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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重返地中海与锡的贸易有关。汉萨同盟和荷兰首次大举进入地中海则起因于地中海诸国购买谷物。扼守地中海门户的西班牙举措不当，行动不力，固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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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6年至1590年间意大利的粮食歉收，530 引起了荷兰人和汉萨同盟成员的警觉。据卢扎克、531 德·琼吉532 和瓦特延533 的推测，他们可能得到犹太批发商和经纪人的帮助，他们的推测看来是有道理的。但这只是执行中的细节。但泽、吕贝克和汉堡位于谷物市场的门口，历来经营大宗谷物贸易，听到地中海人的召唤，自然起而响应。这同样是执行中的细节。托斯卡纳大公于1590年派里卡尔托前往但泽。这个代理人在办事人员的陪同下，负责把波兰小麦先运到吕贝克，然后再送往荷兰、法国和英格兰。534 可以肯定，就在那一年，托斯卡纳大公在北方的大量订货（听说达到100万金币）就使北方运载小麦的船队首次来到地中海。以后，运输便广泛地展开了。历史学家声称，在1591年，尽管持有西班牙国王签发的通行证，535 仍有13艘帆船在经过西班牙时被扣留。40艘船到达里窝那。536 既然地中海国家多次派人奔走活动，所有的北方国家自然也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从1597年里窝那港船只登记册可以看到，荷兰、汉萨同盟、英格兰全都加入了运粮船队的行列。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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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3年里窝那的北方谷物运输船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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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艘船抵达里窝那港的日期如下：1月6日（2艘），1月9日（1艘），1月12日（5艘），1月13日（37艘），1月14日（4艘），1月16日（1艘），1月20日（8艘），1月26日（3艘），1月31日（1艘），3月11日（1艘），3月14日（2艘），4月1日（1艘），4月29日（1艘），5月3日（1艘），5月5日（1艘），5月6日（2艘），5月12日（1艘），5月15日（1艘）。关于航行时间，1593年到港的船舶未作任何说明，但在1609年至1611年间，实际航行时间（以周为单位）如下：A.阿姆斯特丹——里窝那（12，6，5，5，8，5，32，16天）。B.但泽——里窝那（14）。C.伦敦——里窝那（4，8）。D.布里斯托尔——里窝那（12）。E.普利茅斯——里窝那（2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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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表业已说明：航行时间长短不一，航行以冬季为主，阿姆斯特丹显然起着粮食转运中心的作用，读者可自行作出判断。但是，我们还要补充指出：第一，在1593年，6艘英格兰船运来铅、锡、鲱鱼等传统货物，但在他们的船队里混进一艘荷兰船（在英格兰装货）和1艘在里斯本装船的埃姆登的“黑鹰”号；第二，这一年，北欧人在里窝那总共卸下了1.5万吨黑麦和小麦，这说明北方帆船的平均吨位大约是200吨；第三，从船名登记表可以看出，非宗教的名称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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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谷物到香料：荷兰人征服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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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萨同盟虽然和荷兰同时到达地中海，但只有后者后来征服了地中海。路德维希·博伊廷在其著作中用这两个北方民族之间的竞争来说明以上的事实。538 17世纪初，汉萨同盟的商人被淘汰了，他们的船只不再前往马拉加港以远的海面。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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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失败的原因还有待确定。毫无疑问，在伊比利亚人同北欧人进行战争期间，汉萨同盟一度曾采取中立者的有利立场，但在1604年和1609年的协定缔结后，这些好处就自动减少。到了18世纪，汉萨同盟再次趁欧洲战争的有利时机，又在地中海扩展他们的贸易。难道事情不正是这样的吗？看来，在16世纪末，确实还有很多其他原因：由于汉萨同盟与西班牙有着贸易往来，并且根据西班牙的建议，从事大西洋方面的运输，他们并不需要香料和胡椒，黎凡特对他们也就没有了吸引力；或者，由于德意志南部同热那亚和威尼斯有着特殊的联系，这些沿海城市的背后也就没有强大的工业的支撑；也可能是由于缺少硬币。总之，在1615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540 正是荷兰人把琥珀、水银、硃砂、铜丝、铁等德意志商品运往叙利亚；对于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应该作出解释。