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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从16世纪80年代到16世纪末，近东始终向香料贸易开放，直到荷兰人完全控制印度洋为止。1596年，荷兰船首次在科纳乌斯·霍特曼的率领下进入印度洋。1625年前后，在控制了印度洋以后，他们把征服的努力转向美洲。大约就在1625年，也可能稍早，也可能稍晚，黎凡特的贸易受到不可弥补的打击。137 作为前一个里程碑，1609年达成的12年休战标志着印度洋正式向新来者的商业冒险开放。1614年，第一艘大型荷兰船舶进入红海，这是另一块路标。138 他们从背后包抄，同时从陆地和海上截夺东方的货物（例如波斯的丝绸139 ）。荷兰呢绒在这一地区的传播，英格兰人140 和法国人141 的武力闯入，都标志着印度洋的第二个欧洲时代的开始。对于黎凡特来说，这个时代比葡萄牙的不完全统治更加具有灾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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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描绘的广阔背景下，我们再借助不完整的文献资料，逐年追溯16世纪最后20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将要看到的画面并不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它们足以表明（这是主要的），传统的贸易依然存在，虽然曾出现过明显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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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的一些文书谈到1578年夏季在叙利亚收购肉豆蔻。142 1579年1月，一封阿勒颇的商人信件指出，143 有两艘威尼斯大帆船起航（威尼斯大帆船的载重量总是很大，在16世纪末通常可载运价值50万杜卡托的商品）。其中一艘是“巴尔比亚纳和科斯坦蒂纳”号，船老板叫马尔乔·法奇纳托；另一艘是“格拉塔罗拉”号，船老板是坎迪多·迪·巴尔巴里。第三艘船在塞浦路斯盐场过冬，打算1月份到达的黎波里“海滩”。大批船只的到达照例使呢绒价格下跌，船只以后再来，就必须装载优质呢绒，尤其是贝尔加马呢绒，再加上穆拉诺的珍珠和念珠以及威尼斯货币……同年，由于与莫东的土耳其帆桨战船发生纠纷，另一艘威尼斯船驶向亚历山大。144 5月12日，一封阿勒颇的来信宣布，145 200头驮载香料的牲畜将随萨珊王朝的波斯商人和基督教商人一起到达亚历山大。于是，在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举办了一个大型集市。8月，驻叙利亚的威尼斯领事宣布有两艘威尼斯船“满载丝绸和香料”起航。146 同年7月4日，圣艾蒂安岛的托斯卡纳帆桨战船清点它的缴获物，在清单上记下17块乌木（重205斤）、糖（936斤）、一包丝绸（102斤）、香（1185斤）、姜（150斤）、八角茴香（114斤）、肉豆蔻（236斤）和胡椒（共7706斤，分别装在大小不同的包里，每包重量从260到522斤不等）……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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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1582—1583年，突然发生了危机。1582年12月一封来自阿勒颇的信谈到148 ，交易额很小，而且成交的生意都亏本。只有丝绸贸易维持下来。1583年7月，情况变得更糟，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亏损8%。根据来自埃及的最新消息，亚历山大的情况也是一样。149 也许正是这个缘故，英格兰人纽伯里于1583年7月从巴格达来信写道：“我认为这里的呢绒、胭脂虫和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便宜”。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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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1583年起，有了另外一些说法，一个马赛批发商4月10日写信说：“虽然阿勒颇香料很多”，但胡椒价格大大上涨。他抱怨说，真叫人弄不明白，“我敢肯定，即使当地最精明的商人也觉得不知所措。”151 至于他本人，他打算下一年由一个威尼斯批发商陪同前往印度，用“我们的”2000埃居冒险。1583年，约翰·埃尔德雷把叙利亚的的黎波里描述为基督教商人152 最常去的港口，把阿勒颇描述为人口众多的城市。他指出，大量商品从巴格达过境到阿勒颇。他在巴士拉看到25艘漂亮的土耳其帆桨战船。