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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方法并无任何新奇之处,都是惯常使用的老一套。一份威尼斯的文献资料让人了解到这些方法曾经在干地亚使用过。1555年,在干地亚273 ,凡杀死比自己杀人更多的强盗的强盗都予以宽恕(据说当时该岛有强盗200名)。1585年,西克斯特·坎特试图对付罗马的强盗时,也曾经采用这种办法。这是一种从内部搞垮匪帮的方式。贡扎格家族在罗马的一个代理人指出宽恕、赦免和奖赏产生了效果。274 当时热那亚在科西嘉宽恕了加入了它的军队的全部土匪(几个极端残忍的罪犯除外)。这个解决办法使这个惊恐不安的岛屿得以摆脱动乱的因素。获得宽恕的人保证在一个时期内不再与热那亚为敌,并为它效劳。275 土耳其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做法与此如出一辙。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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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夸大这些既表示虚弱又表示灵活的手段的意义。以农民的顽强性来同这个敌人进行斗争的西克斯特·坎特的强烈的意志都没有制服这个受到强有力的支持的神出鬼没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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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活动和封建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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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行劫的背后,有城市和城市国家在进行活动。在这种陆上行劫——盗匪活动——的背后,有支持冒险行动的封建领主的不断援助。强盗往往或近或远地受到某个真正的封建领主的指挥、操纵。奥塔维奥·阿伏伽德罗伯爵就是这样行事。一则发自威尼斯的法国通讯指出,这位伯爵同他那一帮人1583年6月277 进行反对威尼斯人的活动。“陛下,譬如奥塔维奥伯爵这样的人,一直弄得这些在桑盖内的领主毫无宁日可言,苦恼不堪。自从我上书陛下以来,他曾经返回该地两次,并焚毁了维罗纳河岸边的几所房屋。”威尼斯人追捕他,设法使弗拉拉和曼图亚这两处他惯常藏避的地方不收留他。278 尽管如此,他们没有将他抓获。两年后,他在蒂罗尔的费迪南的宫廷出现。279 另外一个例子:在蹂躏教皇国——这是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盗匪和杀人犯的会集地——的匪帮中(大批当地的强盗不计算在内),格里哥利十四时期的最凶狠顽强的强盗之一是蒙特马尔齐亚诺公爵阿方索·皮科洛米尼。这个人我们已经遇见过。280 托斯卡纳大公在最后时刻救过他,因为长期以来系住蒙特马尔齐亚诺的线一直牵在这位大公手里。他受到大公救助之后,又险些被捕,于是逃脱后前往法国。那时法国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与游击战迥然不同的战争。这场战争这个拦路抢劫的强盗不大喜欢。他听信种种许诺和邀请,再次前往意大利。这一次他来到托斯卡纳,忘恩负义、冷酷无情、肆无忌惮,起来反对大公。他身居皮斯托亚山中,远离卫戍部队的堡垒,却能煽起民众叛乱,进行冒险。特别因为1590年是荒年暴月,小麦严重歉收,灾难更容易引导民众试图改变社会地位,变成盗匪。这是有远见卓识的惊人之语。281 这个强盗头目来到托斯卡纳的心脏地区后,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特别因为他和西班牙的驻防地以及梅迪奇家族的所有敌人都有来往,情况就更是如此。他如果进入锡耶纳和它的马雷马,就会引起一片混乱。然而,他的那帮匪徒作战不懂策略,不能攻拔要塞,在托斯卡纳或者罗马的警卫部队面前,节节败退。最后,君主取得胜利。1591年3月16日,皮科洛米尼在佛罗伦萨被处决。282 一场奇怪的内战就这样结束。这场战争受到外部世界的密切注视,因为这些冒险行为和密谋活动的线有时牵到外国人手中,有时牵到埃斯科利亚尔,有时牵到多菲内的勒斯迪吉埃尔。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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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国际政治的著名例子。