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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更确切说葡萄牙政府）和印度之间，以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为中转站，通讯联络从此畅通无阻。一份文献资料把这称之为“从陆路来的印度新闻”（las nuevas de India por tierra）。166 中间人是犹太人、商行经纪人，例如韦尔塞家族的经纪人，167 或者为威尼斯大商人奥古斯丁·达蓬特168 服务的安托尼奥和耶罗尼莫·本泰姆佩利兄弟。1589年以后，尽管在印度洋中部和边缘地区出现了马拉巴尔海盗，但传来的消息总是说印度洋太平无事。169 后来，随着荷兰人从1596年起的突然闯入，局面将逐渐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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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大西洋变成了一条艰难的航道。英格兰海盗在佛得角群岛、加那利群岛和亚速尔群岛等要害岛屿的周围活动。他们有时一直推进到圣赫勒拿岛。这个岛屿是从印度返回的船只补充饮水和猎捕野山羊来改善船员伙食的地方。大西洋处于严重的航运危机之中。除了海盗抢劫，船只又接连失事。随着物价上涨，远航印度的大船顿时成为稀罕之物。因此，使用木材要力求节约，船员的素质也有所下降。在庞大的船舱内尽量多装货物。船帆不够，船舵被蛀，船只仍照常航行。船体的整修只是草草了事，不把大船送上陆地。因此，在条件多变的长途航行中，经常发生“海上的悲剧性”事故。戈梅斯·德·布里托开列的长长的事故清单标志着16世纪80年代以后葡萄牙不可避免的衰落：从1592年到1603年，38艘印度船有时在天气晴朗的情况下，因出现漏水或其他技术原因沉没。170 按照我们对威尼斯船舶的估算，2000万杜卡托或更多的金币就这样沉入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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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巨大的损失，加上里斯本一再遭到的封锁（1597年至1598年之间的冬季就是如此），再加上阿尔及尔海盗的掳掠，妨碍着葡萄牙的胡椒贸易。1595年至1599年间，新卡斯蒂利亚的胡椒价格上涨了一倍。171 这些困难和物价上涨，都使流向地中海市场的胡椒数量大大增加。1593年2月17日，一位德意志商人在信中宣布，苏伊士船队运载的3万康塔尔胡椒已经到达地中海。一位历史学家写道：“这说明亚历山大提供的胡椒数量同里斯本一样多。”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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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黎凡特的贸易在当时仍十分活跃。我们可举威尼斯人所取得的进展为例。这一进展在1596年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阿勒颇征收的流通税从5%下降到2%。173 三年以后，即1599年，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威尼斯的贸易额仍然达到150万杜卡托这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贸易总额可达300万杜卡托，其中法国商人或悬挂百合花旗的商船174 占50万。同年，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威尼斯人在埃及取得了好几项特权（其中包括装运亚麻和皮革的自由），并被默许在达米埃塔和罗塞塔进行小麦走私。这两个地区保障对干地亚的供应。175 1593年的商事裁判报告提到的13家设在阿勒颇的威尼斯商行在1600年时仍在进行活动。176 1603年，威尼斯在阿勒颇的贸易额仍然达到150万杜卡托。177 1599年出现了新的迹象：马赛的海运保险单表明，从亚历山大勒达发运的货物有靛青、肉豆蔻和八角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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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1600年，就香料和胡椒而言，海路运输远没有获得全胜。海陆运输的竞争时起时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每条道路都接连出现危机和复兴。为研究这一问题而进行的调查，直到1600年为止，始终得不出结论。我们还必须弄清地中海失败的日期和环境。这一失败开始的时间离17世纪初相距不远。