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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力较量的初期，菲利普二世政府虽然不免要同商人接触、施加压力和进行谈判，但却不肯作出任何承诺。一个佛罗伦萨人写道：“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一切都悬而未决，局面十分混乱。”312 热那亚驻马德里的大使也写道：“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过接触，］没有任何好消息可以宣布……”313 西班牙国王和他的顾问不打算废除契约借款制，也不准备取消大商人集团（即所谓“商行”），这一点似乎是明显的。西班牙国王及其顾问的真实意图（这在法令公布之前已经为人所知），是要限制商人的要求，削减契约放款人的利润，而且在“西印度船队运不来白银的情况下”，315 也能获得至少为期三年的大笔借款，这个要求显然是过分了，因为汇票流通和现金周转都离不开西印度船队源源不断地运来白银。商人加快汇票流通，预付期票和加速现金周转，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国王的审计官在查账后声称，由昂布罗西奥·斯皮诺拉向佛兰德提供的40万埃居“契约借款”，竟使西班牙国王付出了35%的费用。316 放款人对“查账”的细节提出了异议，但不否认这些交易代价很大。商人们远没有挣到西班牙国王损失的那些钱，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相信，商人至少说了一半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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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假如富格家族没有参加进去，西班牙国王和放款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真诚吗？）也许会很快恢复。如果我们没有把时间顺序搞错，富格家族是在葡萄牙商人（请读者把这里的葡萄牙人理解为新基督徒）为其商品和资产向菲利普二世支付了25万埃居317 以后（或至少是同时）才采取的行动。富格家族提供的借款肯定比葡萄牙商人多，达400万埃居，但协议没有达成，或许因为财力不足（富格家族的全盛时代尚未到来）。也可能因为要价过高。318 富格家族或者更确切地说，富格家族在西班牙的三名经纪人之一托马斯·卡格，于12月初打开了僵局。他没有同另外两名经纪人商量，就同西班牙国王达成一项协议，决定由尼德兰“分行”每月支付30万埃居，分12个月付清贷款，而不是用现金预付总额的一半，加上即将到期的期票，319 再加上陆续结清巨额余欠的许诺。热那亚人开始不相信这个骗人的花招可能成功。这是一项“悬在空中”的“假”合同。320 更何况，热那亚人向西班牙国王提出的条件更优惠，借款的期限也长，至少他们在表面上是真诚支持西班牙国王的。321 快到2月时，热那亚人得知这个花招居然弄假成真，而且问题的解决只等奥格斯堡的富格点头了。322 这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无非使我们看到这个富商家族的四分五裂和内部争吵，看到安东·富格1597年4月的马德里之行的曲折过程……323 但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富格家族的介入给了菲利普二世政府一年喘息时间，从而使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谈判陷于无效，造成商人互相拆台。这些背叛行动，有的停留于计划阶段，有的已经实施，例如巴蒂斯塔·塞拉就是这种情况。324 但是，随着1597年结束，富格家族的客串终告结束，协议也在不久之后终于达成。财政拮据已不允许卡斯蒂利亚政府拖更长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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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的两名“大臣”和四个商人代表于1597年11月13日缔结的协议，于同月29日进一步发展成为全面“和解”。1596年法令的受害者同意给西班牙国王贷款450万埃居在尼德兰交付，250万在西班牙交付，从1598年1月末到1599年6月末，分18个月付清。在西班牙国王方面，也给了商人一连串实实在在的好处，特别是发放700多万杜卡托的巨额年金债券。关于这些年金是永久的还是终身的，尤其是关于债券的利率，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商人们想提高利率，以便向西班牙公众转手倒卖。这也正是商人一有可能就从事各种债券投机的更重要的原因。对这种投机活动，我们对细节不很清楚，只知道总的规律，那就是低价购进，高价售出。这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行情的相对稳定（然而，据了解，有些债券的价格尽管有所提高，但仍受到14%的损失）有利于进行大规模的交易。325 热那亚人和他们的商人就用这些证券偿债，不顾债主叫苦连天。对债主们说来，他们借出的是现款，自然也希望收回现款。但是银行家们认为，既然国王陛下只给他们债券，他们就拒绝用其他货币付款。326 读者或许会想，这是一场寻常的危机，其严重性与1575年的危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如果认为这艰难的一年（几乎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没有严重后果，那就正好错了。一年过去以后，商人集团——我们称之为1596年法令受害者“联合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四个大商人的领导之下：其中三人是热那亚人（埃克托·皮卡米利奥、昂布罗西奥·斯皮诺拉、胡安·哈科莫·格里马尔迪），一人是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德·马尔文达）。毫无疑问，商人们抱成集团，对1596年法令受害者和对最富有的大商人有利。1596年法令涉及的贷款分配如下：热那亚人20.5亿马拉维迪；佛罗伦萨人9400万；德意志人450万；西班牙人25.23亿。因此，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最大一部分，是西班牙商人的贷款。他们比其他人受害更深。他们可能没有像热那亚人那样成功地把损失转嫁给别人，特别是转嫁给威尼斯放款人（后者因被货币交易获利容易所诱惑，终于吃了大亏）。全面和解以后，贷款重新分配如下（以埃斯库多或杜卡托为单位）：热那亚人558.1万；佛罗伦萨人25.6万；德意志人1.3万；西班牙人220万。