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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时英格兰人和荷兰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只有从世界的范围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首先，如前所述，这是造船技术和船舶驾驶技术方面一系列改进的结果。551 那些装备良好、操作安全可靠的100吨至200吨级北方船舶的出现，是世界航运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1500年到1600年，航海在北海取得的进展比西班牙无敌舰队在特拉法尔加取得的进展更大。552 北方人加强了船舶的防御能力，增加了船员，增强了火力，拆掉了上甲板以便操作。正如拉尔夫·戴维斯所指出的那样，我也认为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53 不论人们作出什么样的具体估计，按船舶的吨位计算，北方船的平均船员数多于地中海船。554 载重量小虽是弱点，但更为安全足以弥补，同时保险费用也较低。555 当然，即便在17世纪，造价高昂的地中海帆桨战船也会令人惊奇地恢复其原有地位：帆船只有在风足以鼓起帆时才会成为船中之王。556 风平浪静时，灵活的帆桨战船可以到达固定不变的堡垒的各个死角，从而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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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仅是些例外情况。北方在军事和贸易方面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况且，英格兰人和荷兰人在1588年前就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葡萄牙航海者不过是些“胆小鬼”。557 与此相反，葡萄牙人把这些打败他们的人称为穷鬼和可怜虫。1608年时他们仍在说，这些荷兰人在海上满足于“一点点饼干，少得可怜的黄油、大油、鱼和啤酒。靠这点东西他们就能在海上过上几个月”。他们说，南方人在船上要求有好的食品，“因为我们不像这些人那样是在贫困中长大的。”558 当然，关于北方人的胜利，还有其他一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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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我们能摆脱那几个常常为人提及的解释！例如，伊比利亚人是地中海的不称职的守门人；它本想避免一场风暴，却采取了一项与北方竞争这一非其力量所能及的大西洋政策，结果倒引发了这场风暴。这一解释无疑有个别合乎事实之处。正是在1586年，西班牙人——当时既是塞维利亚又是里斯本的主人——强化了禁运措施和对北方船只的禁令。559 但是这些措施未能阻止伊比利亚人与其敌人之间的活跃的贸易：作为一个“大陆封锁”它未能奏效。560 一切就像或几乎像以前那样继续进行。同时，大事年表令我们警醒。1572—1573年，即在西班牙颁布禁运令之前10年，英格兰人重返地中海；荷兰人重返地中海是在1590—1593年，即在禁运令颁布数年之后……显然，对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倒转所作的主要解释，必定蕴藏在总的经济形势之中，或由这里推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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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世纪结束之前，北方和南方就互相敌视。1566年荷兰人反叛；1569年后英格兰人重创西班牙的海运通道。但是这些敌人“互相补充”，561 互相依赖，无法单独生存。他们互相争吵，然后根据公开的或隐隐约约地达成的谅解，互相配合或互相谅解。结果，大西洋的战火就会点燃，熄灭，再次点燃，再次熄灭，最后总是通过幕后解决办法减缓……就这样，在1566年至1570年间，一个重要转折点出现了。在这以前，海上贸易是由以下三部分人进行的：北方人（荷兰人居第一位；562 布列塔尼人紧随其后，563 英格兰人，后来的汉萨同盟和斯堪的纳维亚渔船，564 他们维持着北方与伊比利亚半岛间的联系，提供粮食、木材、干鱼或咸鱼、铅、锡、铜、布匹、呢绒和铁器）、伊比利亚人（他们以西班牙为基地，建立通向西印度群岛的大洋航道；以葡萄牙为基地，建立与东印度群岛的海上联系），最后是意大利人，尤其是塞维利亚的热那亚人（他们为贸易提供资金，用美洲白银填补贸易亏空，尽管总是不怎么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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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这一体系遭到两种沉重打击：1566年后，当时正从国王那里获得出口许可证的热那亚商人对向到那时为止一直便于付款的北方出口商品丧失了兴趣。同时，1569年后，白银自拉雷多向安特卫普的流通中止了。565 但是，大西洋贸易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事实上它比过去更加繁荣。这一惊人的事实是关键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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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经济专家对国王的顾问说，大西洋贸易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完全中断；那会毁坏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和航运业，减少国库收入。1575年的一个长篇报告就是这么说的。566 被热那亚大资本家抛弃的出口贸易在塞维利亚找到了其他推动者。前些年发财致富的尼德兰商行预售它们的货物，等西印度船队带回货币后再行付款。换句话说，塞维利亚的商人只起经纪人的作用，他们从经手的交易中提取利润，而自己不冒任何风险。他们把资金用于购买土地、村庄和债券，或者购置可由长子世袭的财产。