但是，在大多数通史学者公认为地中海的王位被大西洋所篡夺的日期100年以后，地中海的失败仍未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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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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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叙述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叙述很不完整，并且像所有的叙述一样，可能仅仅局限于表象和事实。有三四本新书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远东所发生的事件。178 在以盛产香料和药材著称的东印度群岛，葡萄牙人的敲诈勒索和缺乏远见的行为，使过去被引向马六甲海峡的高级香料改变了流向。爪哇的帆船、东印度群岛的药材以及爪哇和苏门答腊的优质胡椒，形成一股独立的潮流。在16世纪的最后的20年内，这些不受葡萄牙控制的活动，在苏门答腊的亚齐特周围汇合起来。伊斯兰船舶在苏门答腊集结后，便向波斯湾和红海驶去。甚至锡兰岛出产的优质桂皮也先运到亚齐特，然后再装船前往地中海。17世纪初，亚齐特曾设有一家极其富有的土耳其商行。由于中国和印度支那以及（除马拉巴尔海岸之外的）印度当时对香料的采购不断增加，亚齐特更是财源亨通，而与此同时，葡萄牙通过好望角的出口量却因此有所减少。我们应该承认，葡萄牙的出口即使在17世纪初期，数量仍然很大。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为地中海航运的持续繁荣的原因最终找到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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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像数学家那样说这是早就应当证明的事，并以此为满足。事实上，人们先后作出的耐心解释——葡萄牙的轻信；土耳其的明智；波斯战争或大西洋战争；伊斯兰教及其支配的香料和胡椒贸易在东印度群岛的巨大发展；16世纪初葡萄牙舰队的猛烈袭击；1570—1573年的土耳其和威尼斯战争（这场战争一方面推动了马赛，另一方面活跃了大不里士和波兰之间以及利沃夫和但泽之间的次等道路）等——所有这些有关胡椒和香料战争的事件，都只会使人“一叶障目”，看不到问题的整体。必然统观世界的全局——从美洲的银矿到马鲁古群岛或者到苏门答腊西端——，整个问题才可以看得清楚。问题究竟何在呢？金币和银币不断地和杂乱无章地顺着地球自转方向由西而东的流通，带动着各种商品的流通，促使其他商品和贵重物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从东到西的反方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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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所在显然正是这种双向的循环运动，这种运动当时从地中海而过。然而，胡椒和香料在1550年至1620年之间（这是两个粗略地确定的日期）通过地中海，难道不是因为美洲白银长期以地中海为终点吗？这个经济形势决定了一切。一个名叫皮耶罗·泽恩的威尼斯人1530年在君士坦丁堡向土耳其人指出，凡有胡椒的地方，就有金钱。179 但是，反过来说也对。当然，具体的细节不容忽视。在缺乏确切数字的情况下，我们可就黎凡特贸易复兴的最初日期交换意见。赫尔曼·克伦本茨认为是1540年。我过去曾经以为，现在仍然以为，是1550年。维托里诺·马加尔拉埃·戈丁诺支持我的看法。180 的确，我们对情况都不清楚。我们是在猜测……我想，如果我们有朝一日能确切了解地中海从16世纪初期的货币匮乏到16世纪下半叶的货币相对充裕（资金有时甚至过剩，例如在1583年到1584年，181 找不到投资场所）的演变过程，黎凡特贸易复兴的确切日期也就不言自明。我认为，如果从威尼斯进行观察，转折点可能就在1545年和1560年之间。1545年6月9日，182 威尼斯造币厂的工人失业，因为运抵该地的金、银数量很少。为了缓解工人的极端贫困状况，为了使他们有事可做，工厂轧制了价值1000杜卡托的小面值硬币。1551年，183 造币厂向带来黄金的人提供优惠，不再要他们支付往常的3.5%的铸币费。1554年，184 由于渡海铸币的人太多，因此恢复了3%的铸币费。1561年，185 造币厂存放的白银（不是黄金）数量之多，一时竟不能全都轧制成小面值货币。大概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才能轧完。因此便采用新办法，决定轧制大银币，即银杜卡托。最后，1566年，对想在造币厂轧制金币的人提出一系列条件。186 总而言之，必须了解美洲白银（它们从1550年起大量流向安特卫普187 ）流到意大利地中海区域的数量从什么时候起足以恢复黎凡特的贸易。在16世纪80年代，黎凡特的贸易仍然受阻，凑巧的是，地中海的经济形势当时也出现了短期的波动，贸易明显下降。