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会更加适合我们的目的。但是,它们最不容易发现……然而,加泰罗尼亚的贵族和比利牛斯的强盗抢劫之间的联系、那不勒斯的或者西西里的贵族和意大利南部的盗匪活动之间的联系、284 教皇国的绅士阔佬和罗马的强盗抢劫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否认的。贵族阶级或者在政治上,或者在社会上,处处都起作用,都扮演自己的角色。金钱能够搅动一切。贵族在经济上往往病弱。贫穷的贵族——他们之中有的破了产,其他的则是财产微薄的家庭中的年龄较小的非长子——往往是这种潜在的、不断死而复生的、“像七头蛇的头那样的”285 社会战争的首领和骨干。他们被迫通过歪门邪道弄钱,以打家劫舍为生,被迫采取“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手段(正如拉·努所说,法国的情况相同)过活”。286 这种社会机制经常起作用,以后还会更起作用。18世纪,土耳其被某些领主弄得国无宁日。这些领主就是保加利亚的“克尔扎尔斯”。287 他们人数太多,不能全都富裕。在巴西,19世纪初期,土匪是大地主的打手,是这些新时代或多或少对之不利的、不得不进行自卫的打手。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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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要使事物简单化。强盗抢劫是个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现象。它既为某些贵族效劳,也被用来反对另外一些贵族。“著名的反对卡斯泰隆侯爵的土匪和叛乱分子”亚勒克索·贝尔托洛蒂在伦巴第地区的事迹就显示出这种情况。1597年8月17日,他率领200多人攀越索尔费里诺城堡的墙壁,抓走侯爵的母亲和儿子——一个13岁的孩子。他把俘虏带到卡斯泰隆,试图让他的俘虏——老侯爵夫人——把门打开,以便抓捕侯爵本人。夫人加以拒绝,他枉费心机。于是他野蛮地打伤夫人,杀死小孩,接着又大肆抢劫。根据米兰总督的报告,他“的行为野蛮残忍”。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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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活动不仅同某个贵族阶级的危机联系,而且具有农民性和民众性。一个18世纪的历史学家说,这种活动是一股社会浪潮、一种“泛滥”。290 它掀起最复杂多样的、彼此各不相同的大片江、河、湖、海。它作为一种政治的以及社会的要求和反作用(不是宗教的要求和反作用291 ),既有贵族的成分,也有平民百姓的成分。(罗马城周围的坎帕尼阿或者那不勒斯平原周围的“山王”,难道一般不是农民或者小百姓吗?)它是潜在的农民起义。这种起义是贫困和人口过多的产物。它是古老传统的复活,而且还往往是十足的抢劫,是人攻击人的凶狠残暴的冒险。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仅仅把这种抢劫归结到最后这个方面,即那些为他们的财富、地位和生命担忧的有钱有势的人最强调的那个方面。然而,即使考虑到在叙述这些罄竹难书的罪行时有言过其实之处,这些罪行难道能够被人忘得干干净净吗?不错,16世纪人的生命贱如草芥。阿隆索·德·孔特雷拉斯自述的整个生涯,由于作者本人曾经亲自经历过,是一部已经为人所知的最出色的骗子小说。这部小说叙述足足十来起杀人行凶案件。本韦努托·切利尼的生涯今天可能使他坐牢,上断头台……根据这些典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些以杀人越货为业的人的踌躇犹豫和惶恐不安……对据在梅斯被包围期间为围城中的人治病的医生昂布鲁巴兹·帕雷说是出自查理五世之口的话和他的想法,人们会作何感想呢?帕雷写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问奄奄一息的是些什么人,是否贵族、绅士和显要人物。给他的回答是:全是可怜的士兵。于是,他把这些人比成是吃植物的芽和吃其他从地里长出的植物结出的果实的毛虫、蚱蜢、金龟子等,说什么他们死了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如果他们有家产就不会为每个月挣6个利佛在军营里干事了……”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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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活动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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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期,不管当时情况如何,盗匪活动变本加厉,更为猖獗。