他们不求进取，游手好闲，而且乐此不倦。塞维利亚人就这样被一群“白蚁”悄地从内部蛀空，而得利的却是荷兰。在这长期的腐蚀过程中（自1572年开始），安特卫普始终是推行金钱政治的中心，就像1953年以前的西贡一样。阿姆斯特丹在吸引安特卫普的商人的同时，又把网向着塞维利亚以远的辽阔的西属美洲撒去。所有这一切要成为可能，必须要经过几年的耐心经营，采用内外勾结、冒名顶替等手段，必须等待塞维利亚的商界逐渐受到腐蚀。即使从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的领地巴拉梅达的桑卢卡尔运回白银，也要先取得这位大公的通融。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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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6世纪末，塞维利亚的这些交易的内幕已为人所知。1595年夏季，国王准备打击这种非常发达，以致无从深入调查的地下贸易。国王的命令由迭戈·德·阿尔门特罗学士及其副手路易斯·盖坦·德·阿亚拉共同执行。他们搜查了塞维利亚的63家商号。这些商号分别由卡斯蒂利亚人、葡萄牙人、佛兰德人开设，均因与荷兰、泽兰和英格兰有关系而受到怀疑。568 当然，在现场没有抓到一个英格兰人、荷兰人或泽兰人。阿尔门特罗写道：“众所周知，他们只是通过所信任的中间人在西班牙经商。”两个检查官把所能发现的文书账册一概查抄。某经商人已经把账册藏到床垫里。这些商业单据由检查官任用的五名会计专家——审计员——逐一审查。由于卷帙浩繁，而且账目不清，很难发现货物的真正主人。忠于尼德兰的各省份确实与叛乱者盘踞的岛屿进行过易货贸易。除非在尼德兰交战双方之间建立由尼德兰总督签发的特别通行制度并强硬加以推行，否则就很难弄清货物究竟属于哪一方。混乱的产生是由于忠于尼德兰的各省不可能通过敦刻尔克和格拉夫林运出货物。叛乱的岛屿就在附近，多佛尔岛在海峡对面，这要花多长的时间啊！那么，国王的船又在哪里呢？即使进行调查和取证，也不会有人肯讲出或能够讲出实情。接受审问的商人对扣押这种或那种货物会毫不在乎，他完全明白客户会用属于他的商品偿还自己。以上就是7月12日梅迪纳·西多尼亚大公和两个调查员联名发出的信函的结论。该信由迭戈·德·阿尔门特罗执笔写成。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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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门特罗在大约一个月后写给他的朋友或者保护人——菲利普二世的一个秘书，总之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的一封信中，把情况写得更加清楚。570 在查获的文书中，阿尔门特罗看到，被控告的商人们不但与荷兰的叛乱者或英格兰人进行贸易，保持信件往来，而且还向他们支付现金……其中有大量文书涉及三个居住在英格兰的商人：弗朗西斯科·德·科尼克、佩德罗·利米埃里和尼科拉·包达埃，以及在阿姆斯特丹定居的戴维·利米埃里。一封写给英格兰的佩德罗·利米埃里的信指出：“我们的船队在返回时秩序十分混乱，如果再从这里重新开出，别人甚至用很少的船只，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全部抓获。”他还说，这家公司（利米埃里合股公司）是塞维利亚所有公司中最富有的一家公司。它所拥有的6艘船载着该公司的货物来到桑卢卡尔。梅迪纳·西多尼亚大公准许它们在港口卸货。阿尔门特罗补充说：“不错，对大公来说，这是一笔1.2万杜卡托的生意……”他还说：“进入桑卢卡尔的外国人无不享有优待和宠遇，甚至得到输出货币的帮助。”等他手下有可靠的人可派时，他就会送出有关利米埃里事件的文件。在此以前，他要求保密。“但愿不要因我为国王陛下效力而树敌招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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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些更加触目惊心的证据。第二年，即1596年，571 60艘准备开往西印度群岛的商船，在加的斯港湾遭到正在洗劫城市的英格兰舰队的突然袭击，总共有价值1100万镑的货物被抢走。英格兰人提议，如果交付200万英镑赎金，货物将不予焚毁。然而，梅迪纳大公拒绝了这笔交易，商船因此被付之一炬。不过遭受巨大损失的不是西班牙人，因为货物并不属于他们……关于塞维利亚这座贪污纳贿成风、挟嫌诬告遍地皆是的城市，真可以写成整整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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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醒目的事实，即使不能帮助我们得出结论，至少也能让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主要原因。促使世界历史的天平出现倾斜的砝码既不是菲利普二世代理人的笨拙，也不是直布罗陀海峡的防守不力，而恰恰是西班牙国家的破产。这一破产于1596年已昭然若揭，并在总爆发前重新提出了白银的流通问题和世界财富的分配问题。正在突然扩张的荷兰通过谷物贸易和其他贸易，向地中海和巽他群岛寻找并找到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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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节：在荷兰人向地中海推进，同时还向西印度群岛或美洲推进之前，葡萄牙商人已经到达这些地方。这些商人一般都是基督教新教教徒，或者直接来自里斯本，或者来自他们旅居的北方城市。人们或许可以认为，正如塞维利亚那样，里斯本也已落入他人之手。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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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徒在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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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姆斯特丹为据点的各国资本家对富饶的地中海垂涎欲滴，他们从北方经由大西洋向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的渗透。