又说，每月有好几艘霍尔木兹的40至60吨的船到巴士拉靠岸，这些船“载有印度商品，如香料、药材、靛青和卡利卡特的布匹等”。对以上情况，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是，1584年夏季，当约翰·埃尔德雷返回阿勒颇时，随行的商队有4000头骆驼，“驮着香料和其他贵重商品”。将近1584年，在亚历山大可以买到“各种香料”。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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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另一则消息，在1587年，苏门答腊每年都有船只开往麦加。154 据说，将近1586年，麦加海关的收益达15万杜卡托（一半归素丹，一半归城市长官），每年都有40至50艘满载香料的大船在那里停靠。尤其，16世纪90年代以后，正当葡萄牙在印度洋进行骚扰时，不受葡萄牙控制的商业城市却相应地有所发展。例如，绍尔这个中途停靠港不断扩大，损害了第乌和果阿的地位。所有同麦加和霍尔木兹进行交易的商人，都在绍尔定居。葡萄牙国王的关税因此每年损失达15万法尔达奥。155 另外一个证据156 是奥古斯丁会修士阿泽夫多提供的。这位葡萄牙人取道陆路从印度返回，并向菲利普二世呈交他的报告。发现这份报告的历史学家157 指出，时间应在1584年和1587年之间。至于我158 ，我认为这个报告的撰写时间是1593年左右。不管怎样，这份材料无疑写于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霍尔木兹令人难忘的景象。该地向各国的移民、大宗贸易和走私活动开放，其中有威尼斯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葡萄牙背叛者。人们吃惊地看到大批葡萄牙背叛者前往土耳其，利用他们对印度的宝贵知识，从事非法贸易，一方面贩运香料、珍珠、大黄、安息香和檀香木，另一方面贩运武器、弹药和其他走私物品。就这样，印度最好的东西都流向了威尼斯。作为交换，威尼斯则用小商品、玻璃制品、镜子、假珍珠和彩色纸来支付……既然虔诚的阿泽夫多亲眼看到多达6000头的骆驼队在沙漠中行走，亲眼看见5艘威尼斯大船从亚历山大勒达起航，怎么可能还说威尼斯始终准备同土耳其人和信奉异端的英格兰人取得联系！难道应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威尼斯地区在经历16世纪80年代显而易见的困难以后，贸易开始复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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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凡特，阿勒颇的陆路运输于16世纪末逐渐恢复，因为陆路行程较短，而在16世纪90年代以后，海盗在印度洋猖獗为害，更因为丝绸在欧洲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威尼斯或马赛的商人从阿勒颇、的黎波里或亚历山大勒达寄出的信件无不首先谈到丝绸，159 谈到的黎波里附近的土产丝绸或者波斯的优质丝绸。这些丝绸通常是由亚美尼亚商人和鞑靼商人运到阿勒颇的。在好几年内，土耳其同波斯的战争（这场战争于1590年结束）曾影响了阿勒颇的贸易。毫无疑问，这场战争在大不里士附近的北方地区，在高加索山脉两侧通往里海的小路展开。但是，战争有时会突然向南蔓延，一直蔓延到巴格达。不管怎样，战争引起的土耳其和波斯的货币危机势必会影响阿勒颇的金融市场，160 使筹集资金变得更加困难。因此，1586年6月，必须对从叙利亚161 运往威尼斯的商品加征关税1%—1.5%，以利“资金周转”。尽管有上述困难，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贸易一直维持原状。威尼斯承认，在叙利亚的贸易额1593年为100万杜卡托，162 1596年为200万杜卡托。163 主要商品是丝绸和香料。这里所说的200万杜卡托是指进货时的价值，呢绒、丝绸、小摆设和玻璃器皿还留在阿勒颇的商店里。但在货物装上四五艘大船以后，随着船只接近威尼斯，价格就奇迹般地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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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93年起，在黎凡特的运输中，船舶不再从的黎波里，而是从亚历山大勒达起航；威尼斯船只的停靠港口已迁移到亚历山大勒达，其他基督教国家的船只也纷相仿效。新停靠港无疑脏一些，但却更加靠近阿勒颇，而且没有旧的停靠港中的那些麻烦。然而，货物缺乏仓储场所使威尼斯商人深感不便（他们坚持以货易货的办法，因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随身携带现金的马赛商人就没有这种困难。