据我看来，这并非因为汉萨同盟组织不善（船主和保险人过多，在当时的地中海地区，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难道是船舶的问题吗？汉萨同盟拥有各种吨位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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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荷兰人取得了胜利，并在1597年到达地中海的东端。这一年，西班牙的敌人巴尔塔萨尔·毛赫龙向的黎波里派去一艘悬挂着法国旗的船只。541 第二年，所有的荷兰船都得到亨利四世的准许，可悬挂法国国旗在土耳其各港542 进行贸易（这些港口于1612年才开始实施外侨特惠条例）。1599年，威尼斯领事指出，543 这一年，一艘“佛兰德”船携带10多万埃居现金“又来到土耳其”，而且对威尼斯的贸易造成不少损失。这个领事很想知道荷兰商人是否将留在叙利亚。荷兰“领事”说，如果他的同胞继续在印度洋取得进展，他们就不会留在那里。威尼斯人十分希望荷兰人赶紧离开！但是，尽管霍特曼顺利完成了远航（1595年），尽管荷兰人占领了爪哇岛（1597年），发现了科摩罗群岛，夺得了毛里求斯岛（1598年）544 ，而且其第二支船队已经返回（1598年），荷兰人却仍然留了下来。这是因为荷兰人要花上几年时间，才能真正征服印度洋，才能使贸易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才能使东印度公司终于在1602年从远方公司（Van Verne）脱胎而出。此外，荷兰人即使可能停止重要的香料贸易，他们还是会被丝绸和棉纱贸易（他们后来试图向波斯湾转移，但并未立见成效）吸引到黎凡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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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就这样在地中海留了下来。他们像蜜蜂一样忙碌但又显得有点笨重，以致在玻璃窗上撞得头破血流。他们吵吵闹闹地突然闯了进来。这是因为他们像葡萄牙人所说的那样（葡萄牙人曾在法罗群岛的城堡中遭到他们的劫掠，因而有所了解），是海盗中最凶残的吗？545 或者是因为，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他们必须排挤别人，在别人已经占据的地盘上发展吗？在13和14世纪，其他一些后来者，比如加泰罗尼亚人，也曾这样做过，进行海上抢劫，强行进入别人的地盘。英格兰人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大炮不仅用来强占直布罗陀海峡，用来自卫，用来对付西班牙的帆桨战船，而且还不加区别地向所有值得猎取的目标——土耳其船、法国船或意大利船——射击；对他们来讲，它们都是一样的。就这样，英格兰人很快就臭名远扬。在地中海，荷兰人也常常把赌注押在海盗活动上。546 他们很早就参与柏柏尔人的海上行劫。我要补充的是（以后我还会谈到这个问题）：他们改变了柏柏尔人的策略，利用里窝那这一大港组织抢劫和在大西洋进行走私活动。547 不管怎样，1610年，548 两艘船自印度洋驶抵托斯卡纳的这一港口。它们是地中海人的船还是荷兰船？不得而知。但是为了记下这两艘船上所带的财物，书记员誊写了整整一页纸。此外，威尼斯市政会议和阿姆斯特丹之间建立了某种奇特的关系（有时以法国国王为中介）。这种关系错综复杂，难以弄清。当时在威尼斯曾经提到对世界各地，其中包括东印度群岛进行海上保险。549 这是否荷兰人所为？文献没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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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在地中海这一小小的舞台和其他地区的历史至今远非非常清楚。直到16世纪末，荷兰才成为一个世界强国。那么，为什么在伊丽莎白的船舰战胜了菲利普二世的笨重的无敌舰队后，没有紧接着出现英格兰合乎逻辑的霸权呢？英格兰获胜后，荷兰应该把它的国民、贸易和船只送到世界各个遥远的角落，送到东印度群岛和中国，并把这一政策一直执行到17世纪中叶。只有一种或许可以成立的解释：由于与信奉天主教的尼德兰各省毗邻，由于坚持推行强行打开西班牙大门的措施，因而荷兰比英格兰更容易接近伊比利亚半岛及其美洲财富。美洲财富是荷兰贸易之所系；没有前者，荷兰贸易不可能兴旺发达。没有它从西班牙耐心得到的8里尔面值的金币，荷兰就不可能在世界七大洋进行其船运业。17世纪初，在英格兰，人们认为黎凡特公司的贸易比东印度公司更有利可图，因为前者可通过向土耳其的大量出口而获得平衡；至于东印度公司，如果没有大量硬币外流，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550 西班牙与荷兰之间有着金钱往来，1609年至1621年间的和平又加强了这种关系。17世纪中叶，当命运之轮转得对荷兰不利时——这纯属巧合？——这种关系就像西班牙的整个财富一样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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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如何在1570年后兵不血刃地夺取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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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时英格兰人和荷兰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只有从世界的范围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首先，如前所述，这是造船技术和船舶驾驶技术方面一系列改进的结果。