这些朝气蓬勃、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资本家迅速与当地的商人结成了同盟。葡萄牙犹太富商的活动往往顺便为荷兰人铺平道路，例如里斯本和安特卫普的希梅内斯家族及其合伙者安德拉德家族和贝加家族就是这样。他们从1590年起，便为托斯坎纳大公组织北欧谷物的运输，从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同时也从事对意大利的胡椒贸易。1589年以来，他们还对佛罗伦萨的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推销香料。后来，他们转而向刚刚到佛罗伦萨定居的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古蒂雷斯出售香料，因为此人同其他葡萄牙商人有着商业联系，例如马努埃尔·达·科斯塔，1591年5月曾向他发运了几箱糖。572 西蒙·鲁伊斯与佛罗伦萨人的来往信件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些葡萄牙人的情况。据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称，他想请他的朋友西蒙·鲁伊斯向势力强大的希梅内斯家族说情，并说这些葡萄牙人掌握了一切，特别是香料。573 1591年，希梅内斯家族向意大利一次就发运了500公担胡椒。574 上一年，他们让一艘货船从巴西把600箱糖运到里窝那。575 凑巧的是，亚历山大的胡椒那时刚好供应中断。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惊呼道：“他们真是走运，干什么事都成功。”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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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葡萄牙人紧步他们的后尘，来到意大利。1591年2月，费尔南德斯和霍尔赫·弗朗西斯科两人前往比萨定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疑会把葡萄牙所有的生意都吸引过去”。577 同年8月，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写道，“据我所知，希梅内斯家族正派人去比萨开设店铺，所派的人选正是目前在加的斯代表希梅内斯家族的塞巴斯蒂安·希梅内斯·佩内蒂克。鲁伊·努内斯的一个儿子也从安特卫普赶到了这里。因为他们是富人，大公希望把他们吸引过来，并准备给他们一些好处。”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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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细节显示出经济形势的某种变化：胡椒自从在大西洋方面销售不畅，便自动转到意大利，然后由那里向德意志方面推销。葡萄牙商人一度也跟着纷纷前往意大利。在威尼斯，菲利普二世的大使谈到葡萄牙的犹太富商时说，他们刚来时穿着基督徒的服装，随后又声称自己是犹太人，并“在这个国家佩戴他们的特殊标志——红帽子”。579 威尼斯对他们持宽容和欢迎的态度，支持和保护他们，并与他们互助互利。这些犹太富商有的煊赫一时，有的默默无闻。例如在威尼斯居住了24年之后于1602年5月申请威尼斯公民权的“鲁伊·洛佩斯和迪耶戈·罗德里克兄弟”，580 还有首先在柏柏尔地区的吉尔角开展食糖贸易的罗德里戈·迪·马尔基亚诺，581 另有从佛兰德和汉堡出发、经由威尼斯前往黎凡特的另一些葡萄牙犹太人。不论是否引人注目，不论是真是假，东西地中海上的某些犹太商人当时似乎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从伊斯坦布尔分赴萨洛尼卡、发罗纳、威尼斯，以及更远的塞维利亚、里斯本和阿姆斯特丹。在这些岁月里，西班牙、托斯卡纳或马耳他的海盗随时准备劫船夺货，宰割犹太人这块肥肉，即西班牙文献中常说的吝啬的犹太人。这绝不是偶然的事。劫夺船货对海盗常常是一本万利的事。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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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繁荣局面的产生难道是荷兰人和葡萄牙新基督徒互相勾结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大西洋应该对此负责。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这一点，但这种情况是可能的。1778年出版的未署名的《荷兰的财富》是一部好书，但叙事并不一定很准确。书中掺杂着某些错误，例如说：“只是到了1612年，荷兰人才仿效前来荷兰避难的犹太人，开始在各地建设自己的商行，并在整个地中海上航行。”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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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的入侵和地中海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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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63年）撰写了以上各章以来，我对北方船舶、水手、商人和商品引人注目地南下地中海一事，继续进行着研究。这里有一些新的详情细节需要补充：荷兰人曾为远航直布罗陀海峡进行了精心的准备。584 正如达尼埃尔·万·德默朗或雅克·德拉法伊等商人的书信所证实的那样，荷兰的“商业间谍”提供了确切的情报。1584年，雅克·德拉法伊从伦敦向地中海派出一艘载有英格兰呢绒和桶装鱼的船，该船从意大利返回时，带回了大米、水果和葡萄酒。不幸的是，它在返航途中在荷兰沿海触礁遇难。1588年，一艘荷兰船（可能是第一艘）成功地抵达柏柏尔和黎凡特。1590年，另一艘船“黑骑兵”号在地中海进行了两年的长途航行后，得出这样一条经验教训：由于西班牙处处作对以及海盗四出活动，它建议使用武装精良的、至少有30名船员的载重为150吨级的大船。