由于葡萄牙被兼并和伊比利亚半岛发生谷物危机，西班牙白银当时正朝大西洋方向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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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中海谷物贸易的平衡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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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从来没有在极其丰足的条件下生活过。由于生活拮据，为了寻求补偿，地中海不得不采取某些灵巧的手段。研究谷物问题，就要触及地中海生活的弱点之一，同时也要了解地中海的全部生活。胡椒和香料使奢侈品的贸易兴旺起来。在这里，我们不由得会想起阿法伊塔蒂家族、希梅内斯家族、马尔文达家族、韦尔塞家族和富格家族等16世纪的巨商富贾。谷物贸易没有那么响亮的头衔，但它也是一项大买卖，不但规模巨大，而且贯穿大小流通渠道；对这一点不予以重视，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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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闭的经济中，谷物基本上就地供应，运输距离很短。城市从四周的农村取得粮食。只有大城市才可能进行远距离的大宗货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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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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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谷物贸易，无论距离远近，都不限于优质小麦或优质商品粮，按西西里的说法，即所谓硬小麦或罗塞拉小麦。188 在佛罗伦萨，谷物共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谷物就是清除了各种杂物的粮食，每斗重52磅，即每百升重72.5公斤。根据1590年的价格表，189 上述三种谷物分别为每斗7里佛、6里佛和5里佛。下等谷物籽粒细小干瘪。其中，来自黎凡特的谷物一般质量低劣；阿布鲁齐190 或乌尔比诺公国的谷物质量也很差，但威尼斯并不因此而拒绝接受。西班牙等地利用水浇地生产谷物，由于连年种植，地力日益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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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小麦，其他谷物（特别是大麦和小米）也每天出现在地中海地区的餐桌上。1550年，满载大麦和小麦的10艘船从阿普利亚到达那不勒斯。191 1557年，维罗纳哀叹小米收成很差，192 建议把它储存的小米以每威尼斯斯塔罗1杜卡托的价格出售。1562年，由于可怕的旱灾，再次歉收。西班牙大使明确指出，“供穷人食用的”小米颗粒无收。193 赞特地区的农村只能吃到大麦做的黑面包。194 在小亚细亚的特鲁瓦附近，菲利普·德·卡纳伊曾经提到，由于没有小麦，土耳其村庄的居民吃燕麦面包。195 由于地中海地区燕麦很少，这种面包也成了奢侈品。在科西嘉，栗子粉充当代食品，当地称之为树面包。大米在东方或在波河平原和瓦伦西亚占重要地位，但它也是一种临时的代食品。干菜、鹰嘴豆或者蚕豆，尤其是埃及的蚕豆，也被看成是赈济饥荒的食品。当“拉古莱特”号的新船长龙索·皮芒特尔接到大量小麦和大麦时，他高声叫道：“多么不幸，没有给我们送来鹰嘴豆！”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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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谷物品种繁多。在西班牙的文献资料里，面包一词往往用复数，意思是说有各种不同的面包，既有给穷人吃的，也有给富人吃的。只有后一种是用小麦做的。在里斯本，当北欧的谷物供应富人时，先要经过精心挑选，去掉石子和其他杂质，里斯本的妇女就在自己家门口做这项工作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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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贸易的几条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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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研究粮食商人的活动，要从细小的方面着手，要观察某次具体的收购，某个城市的供应，某项投机活动，某本特殊的账册。