164 贸易的高涨大概不是由于停靠港的改变，而是由于土耳其和波斯之间的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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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高涨也部分由于土耳其和葡萄牙之间的战争结束。这场从1584年进行到1589年的战争，主要不是为了争夺胡椒，而是为了争夺东非海岸的黄金。1589年，阿利贝伊的舰队165 的失败结束了这场战争。东印度群岛一带也实现了相当的和平，只是偶然出现土著王公和海盗的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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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更确切说葡萄牙政府）和印度之间，以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为中转站，通讯联络从此畅通无阻。一份文献资料把这称之为“从陆路来的印度新闻”（las nuevas de India por tierra）。166 中间人是犹太人、商行经纪人，例如韦尔塞家族的经纪人，167 或者为威尼斯大商人奥古斯丁·达蓬特168 服务的安托尼奥和耶罗尼莫·本泰姆佩利兄弟。1589年以后，尽管在印度洋中部和边缘地区出现了马拉巴尔海盗，但传来的消息总是说印度洋太平无事。169 后来，随着荷兰人从1596年起的突然闯入，局面将逐渐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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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大西洋变成了一条艰难的航道。英格兰海盗在佛得角群岛、加那利群岛和亚速尔群岛等要害岛屿的周围活动。他们有时一直推进到圣赫勒拿岛。这个岛屿是从印度返回的船只补充饮水和猎捕野山羊来改善船员伙食的地方。大西洋处于严重的航运危机之中。除了海盗抢劫，船只又接连失事。随着物价上涨，远航印度的大船顿时成为稀罕之物。因此，使用木材要力求节约，船员的素质也有所下降。在庞大的船舱内尽量多装货物。船帆不够，船舵被蛀，船只仍照常航行。船体的整修只是草草了事，不把大船送上陆地。因此，在条件多变的长途航行中，经常发生“海上的悲剧性”事故。戈梅斯·德·布里托开列的长长的事故清单标志着16世纪80年代以后葡萄牙不可避免的衰落：从1592年到1603年，38艘印度船有时在天气晴朗的情况下，因出现漏水或其他技术原因沉没。170 按照我们对威尼斯船舶的估算，2000万杜卡托或更多的金币就这样沉入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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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巨大的损失，加上里斯本一再遭到的封锁（1597年至1598年之间的冬季就是如此），再加上阿尔及尔海盗的掳掠，妨碍着葡萄牙的胡椒贸易。1595年至1599年间，新卡斯蒂利亚的胡椒价格上涨了一倍。171 这些困难和物价上涨，都使流向地中海市场的胡椒数量大大增加。1593年2月17日，一位德意志商人在信中宣布，苏伊士船队运载的3万康塔尔胡椒已经到达地中海。一位历史学家写道：“这说明亚历山大提供的胡椒数量同里斯本一样多。”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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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黎凡特的贸易在当时仍十分活跃。我们可举威尼斯人所取得的进展为例。这一进展在1596年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阿勒颇征收的流通税从5%下降到2%。173 三年以后，即1599年，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威尼斯的贸易额仍然达到150万杜卡托这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贸易总额可达300万杜卡托，其中法国商人或悬挂百合花旗的商船174 占50万。同年，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威尼斯人在埃及取得了好几项特权（其中包括装运亚麻和皮革的自由），并被默许在达米埃塔和罗塞塔进行小麦走私。这两个地区保障对干地亚的供应。175 1593年的商事裁判报告提到的13家设在阿勒颇的威尼斯商行在1600年时仍在进行活动。176 1603年，威尼斯在阿勒颇的贸易额仍然达到150万杜卡托。