这一分配很好地反映了领导机构组成情况：三个热那亚人和一个西班牙人……。热那亚人得到最大的一份。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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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后，一切又重新开始。由其结构所决定，契约借款每隔一段时间，似乎必然要出现破产。在这里，我就不必再详细阐述1607年11月9日的法令和1608年5月14日的普遍和解；不必再指出，在菲利普二世最后一次破产以后不过10年，尽管莱默公爵执行和平政策，但由于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侵吞公款和1595年以来经济的普遍衰退，西班牙再次陷入新的危机之中。1608年的清账决定对债券实行分期偿还，这一复杂但又可靠的制度只对热那亚人有利，因为债券都掌握在热那亚商人的手中。商人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称为“1608年全面和解商讨会”。重要的是，接二连三的破产使集中现象进一步加深。在轰动一时的——1601年328 阿吉拉尔和科斯梅·鲁伊斯·恩比托（后者是西蒙·鲁伊斯的侄子和继承人）329 的破产以及1607年佩德罗·德·马尔文达的破产——以后，西班牙商人从此销声匿迹。330 只有热那亚商人仍留在商讨会内，更加受人厌恶和唾骂。他们单独经受了葡萄牙批发商1627年秉承奥利瓦雷斯伯爵的旨意发起的进攻。这些葡萄牙批发商于1596年崭露头角，1607年已蠢蠢欲动，终于在1627年投入战斗。当时，他们在卡斯蒂利亚的各个城市（尤其在塞维利亚）已夺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商业阵地。他们的胜利是以往取得的成功的圆满的结局，也是国际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预示着吹毛求疵的、不可动摇的宗教裁判所从此将不断找葡萄牙商人的麻烦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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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地中海和欧洲的小麦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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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根据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弗兰克·斯波纳的《剑桥经济史》第4卷（第470页）绘制。以克银和百升为计算单位的50条小麦价格曲线，使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粮价变化的总格局（在最高线和最低线之间划定一个网纹区）， 以及这些价格的算术平均数（虚线）。在16世纪，价格普遍上涨。为方便读者起见，在这个总格局中，我们又用两条表现地中海的不同曲线。大家可以看到，欧洲价格的算术平均数同旧卡斯蒂利亚的曲线正好一致。至少到1620年，有时还要更晚一些，地中海的所有其他曲线都远在平均数之上。在地中海地区，至少在基督教的地中海（因为我们没有地中海东部的材料，那里的价格肯定较低），面包价格昂贵，接近当时的最高价格水平。17世纪中叶以后，地中海的价格就接近平均数了。但是必须指出，那时欧洲的价格，正如图表上的网纹区大大缩小所显示的那样，正逐渐靠拢。到了18世纪，最低价格和最高价格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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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170650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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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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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物价普遍上涨使地中海国家备受折磨，1570年以后更是这样。物价上涨产生了众多的和常见的后果。这场“革命”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7世纪，其激烈性和持久性必然引起当时人的注意。他们因此对复杂的货币问题，对金钱具有的新的和革命的力量以及人和国家的普遍命运等问题进行了思考。至于历史学家，他们寻找物价上涨的罪魁祸首，常常以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已知的事实日益增多，由于经济史——为什么不承认呢？——日益成为科学，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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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不少人向我提出警告，332 我还是要继续谈论“价格革命”。关于价格革命的原因及其真正动力和范围，人们可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不容否认，价格革命在16世纪还是个新事物。一位历史学家333 认为，我们生在20世纪的人对当时的价格革命看得更清楚。这样提出问题并不恰当。重要的是，远在1500年以前，物价就不断上涨，并且持续了一个世纪，当时的人对此大感惊奇，似乎正经历着一种史无前例的事物。继物价低廉的旧时代之后，出现了百物昂贵的无情的新时代，而且这一趋势已不可逆转。对于意大利这个具有复杂经济结构的、货币经济由来已久的国家来说，就革命一词进行一番争论，还情有可原，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在安纳托利亚，在整个土耳其帝国，面对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怎么能够说不是价格革命呢？