551 那些装备良好、操作安全可靠的100吨至200吨级北方船舶的出现，是世界航运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1500年到1600年，航海在北海取得的进展比西班牙无敌舰队在特拉法尔加取得的进展更大。552 北方人加强了船舶的防御能力，增加了船员，增强了火力，拆掉了上甲板以便操作。正如拉尔夫·戴维斯所指出的那样，我也认为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53 不论人们作出什么样的具体估计，按船舶的吨位计算，北方船的平均船员数多于地中海船。554 载重量小虽是弱点，但更为安全足以弥补，同时保险费用也较低。555 当然，即便在17世纪，造价高昂的地中海帆桨战船也会令人惊奇地恢复其原有地位：帆船只有在风足以鼓起帆时才会成为船中之王。556 风平浪静时，灵活的帆桨战船可以到达固定不变的堡垒的各个死角，从而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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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仅是些例外情况。北方在军事和贸易方面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况且，英格兰人和荷兰人在1588年前就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葡萄牙航海者不过是些“胆小鬼”。557 与此相反，葡萄牙人把这些打败他们的人称为穷鬼和可怜虫。1608年时他们仍在说，这些荷兰人在海上满足于“一点点饼干，少得可怜的黄油、大油、鱼和啤酒。靠这点东西他们就能在海上过上几个月”。他们说，南方人在船上要求有好的食品，“因为我们不像这些人那样是在贫困中长大的。”558 当然，关于北方人的胜利，还有其他一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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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我们能摆脱那几个常常为人提及的解释！例如，伊比利亚人是地中海的不称职的守门人；它本想避免一场风暴，却采取了一项与北方竞争这一非其力量所能及的大西洋政策，结果倒引发了这场风暴。这一解释无疑有个别合乎事实之处。正是在1586年，西班牙人——当时既是塞维利亚又是里斯本的主人——强化了禁运措施和对北方船只的禁令。559 但是这些措施未能阻止伊比利亚人与其敌人之间的活跃的贸易：作为一个“大陆封锁”它未能奏效。560 一切就像或几乎像以前那样继续进行。同时，大事年表令我们警醒。1572—1573年，即在西班牙颁布禁运令之前10年，英格兰人重返地中海；荷兰人重返地中海是在1590—1593年，即在禁运令颁布数年之后……显然，对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倒转所作的主要解释，必定蕴藏在总的经济形势之中，或由这里推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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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世纪结束之前，北方和南方就互相敌视。1566年荷兰人反叛；1569年后英格兰人重创西班牙的海运通道。但是这些敌人“互相补充”，561 互相依赖，无法单独生存。他们互相争吵，然后根据公开的或隐隐约约地达成的谅解，互相配合或互相谅解。结果，大西洋的战火就会点燃，熄灭，再次点燃，再次熄灭，最后总是通过幕后解决办法减缓……就这样，在1566年至1570年间，一个重要转折点出现了。在这以前，海上贸易是由以下三部分人进行的：北方人（荷兰人居第一位；562 布列塔尼人紧随其后，563 英格兰人，后来的汉萨同盟和斯堪的纳维亚渔船，564 他们维持着北方与伊比利亚半岛间的联系，提供粮食、木材、干鱼或咸鱼、铅、锡、铜、布匹、呢绒和铁器）、伊比利亚人（他们以西班牙为基地，建立通向西印度群岛的大洋航道；以葡萄牙为基地，建立与东印度群岛的海上联系），最后是意大利人，尤其是塞维利亚的热那亚人（他们为贸易提供资金，用美洲白银填补贸易亏空，尽管总是不怎么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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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这一体系遭到两种沉重打击：1566年后，当时正从国王那里获得出口许可证的热那亚商人对向到那时为止一直便于付款的北方出口商品丧失了兴趣。同时，1569年后，白银自拉雷多向安特卫普的流通中止了。565 但是，大西洋贸易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事实上它比过去更加繁荣。这一惊人的事实是关键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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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经济专家对国王的顾问说，大西洋贸易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完全中断；那会毁坏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和航运业，减少国库收入。1575年的一个长篇报告就是这么说的。566 被热那亚大资本家抛弃的出口贸易在塞维利亚找到了其他推动者。前些年发财致富的尼德兰商行预售它们的货物，等西印度船队带回货币后再行付款。换句话说，塞维利亚的商人只起经纪人的作用，他们从经手的交易中提取利润，而自己不冒任何风险。他们把资金用于购买土地、村庄和债券，或者购置可由长子世袭的财产。他们不求进取，游手好闲，而且乐此不倦。