在以后的岁月里，危险仍然存在。开往里窝那的船只保险费率高达20%，此事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另外，荷兰船舶为安全考虑，航行时悬挂外国旗帜和使用虚假证件。正如法国后来所说，这是些“蒙面船舶。”关于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航行，585 我们拥有相当全面的资料。同样，关于联省共和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首任大使科尔内柳·哈加（1578—1654年），我们也有丰富的资料，这位大使于1612年经手签署了旨在保护联省共和国在该穆斯林国家的侨民的特惠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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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详细情节显然有其重要性，但这尚不是近15年来的研究所提供的唯一的新资料。我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在本书第四版中特别提到这些情况，是由于理查德·T.拉普的总体论点，加上它们，我们将能对地中海的地位怎样在17世纪被大西洋所取代得出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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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T.拉普的第一个论点是：586 地中海其所以被夺走其统治地位，主要不是因为新的运输道路使有利可图的贸易转到了北方，而是因为英格兰人、荷兰人闯进了地中海，并由此导致了一场“商业革命”。这场革命不仅表现为运转路线的改变，而且反映在商业中出现的猛烈竞争上。地中海的财富实际上并没有枯竭，只是落到了别人手里。的确，在较晚的一个时期，即在1660年前后（1663—1669年间的平均值），伦敦对以下地区的制成品（包括呢绒）和食品的出口额和转手出口额分别是：对地中海（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为97.4万吨（占总数的48%）；对欧洲（包括苏格兰和爱尔兰）为87.2万吨（占43%）；对北美洲和东、西印度群岛为19.3万吨（占9%）。尽管17世纪中叶的伦敦还不是世界的中心，但这些数字为17世纪初的国际经济提供了直接的见证。广义的地中海（我以为加上伊比利亚半岛是合理的）当时仍是进行贸易和获取利润的重要地区。英格兰的霸权开始时并不是建立世界七大海洋的新航道上，而正好是建立在地中海。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霸权是北方的霸权，因为上述见解大体上对荷兰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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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T.拉普的更加创新之处，在于他指出北方人的入侵不仅仅“夺取”了地中海的运输业，而且夺走了地中海的市场。北方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对意大利的尤其是威尼斯的制成品，通过低价倾销等手段，有意识地进行排挤。更加恶劣的是，他们还采用以假乱真等欺诈手段进行竞争。英格兰大批生产的劣质“新呢绒”使用假商标和假铅封冒充威尼斯呢绒在黎凡特的市场推销。这种做法一方面使英格兰的商品毫不费力地打入了当地市场，另一方面又败坏威尼斯老牌产品的声誉。此外，荷兰、柯尔培尔的法国或查理二世的英格兰都以重金招聘移居国外的威尼斯熟练工匠。威尼斯原是欧洲的第一个工业城市，如今则正陆续失去其众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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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T.拉普的第二个论点是，尽管如此，威尼斯的生活在表面上和实际上都继续保持原来的水准。在16世纪的飞速发展之后，威尼斯的生活水平出现了停滞，但没有倒退。确认这一点，就是以数字为所有的历史学家（他们全都认为，威尼斯的衰落十分缓慢）提供辩解和证据。我的确认为，威尼斯成功地实现了农业——小麦、玉米、桑树、生丝（和加工过的丝）、畜牧——的转变，威尼斯地区在16、17世纪期间有所发展，并且以其工业支撑了威尼斯的富裕生活；威尼斯物价居高不下，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地中海的航路虽然由外国船舶承担，但仍然使威尼斯在17世纪时成为地中海的第一大港；最后，威尼斯的金融市场依旧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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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尤其还要看到，如果拉普的论点是正确的，如果北方资本的原始积累依靠了古老的地中海财富为营养，地中海在当时却并没有因此一落千丈。使用“衰落”这个词来形容地中海可能言过其实。世界的格局改变了，但欧洲并没有为了种种原因而在一天之内更换了重心。地中海的命运同进入现代化前夕的欧洲的整个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至今争论不休，也就是说，还像一团乱麻。马克斯·韦伯认为，全靠宗教改革，资本主义产生了，北欧获得了优势地位。但是，对这个经常为人提及的极其著名的论断，我们不应该盲从。我在与《地中海》一书第四版同时出版的另一本书注35 中，对这一论断持反对态度。读者即便不赞同我看问题的方法，也可参阅那本书。当然，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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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原书本部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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