在由各个国家拼凑而成的意大利,盗匪遍布全境、肆意抢劫。他们从这里被赶走,就去那里躲藏。如果他们因彼此之间恨大仇深发生火并而力量削弱,就与为数众多的绿林山寨建立联系,实力因此加强,再度出现于更远的地区。18世纪优秀的历史学家梅卡蒂告诉我们,这些匪帮在将近15世纪90年代时如何在意大利全境到处横行霸道,猖獗为害。他们常常利用格尔夫派分子和季伯林斯派分子的方便的伪装,打着这两派的旗号进行内部斗争。293 所有这一切的背景则是一幕永恒的饥饿的惨剧。这些下山打家劫舍的盗匪进行的袭击,常常被人比作摩洛哥的劫掠牲畜、庄稼的武装匪帮的那种行动。(不久以前,摩洛哥的未被当局降服的山区的山民突然凶猛地扑向盛产小麦、牛羊成群的平原。)这就为这个世纪末期的意大利制造出一种奇怪的气氛。饥饿在那里折磨整个整个的地区。294 强盗抢劫在那里四处蔓延。从西西里到阿尔卑斯山,从蒂勒尼安海到亚得里亚海,一连串盗窃、纵火、暗害事件和与海上行劫相同的野蛮残忍的暴行相继发生,连绵不绝。人人都对这种局势哀叹。那不勒斯的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塞拉1613年承认在那不勒斯比在意大利任何其他地方,盗窃、抢劫、纵火、暗杀等犯罪行为更加层出不穷,猖獗为害。295 西西里岛和教皇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王位空位时期,这些地方盗匪麇集,大量孳生。296 那不勒斯和罗马涅的边界为他们提供了能够进行广泛活动的场所。297 这一伙杂七杂八的乌合之众亡命冒险。他们之中有职业杀手、农民、贵族、违反放逐令的教士、不愿再遵守罗马教廷的清规戒律的修道士……等。这些人的出身来源,可以从由教皇国交给一个名叫让·安德烈·多里亚的人的船役囚犯组成的队伍中推断出来。这些人的名单有时还有人保存。撒丁岛和科西嘉的强盗的数量都十分巨大。托斯卡纳在弗朗切斯科的统治时期经历的重重困难,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298 。从1592年到1593年,意大利打算用大赦的办法来清除这些讨厌的人物。获得赦免的条件是:他们前去达尔马提亚在威尼斯的军队中服役。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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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只是意大利需要同这种祸害进行斗争。在拦路抢劫的强盗从未绝迹的北非,谨慎小心的旅客(例如君士坦丁的商人)总是结队而行。哈埃多说,他们中间最精明的人旅行时由伊斯兰教的隐士伴随300 。在土耳其,窃贼和盗匪麇集。根据塔韦尼埃的记载,301 在17世纪,“整个土耳其盗匪充斥。他们人数众多,成帮结伙,拦路抢劫过往客商”。早在16世纪,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流动商人就组织长列车队进行自卫,群集露宿。露宿地点点燃大火,302 很远就可以看见。商人在陆上运送大包大包的货物和在海上用圆形船运载货物同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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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和17世纪的最初几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西班牙更清楚地提供一幅强盗抢劫的高潮的图景。老国王在埃斯科利亚尔死后,西班牙很快就在新兴城市马德里经历了以黄金时代之名为人所知的时代的奢侈豪华、节庆娱乐、艺术和知识等方面的令人惊奇的兴盛发展。这个贝拉斯克斯和洛普·德·韦加的马德里城,这个既属于很富的人也属于很穷的人的具有双重性的马德里城,迅速扩大。在穷人的马德里,乞丐睡在广场的角落,身子裹在短斗篷里。封建领主们跨过这些斗篷回到他们的府邸。巡夜人为富人看守大门。这是一个皮条客、士兵、船长、饥饿的奴仆、玩油腻肮脏的纸牌的赌徒、甜言蜜语把嫖客剥得一干二净的妓女和弹吉他弹得流连忘返的大学生等令人不安的下层社会。这是一个受到整个西班牙养育,附近乡下的农民、工人早上大批涌入的五光十色、三教九流混杂的城市。