177 1599年出现了新的迹象：马赛的海运保险单表明，从亚历山大勒达发运的货物有靛青、肉豆蔻和八角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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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1600年，就香料和胡椒而言，海路运输远没有获得全胜。海陆运输的竞争时起时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每条道路都接连出现危机和复兴。为研究这一问题而进行的调查，直到1600年为止，始终得不出结论。我们还必须弄清地中海失败的日期和环境。这一失败开始的时间离17世纪初相距不远。但是，在大多数通史学者公认为地中海的王位被大西洋所篡夺的日期100年以后，地中海的失败仍未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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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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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叙述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叙述很不完整，并且像所有的叙述一样，可能仅仅局限于表象和事实。有三四本新书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远东所发生的事件。178 在以盛产香料和药材著称的东印度群岛，葡萄牙人的敲诈勒索和缺乏远见的行为，使过去被引向马六甲海峡的高级香料改变了流向。爪哇的帆船、东印度群岛的药材以及爪哇和苏门答腊的优质胡椒，形成一股独立的潮流。在16世纪的最后的20年内，这些不受葡萄牙控制的活动，在苏门答腊的亚齐特周围汇合起来。伊斯兰船舶在苏门答腊集结后，便向波斯湾和红海驶去。甚至锡兰岛出产的优质桂皮也先运到亚齐特，然后再装船前往地中海。17世纪初，亚齐特曾设有一家极其富有的土耳其商行。由于中国和印度支那以及（除马拉巴尔海岸之外的）印度当时对香料的采购不断增加，亚齐特更是财源亨通，而与此同时，葡萄牙通过好望角的出口量却因此有所减少。我们应该承认，葡萄牙的出口即使在17世纪初期，数量仍然很大。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为地中海航运的持续繁荣的原因最终找到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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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像数学家那样说这是早就应当证明的事，并以此为满足。事实上，人们先后作出的耐心解释——葡萄牙的轻信；土耳其的明智；波斯战争或大西洋战争；伊斯兰教及其支配的香料和胡椒贸易在东印度群岛的巨大发展；16世纪初葡萄牙舰队的猛烈袭击；1570—1573年的土耳其和威尼斯战争（这场战争一方面推动了马赛，另一方面活跃了大不里士和波兰之间以及利沃夫和但泽之间的次等道路）等——所有这些有关胡椒和香料战争的事件，都只会使人“一叶障目”，看不到问题的整体。必然统观世界的全局——从美洲的银矿到马鲁古群岛或者到苏门答腊西端——，整个问题才可以看得清楚。问题究竟何在呢？金币和银币不断地和杂乱无章地顺着地球自转方向由西而东的流通，带动着各种商品的流通，促使其他商品和贵重物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从东到西的反方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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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所在显然正是这种双向的循环运动，这种运动当时从地中海而过。然而，胡椒和香料在1550年至1620年之间（这是两个粗略地确定的日期）通过地中海，难道不是因为美洲白银长期以地中海为终点吗？这个经济形势决定了一切。一个名叫皮耶罗·泽恩的威尼斯人1530年在君士坦丁堡向土耳其人指出，凡有胡椒的地方，就有金钱。179 但是，反过来说也对。当然，具体的细节不容忽视。在缺乏确切数字的情况下，我们可就黎凡特贸易复兴的最初日期交换意见。赫尔曼·克伦本茨认为是1540年。我过去曾经以为，现在仍然以为，是1550年。维托里诺·马加尔拉埃·戈丁诺支持我的看法。180 的确，我们对情况都不清楚。我们是在猜测……我想，如果我们有朝一日能确切了解地中海从16世纪初期的货币匮乏到16世纪下半叶的货币相对充裕（资金有时甚至过剩，例如在1583年到1584年，181 找不到投资场所）的演变过程，黎凡特贸易复兴的确切日期也就不言自明。我认为，如果从威尼斯进行观察，转折点可能就在1545年和1560年之间。1545年6月9日，182 威尼斯造币厂的工人失业，因为运抵该地的金、银数量很少。为了缓解工人的极端贫困状况，为了使他们有事可做，工厂轧制了价值1000杜卡托的小面值硬币。