塞维利亚人就这样被一群“白蚁”悄地从内部蛀空，而得利的却是荷兰。在这长期的腐蚀过程中（自1572年开始），安特卫普始终是推行金钱政治的中心，就像1953年以前的西贡一样。阿姆斯特丹在吸引安特卫普的商人的同时，又把网向着塞维利亚以远的辽阔的西属美洲撒去。所有这一切要成为可能，必须要经过几年的耐心经营，采用内外勾结、冒名顶替等手段，必须等待塞维利亚的商界逐渐受到腐蚀。即使从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的领地巴拉梅达的桑卢卡尔运回白银，也要先取得这位大公的通融。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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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6世纪末，塞维利亚的这些交易的内幕已为人所知。1595年夏季，国王准备打击这种非常发达，以致无从深入调查的地下贸易。国王的命令由迭戈·德·阿尔门特罗学士及其副手路易斯·盖坦·德·阿亚拉共同执行。他们搜查了塞维利亚的63家商号。这些商号分别由卡斯蒂利亚人、葡萄牙人、佛兰德人开设，均因与荷兰、泽兰和英格兰有关系而受到怀疑。568 当然，在现场没有抓到一个英格兰人、荷兰人或泽兰人。阿尔门特罗写道：“众所周知，他们只是通过所信任的中间人在西班牙经商。”两个检查官把所能发现的文书账册一概查抄。某经商人已经把账册藏到床垫里。这些商业单据由检查官任用的五名会计专家——审计员——逐一审查。由于卷帙浩繁，而且账目不清，很难发现货物的真正主人。忠于尼德兰的各省份确实与叛乱者盘踞的岛屿进行过易货贸易。除非在尼德兰交战双方之间建立由尼德兰总督签发的特别通行制度并强硬加以推行，否则就很难弄清货物究竟属于哪一方。混乱的产生是由于忠于尼德兰的各省不可能通过敦刻尔克和格拉夫林运出货物。叛乱的岛屿就在附近，多佛尔岛在海峡对面，这要花多长的时间啊！那么，国王的船又在哪里呢？即使进行调查和取证，也不会有人肯讲出或能够讲出实情。接受审问的商人对扣押这种或那种货物会毫不在乎，他完全明白客户会用属于他的商品偿还自己。以上就是7月12日梅迪纳·西多尼亚大公和两个调查员联名发出的信函的结论。该信由迭戈·德·阿尔门特罗执笔写成。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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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门特罗在大约一个月后写给他的朋友或者保护人——菲利普二世的一个秘书，总之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的一封信中，把情况写得更加清楚。570 在查获的文书中，阿尔门特罗看到，被控告的商人们不但与荷兰的叛乱者或英格兰人进行贸易，保持信件往来，而且还向他们支付现金……其中有大量文书涉及三个居住在英格兰的商人：弗朗西斯科·德·科尼克、佩德罗·利米埃里和尼科拉·包达埃，以及在阿姆斯特丹定居的戴维·利米埃里。一封写给英格兰的佩德罗·利米埃里的信指出：“我们的船队在返回时秩序十分混乱，如果再从这里重新开出，别人甚至用很少的船只，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全部抓获。”他还说，这家公司（利米埃里合股公司）是塞维利亚所有公司中最富有的一家公司。它所拥有的6艘船载着该公司的货物来到桑卢卡尔。梅迪纳·西多尼亚大公准许它们在港口卸货。阿尔门特罗补充说：“不错，对大公来说，这是一笔1.2万杜卡托的生意……”他还说：“进入桑卢卡尔的外国人无不享有优待和宠遇，甚至得到输出货币的帮助。”等他手下有可靠的人可派时，他就会送出有关利米埃里事件的文件。在此以前，他要求保密。“但愿不要因我为国王陛下效力而树敌招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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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些更加触目惊心的证据。第二年，即1596年，571 60艘准备开往西印度群岛的商船，在加的斯港湾遭到正在洗劫城市的英格兰舰队的突然袭击，总共有价值1100万镑的货物被抢走。英格兰人提议，如果交付200万英镑赎金，货物将不予焚毁。然而，梅迪纳大公拒绝了这笔交易，商船因此被付之一炬。不过遭受巨大损失的不是西班牙人，因为货物并不属于他们……关于塞维利亚这座贪污纳贿成风、挟嫌诬告遍地皆是的城市，真可以写成整整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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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醒目的事实，即使不能帮助我们得出结论，至少也能让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主要原因。促使世界历史的天平出现倾斜的砝码既不是菲利普二世代理人的笨拙，也不是直布罗陀海峡的防守不力，而恰恰是西班牙国家的破产。这一破产于1596年已昭然若揭，并在总爆发前重新提出了白银的流通问题和世界财富的分配问题。正在突然扩张的荷兰通过谷物贸易和其他贸易，向地中海和巽他群岛寻找并找到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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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节：在荷兰人向地中海推进，同时还向西印度群岛或美洲推进之前，葡萄牙商人已经到达这些地方。这些商人一般都是基督教新教教徒，或者直接来自里斯本，或者来自他们旅居的北方城市。人们或许可以认为，正如塞维利亚那样，里斯本也已落入他人之手。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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