这些农民、工人来这里卖面包……在谨慎国王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除了格拉纳达曾经情况十分紧张、令人不安,除了英格兰人曾经袭击各个海港之外,这个地区是和平宁静的。这种安宁常常受到外国人的羡慕。至于土匪,他们只在东比利牛斯山区活动,人数众多。他们在该地同加泰罗尼亚的小贵族和附近的法国保持着联系。然而在谨慎国王统治的最后几年,盗匪活动在整个半岛成了突出的现象。一些强盗在通往巴达霍斯的道路上活动。这件事与1580年对葡萄牙的战争有关。303 在巴伦西亚,激烈的争端使大封建领主家族互相之间的对抗发展到杀人行凶的地步。1577年,危险是如此明显,以致为此颁布了一道新国事诏书。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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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和别处一样,各种灵丹妙药又何济于事呢?用后无用,就必须再用。1599年、1603年、1605年305 颁布了新国事诏书来对付在现政权下(王国的)城市里的那些携带武器扰乱治安的匪徒。“坏人”问题306 就在1609—1614年大规模驱赶摩里斯科人的前夕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次驱赶很快就为这些国事诏书的实施提供了很多良好的机会307 。小公职人员的贪污腐化构成另一个因素。这些小公职人员在那里和土匪串通勾结,沆瀣一气。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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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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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特点使地中海的这些社会变得独特起来。这个特点是:尽管这些社会具有现代性质,但仍然是奴隶社会。地中海西部的情况是这样,地中海东部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是一种奇怪的、对过去的事物的忠实和依恋的标志,也可能是一种奢侈豪华的标志和某种程度的富有的标志,因为奴隶身价昂贵,有自己的需求,并且与穷人和不幸的人竞争。甚至伊斯坦布尔的情况也是这样。劳动力的稀少以及矿产和甘蔗种植园的收益,使得新世界的古式奴隶制度这种大规模的和严重的倒退现象得以产生。不管怎样,奴隶制度虽然实际上已经从北欧和法国消失,但仍然以相当根深蒂固的家庭奴隶制度的形式残存于地中海西部、309 意大利和西班牙。布尔戈斯的政务会1572年发布的法令不仅为运往新世界的,而且也为运往葡萄牙的以及运往这些王国的,即运往西班牙310 的黑奴的安全保障规定了条件。古斯曼这个骗子英雄,在为一个丈夫远在印度的太太效劳时,恬不知耻,丢尽脸面,爱上了这位夫人的白种女奴。“我很久以来一直以为这个白种女奴是个自由人呢。”311 将近1555年,在还是卡斯蒂利亚的首府的巴利亚多利德,一些奴隶在大家族里侍候主人吃饭,“他们自己吃厨房里的残汤剩菜,油水很足,吃得胖乎乎的”,并且常常根据主人的遗嘱恢复自由。312 1539年,一个在鲁西永被人发现没有主人并且是个窃贼的土耳其人被捕,又被当成奴隶卖给一个公证人。313 在意大利,一系列文书契约表明:家庭奴隶制度的残余仍然存在;主要存在于南方;其他地方也有。在那不勒斯,一些经过公证的文件314 表明还有奴隶贩卖(16世纪上半叶通常每“件”奴隶值15杜卡托)。在威尼斯,在公证文书原本存底簿中,315 在贡扎格家族的通信中,都有同样的记载。毫无疑问,贡扎格家族为宫廷的娱乐购买黑人小孩。316 里窝那港的船舶载货清单不时载明有几个黑奴到达船上。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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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种从未中断的奴隶贸易,只在发生特别事件时才充分展现出来。例如1510年的黎波里的攻占318 把大批奴隶投入西西里岛市场,以致价格猛跌,以贱价出售,每个奴隶售价3至25杜卡托;以致西方的帆桨战船立刻把船上被罚划船的奴隶全部加以更新。1549年托斯卡纳大公派遣代理人去塞尼亚购买土耳其奴隶。319 这样行事的并非只有他一人。奴隶制度是这个地中海社会的现实。尽管在这个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宗教怜恤和慈善运动规模巨大,但是,这个现实对穷人来说仍然是严酷的。