1551年，183 造币厂向带来黄金的人提供优惠，不再要他们支付往常的3.5%的铸币费。1554年，184 由于渡海铸币的人太多，因此恢复了3%的铸币费。1561年，185 造币厂存放的白银（不是黄金）数量之多，一时竟不能全都轧制成小面值货币。大概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才能轧完。因此便采用新办法，决定轧制大银币，即银杜卡托。最后，1566年，对想在造币厂轧制金币的人提出一系列条件。186 总而言之，必须了解美洲白银（它们从1550年起大量流向安特卫普187 ）流到意大利地中海区域的数量从什么时候起足以恢复黎凡特的贸易。在16世纪80年代，黎凡特的贸易仍然受阻，凑巧的是，地中海的经济形势当时也出现了短期的波动，贸易明显下降。由于葡萄牙被兼并和伊比利亚半岛发生谷物危机，西班牙白银当时正朝大西洋方向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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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中海谷物贸易的平衡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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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从来没有在极其丰足的条件下生活过。由于生活拮据，为了寻求补偿，地中海不得不采取某些灵巧的手段。研究谷物问题，就要触及地中海生活的弱点之一，同时也要了解地中海的全部生活。胡椒和香料使奢侈品的贸易兴旺起来。在这里，我们不由得会想起阿法伊塔蒂家族、希梅内斯家族、马尔文达家族、韦尔塞家族和富格家族等16世纪的巨商富贾。谷物贸易没有那么响亮的头衔，但它也是一项大买卖，不但规模巨大，而且贯穿大小流通渠道；对这一点不予以重视，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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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闭的经济中，谷物基本上就地供应，运输距离很短。城市从四周的农村取得粮食。只有大城市才可能进行远距离的大宗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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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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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谷物贸易，无论距离远近，都不限于优质小麦或优质商品粮，按西西里的说法，即所谓硬小麦或罗塞拉小麦。188 在佛罗伦萨，谷物共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谷物就是清除了各种杂物的粮食，每斗重52磅，即每百升重72.5公斤。根据1590年的价格表，189 上述三种谷物分别为每斗7里佛、6里佛和5里佛。下等谷物籽粒细小干瘪。其中，来自黎凡特的谷物一般质量低劣；阿布鲁齐190 或乌尔比诺公国的谷物质量也很差，但威尼斯并不因此而拒绝接受。西班牙等地利用水浇地生产谷物，由于连年种植，地力日益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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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小麦，其他谷物（特别是大麦和小米）也每天出现在地中海地区的餐桌上。1550年，满载大麦和小麦的10艘船从阿普利亚到达那不勒斯。191 1557年，维罗纳哀叹小米收成很差，192 建议把它储存的小米以每威尼斯斯塔罗1杜卡托的价格出售。1562年，由于可怕的旱灾，再次歉收。西班牙大使明确指出，“供穷人食用的”小米颗粒无收。193 赞特地区的农村只能吃到大麦做的黑面包。194 在小亚细亚的特鲁瓦附近，菲利普·德·卡纳伊曾经提到，由于没有小麦，土耳其村庄的居民吃燕麦面包。195 由于地中海地区燕麦很少，这种面包也成了奢侈品。在科西嘉，栗子粉充当代食品，当地称之为树面包。大米在东方或在波河平原和瓦伦西亚占重要地位，但它也是一种临时的代食品。干菜、鹰嘴豆或者蚕豆，尤其是埃及的蚕豆，也被看成是赈济饥荒的食品。当“拉古莱特”号的新船长龙索·皮芒特尔接到大量小麦和大麦时，他高声叫道：“多么不幸，没有给我们送来鹰嘴豆！”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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