既然是革命，就应该说它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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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1489—1633年布尔萨的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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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奥梅尔·吕特菲·巴尔坎向我提供的这些土耳其的价格证实16世纪的物价上涨影响了土耳其。“伊马雷”是向穷人和学生施舍食物的宗教慈善机构。价格用阿斯普尔表示。在土耳其的档案中还有希望找到一系列的价格。这些价格对了解地中海世界的总的发展有决定性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名义”价格没有考虑到阿斯普尔的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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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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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物价上涨的证据简直不可胜数。这些见证十分相似：亲眼看到当地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见证人在惊诧之余，却对其原因无法理解。他们往往抚今忆昔，眷恋过去的好时光：15世纪末以来的高工资，16世纪最初的30年内，由于物价低廉，日子相当好过，甚至在波兰也是如此。334 至于法国，查理九世的一个同代人在1560年写道：“在我父亲的年代，每天都有肉吃，菜肴丰盛，喝酒就像喝水一样。”335 喜欢怨天尤人、高谈阔论的西班牙农学家G.阿隆索·德·埃雷拉也说：“今天（1513年），一磅羊肉的价钱在过去可买一头整羊；一块面包相当于过去一法内格小麦；一磅蜡或油的价格顶得上过去的12磅，其余依此类推……”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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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6世纪，卡斯蒂利亚的国会怨声不断。但是，国会的抱怨很有分寸，只是在局部问题上做文章，很少提高到全局。国会不断诅咒粮价居高不下，黄金大批外流和牛羊宰杀无度，造成百物昂贵；国会批评皮革出口导致鞋价上涨……指责外国商人投机倒把，哄抬肉、马匹、羊毛、布匹、丝织品等价格……337 1548年，国会对美洲的要求感到惊恐，甚至向皇帝338 建议鼓励发展殖民工业，停止西班牙向新大陆的出口。它认为这种出口是灾难。1586年西班牙国会（在巴利亚多利德）要求国王“不再准许从外国进口蜡烛、玻璃器皿、首饰、刀剪和其他类似物品，不再像印第安人那样用黄金去换取这些对日常生活毫无用处的物品……”339 以上是通达明理之士的议论，这些见解并非完全不合情理。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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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580年一个威尼斯人的记载，那不勒斯的物价上涨了三分之二以上。他把此事归罪于官员的敲诈勒索，归罪于西班牙国王为征服葡萄牙而大量采购和储备物资……341 1588年的一份官方报告说，比斯开物价上涨是因为平原上的人一味在饭店里大吃大喝，养成懒惰的恶习，不再耕地，不再采摘果园的水果。照这样下去，苹果酒变得稀少，而且售价过高。也就不会让人感到惊奇了。在这里，物价昂贵成了穷人的过错。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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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巴黎的价格变动（据济贫院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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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工资同物价变动之间的差距和盐价的直线上升。羊肉价格代表所有价格的平均上涨率。本图取自济贫院的档案，为米什利纳·博朗米发表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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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埃特贝尔343 在他流传很久的著作中，至少引证了1600年以前的33位作者，1600年和1621年之间的31位作者，这些作者都或多或少地论述了物价的普遍上涨。他们既是这次物价上涨的见证人，也是受害者。如果只让他们讲话，会使人感到乏味……找到更多的见证人并不困难，而且还有这样一个好处：证实物价上涨给人们带来了广泛而又强烈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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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金银财宝有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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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所知，在16世纪下半叶以前，还没有提出过全面的解释。1556年和1558年出现的关于经济计量的最初两次理论阐述，几乎不为同代人所知。萨拉曼卡大学教授、维托利亚的学生马丁·德阿斯皮尔奎塔的著作直到1590年，也就是他死后第四年，才在罗马出版。344 1558年，查理五世的史官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也遇到同样的命运。他的著作一直等到1912年才得以问世。他曾怀疑物价上涨与美洲贵金属的到达有关。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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