族的客串终告结束，协议也在不久之后终于达成。财政拮据已不允许卡斯蒂利亚政府拖更长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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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的两名“大臣”和四个商人代表于1597年11月13日缔结的协议，于同月29日进一步发展成为全面“和解”。1596年法令的受害者同意给西班牙国王贷款450万埃居在尼德兰交付，250万在西班牙交付，从1598年1月末到1599年6月末，分18个月付清。在西班牙国王方面，也给了商人一连串实实在在的好处，特别是发放700多万杜卡托的巨额年金债券。关于这些年金是永久的还是终身的，尤其是关于债券的利率，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商人们想提高利率，以便向西班牙公众转手倒卖。这也正是商人一有可能就从事各种债券投机的更重要的原因。对这种投机活动，我们对细节不很清楚，只知道总的规律，那就是低价购进，高价售出。这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行情的相对稳定（然而，据了解，有些债券的价格尽管有所提高，但仍受到14%的损失）有利于进行大规模的交易。325 热那亚人和他们的商人就用这些证券偿债，不顾债主叫苦连天。对债主们说来，他们借出的是现款，自然也希望收回现款。但是银行家们认为，既然国王陛下只给他们债券，他们就拒绝用其他货币付款。326 读者或许会想，这是一场寻常的危机，其严重性与1575年的危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如果认为这艰难的一年（几乎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没有严重后果，那就正好错了。一年过去以后，商人集团——我们称之为1596年法令受害者“联合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四个大商人的领导之下：其中三人是热那亚人（埃克托·皮卡米利奥、昂布罗西奥·斯皮诺拉、胡安·哈科莫·格里马尔迪），一人是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德·马尔文达）。毫无疑问，商人们抱成集团，对1596年法令受害者和对最富有的大商人有利。1596年法令涉及的贷款分配如下：热那亚人20.5亿马拉维迪；佛罗伦萨人9400万；德意志人450万；西班牙人25.23亿。因此，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最大一部分，是西班牙商人的贷款。他们比其他人受害更深。他们可能没有像热那亚人那样成功地把损失转嫁给别人，特别是转嫁给威尼斯放款人（后者因被货币交易获利容易所诱惑，终于吃了大亏）。全面和解以后，贷款重新分配如下（以埃斯库多或杜卡托为单位）：热那亚人558.1万；佛罗伦萨人25.6万；德意志人1.3万；西班牙人220万。这一分配很好地反映了领导机构组成情况：三个热那亚人和一个西班牙人……。热那亚人得到最大的一份。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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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后，一切又重新开始。由其结构所决定，契约借款每隔一段时间，似乎必然要出现破产。在这里，我就不必再详细阐述1607年11月9日的法令和1608年5月14日的普遍和解；不必再指出，在菲利普二世最后一次破产以后不过10年，尽管莱默公爵执行和平政策，但由于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侵吞公款和1595年以来经济的普遍衰退，西班牙再次陷入新的危机之中。1608年的清账决定对债券实行分期偿还，这一复杂但又可靠的制度只对热那亚人有利，因为债券都掌握在热那亚商人的手中。商人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称为“1608年全面和解商讨会”。重要的是，接二连三的破产使集中现象进一步加深。在轰动一时的——1601年328 阿吉拉尔和科斯梅·鲁伊斯·恩比托（后者是西蒙·鲁伊斯的侄子和继承人）329 的破产以及1607年佩德罗·德·马尔文达的破产——以后，西班牙商人从此销声匿迹。330 只有热那亚商人仍留在商讨会内，更加受人厌恶和唾骂。他们单独经受了葡萄牙批发商1627年秉承奥利瓦雷斯伯爵的旨意发起的进攻。这些葡萄牙批发商于1596年崭露头角，1607年已蠢蠢欲动，终于在1627年投入战斗。当时，他们在卡斯蒂利亚的各个城市（尤其在塞维利亚）已夺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商业阵地。他们的胜利是以往取得的成功的圆满的结局，也是国际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预示着吹毛求疵的、不可动摇的宗教裁判所从此将不断找葡萄牙商人的麻烦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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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地中海和欧洲的小麦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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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根据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弗兰克·斯波纳的《剑桥经济史》第4卷（第470页）绘制。以克银和百升为计算单位的50条小麦价格曲线，使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粮价变化的总格局（在最高线和最低线之间划定一个网纹区）， 以及这些价格的算术平均数（虚线）。在16世纪，价格普遍上涨。为方便读者起见，在这个总格局中，我们又用两条表现地中海的不同曲线。大家可以看到，欧洲价格的算术平均数同旧卡斯蒂利亚的曲线正好一致。至少到1620年，有时还要更晚一些，地中海的所有其他曲线都远在平均数之上。在地中海地区，至少在基督教的地中海（因为我们没有地中海东部的材料，那里的价格肯定较低），面包价格昂贵，接近当时的最高价格水平。17世纪中叶以后，地中海的价格就接近平均数了。但是必须指出，那时欧洲的价格，正如图表上的网纹区大大缩小所显示的那样，正逐渐靠拢。到了18世纪，最低价格和最高价格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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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170650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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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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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物价普遍上涨使地中海国家备受折磨，1570年以后更是这样。物价上涨产生了众多的和常见的后果。这场“革命”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7世纪，其激烈性和持久性必然引起当时人的注意。他们因此对复杂的货币问题，对金钱具有的新的和革命的力量以及人和国家的普遍命运等问题进行了思考。至于历史学家，他们寻找物价上涨的罪魁祸首，常常以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已知的事实日益增多，由于经济史——为什么不承认呢？——日益成为科学，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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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不少人向我提出警告，332 我还是要继续谈论“价格革命”。关于价格革命的原因及其真正动力和范围，人们可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不容否认，价格革命在16世纪还是个新事物。一位历史学家333 认为，我们生在20世纪的人对当时的价格革命看得更清楚。这样提出问题并不恰当。重要的是，远在1500年以前，物价就不断上涨，并且持续了一个世纪，当时的人对此大感惊奇，似乎正经历着一种史无前例的事物。继物价低廉的旧时代之后，出现了百物昂贵的无情的新时代，而且这一趋势已不可逆转。对于意大利这个具有复杂经济结构的、货币经济由来已久的国家来说，就革命一词进行一番争论，还情有可原，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在安纳托利亚，在整个土耳其帝国，面对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怎么能够说不是价格革命呢？既然是革命，就应该说它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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