各种因素都可能影响粮食贸易的成败：粮食收成很不稳定，国家（尤其是城市）对粮食供应提心吊胆，粮食商人乃至二道贩子乘机囤积居奇，投入资金数额巨大，海上运输要冒风险……这中间还会冒出多少意外的事情！最后，粮食并不从事单一的经营，总是还兼顾其他经济活动，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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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科波和巴多·科尔西的账本可以看到，佛罗伦萨的这些巨商富贾不但想着如何向加利利公国放款或赊销长胡椒和丝绸，而且也关心如何为托斯卡纳大公在巴勒莫做成巨额小麦交易……巴尔托洛梅奥·科尔西尼为这些商人整理账目，其中有的交易活动已经结束，有的还在进行。佛罗伦萨商人于1595年进行了一系列收购，共欠款11766杜卡托。1596年做成的新交易包括在巴勒莫购买3500萨尔马小麦，由两艘拉古萨船在阿格里真托装货。支出高达10085杜卡托，即每萨尔马不到3杜卡托，交款地点在里窝那。接下去的一系列账目涉及重量分别为2000、7000、6000萨尔马的三批谷物。这些谷物储存在不同的货仓等待装船。然后是有关结算和兑换的明细账目，以及财务收支账。198 我们如果能够领会科尔西家族1598年从事那些交易活动的含义，就会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谷物投机活动。科尔西家族的一艘运麦船在墨西拿卸下3700萨尔马小麦，数量相当可观，原因没有说明，显然是要赶紧出手。可这批小麦是在1595年买进的，可能不仅不再能做面包，甚至连做饼干也不合适，只能用来饲养家禽。于是，一部分麦子被赊销出去，剩下的就加工成饼干，结果饼干似乎也销路不好，在2500康塔尔中，6月份卖掉564康塔尔；8月份交给托斯卡纳的帆桨战船620康塔尔。在仓库里还剩下1316康塔尔……时间越长，价格越下跌，从37塔里跌到30塔里，然后又跌到16塔里。199 因此，科尔西的经纪人抱怨买主和加工饼干的面包商居心不良。200 这当然只是一面之言。在奥苏纳时代，一个名叫斯塔拉瑟的商人201 据说因囤积居奇而被那不勒斯人所杀，这表明人们对粮食批发商肯定有另外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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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势力都对谷物贸易寄予关注，都想从中谋求利益，政府自然也不甘落后。所有的国家，甚至萨瓦公国和特兰西瓦尼亚这类小国，全都参与这种贸易。老资格的历史学家比安基尼写道：谷物贸易比异端案件更受到间谍活动的包围。这有许多原因。谷物像盐一样是税务当局贪得无厌的财源。此外，谷物贸易也为一系列优待和恩惠敞开大门。谷物贸易是经济杠杆，是施加压力的手段，是支付劳务和制造特权的方式。一些葡萄牙文书表明，西班牙驻威尼斯的领事托马斯·科尔诺萨曾为葡萄牙国王的商业活动服务；据专家们说，他的工作干得相当出色。1573年，他要求让皮埃蒙特的一批小麦免税通过米兰公国，运往格里松斯，以作为对他的报答。这只是众多恩赏中的一个小例子。202 西西里对小麦出口提供免税优惠几乎已成为惯例。203 一张交易清单表明：1578年，让·安德烈·多里亚拥有“6000张交易许可证”，换句话说，有权输出6000萨尔马西西里谷物，按每张许可证值2埃居计算，也就享有1.2万埃居的年金。204 在这以前，多里亚于1566年已获准输出4500萨尔马的小麦。205 为了向尼斯和维尔佛朗什两地的西班牙驻军和为西班牙服役的萨瓦帆桨战船供应粮食，萨瓦公爵于1566年向菲利普二世申请出口6000萨尔马的西西里小麦的永久许可证。206 国王决定只发给他一次有效的许可证，出口1500萨尔马小麦。人们知道，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后来把这批所谓供应西班牙驻军的粮食擅自卖掉，具体经过没有进一步说明。207 “摩纳哥”领主卡洛·格里马尔迪也这样行事。长期以来，他享有从西西里出口6000萨尔马的特权。菲利普二世1584年10月13日的信从“摩纳哥领主”那里收回这种恩赐，因为这个领主取得出口许可证，并不是为了摩纳哥的粮食供应，而是为了以低于西西里的税额把许可证卖掉。208 拉古萨人1562年获准从维罗纳出口大约1600萨尔马小麦，据说这是素丹母后的私人营利活动。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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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细节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谷物出口是政府掌握的财源和支付手段，这使政府同谷物贸易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其结果也只会使粮食贸易变得更加复杂，无论在土耳其或在基督教国家，情况都是如此。然而，国家对粮食的关注，又丝毫不能同城市对粮食的关注相比。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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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仅仅因为匮乏才引人关注。地中海地区的谷物收成一般偏于不足。经济作物、葡萄和畜牧业总是在同谷物竞争。211 这是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地中海实行粗放的谷物种植，耕作面积很大，但产量不高，尤其是不能每年都在相同的地块上播种。西西里照例实行二年轮作制（一年种麦，一年休耕）212 ；阿普利亚的塔沃列雷也实行二年轮作制。213 在西班牙，理想的办法可能是三年轮作，因为二年轮作会耗尽地力。旱地种植要求反复耕地，深耕和浅耕并举，以弥补雨水不足。214 最后，政府对谷物采取的税收和限价措施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在班牙，农民叫苦连天，纷纷离井背乡，或从事骡驮运输，或去美洲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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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水灾和夏季的旱灾加重了农民的苦难，狂热的宗教游行不足以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215 结果是：一有风吹草动，价格就立即飞涨。只是到了18世纪，人们才试图解释价格变化的机制。在这一方面，很少有书能比1793年佛罗伦萨出版的一本无名氏的著作（可能是塞斯特里尼所作）解释得更加清楚了。216 该书对地中海各地区之间的小麦价格级差提供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同16世纪一样，当时的价格差异表现为面包在东方便宜和在西方昂贵。这本书还解释了何以一个地方粮食歉收会造成附近地区的粮价上涨，而且周围地区的粮价比中心点还高。217 这在16世纪就已经是这样。当某地区出现饥荒时，商人立刻出清存粮，调动船只迅速前往。有时，在离该区相当远的地方，粮价也跟着这种狂热的浪潮而上涨。但是，由于船舶纷纷涌到粮价高昂的地方，粮食的大批到达使该地的粮价下跌……这是政治经济学很好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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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君士坦丁堡在1561年发生的事。在整个地中海地区，1561年是个歉收年：葡萄牙在春天遇到了“罕见的干旱”，218 西班牙灾荒严重；219 在西西里，小麦收割后，每萨尔马的价格上涨到2.5杜卡托；220 在东方，由于青黄不接，甚至一开春就出现粮荒。221 威尼斯大帆船“科隆巴”号途中改变航向，前往伊兹密尔载运粮食供应首都。222 另外4艘船也是威尼斯的，在沃洛装载小麦后，被驻守萨洛尼卡的帆桨战船扣留，并被带到君士坦丁堡。223 大批船只到达君士坦丁堡，很快填补了粮食的短缺，粮价暴跌，每“基洛”（相当于九分之一萨尔马）的价格下跌到17.5阿斯普尔，按1杜卡托等于60阿斯普尔计算，每萨尔马不到3杜卡托。224 第二年，小麦的价格在希腊各港口跌到每“基洛”12阿斯普尔，每萨尔马还不到2杜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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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例子：1578年可怕的饥荒袭击西班牙。西西里总督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赶紧派船救济。商人们迅速买下了2.4万萨尔马的谷物，并答应将其中的6000萨尔马运往西班牙。至于其余部分，他们不想匆忙从事，他们解释说，有时候，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到那里去，以为可以一本万利，“结果造成粮食过剩”，从而发生商业灾难。225 这正是上述报告起草人在1584年见到的情形。他告诫政府当局，当商人被利欲所吸引纷纷涌向西班牙时，不要贸然同意承担粮食运输。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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