不管怎样,它绝不是大西洋和新世界所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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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什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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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缓慢的、强有力的、深刻的发展演变,从1550年到1600年似乎逐渐扭曲了、改变了地中海的各个社会,完成了长期的孕育。普遍的和日益增长的不安,并不表现为光天化日之下的叛乱,但它仍然在同样改变整个社会景象。这是一出具有不可否认的社会性质的悲剧。在阅读了让·德吕莫对罗马和16世纪的罗马城周围的坎帕尼阿的确切叙述后,最后一个疑团(如果人们还有怀疑的话)消失了。这个叙述的优点在于它利用了、吸收了这个永恒的城市的“新闻记者”的上千条消息。这个证据广泛地证实了我们已经发现的事物。毫无疑问,在一个富有的、生气勃勃的、被重建为一些拥有巨大不动产的强大家族的贵族阶级和人数日多的、日益贫困的、像毛虫和金龟子那样的、卑贱低下的、繁衍过剩的穷人群众之间,一切都在向两极分化。一种裂化现象把古老的社会一分为二,并且在两者之间挖掘深渊。什么也无法填平这些深渊。我们必须重复这一点:甚至在这个世纪末期,连令人吃惊的天主教的慈善,也无法填平这些深渊。在英格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伊斯兰世界,一切都遭到那出17世纪把它的无法治愈的创伤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惨剧的破坏。国家同社会一样,社会同文明一样,一切都逐渐受到邪恶的侵袭损害。这个危机使人的生活染上它的色彩。富人之所以与坏人为伍,混迹于他们所不齿的人群中,那是因为生活有它两首相近的河岸:河的此岸是高贵的和奴仆过剩的家庭;河的彼岸是流氓团伙,是黑市、偷窃、花天酒地的生活和冒险的世界,特别是贫困的世界……这条河的两岸一衣带水相邻,正如最纯洁、最热烈的宗教激情和最骇人听闻的最卑鄙的以及最野蛮的行为相邻一样。某些人嚷道,这是“巴罗克”的令人惊讶的和奇妙的矛盾。情况不是这样。这些事物并不是巴罗克的矛盾,而是产生和支持巴罗克的,巴罗克遮盖得不完全的社会的矛盾。在这个社会的心脏里存在着痛苦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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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一切的原因,难道又是海没有担当起它作为财富、劳役、财产甚至生活的欢乐的分配者的任务吗?难道又是所有古老的光荣和繁荣都已经消耗净尽了吗?难道又是海边的民族可能耗光了它们最后的储备吗?或者用我们在研究中提出的同样单调的问题:难道是因为这个包括地中海在内的整个世界或迟或早要猛然冲向17世纪的惊人的退潮吗?弗朗索瓦·西米昂320 可能是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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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本部分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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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Cette mobilité à l’horizontale est ,elle aussi,un signe révélateur de sociétés ouvertes.Gaston ROUPNEL,La ville et la campagne au XVIIe siècle.É tude sur les populations du pays dijonnais,1955,2e éd.,p.99
:“Au XVIe siècle,on soigne ou on nourrit le mendiant avant de l’expulser [des villes].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on le rase.Plus tard on le fouette,et à la fin du siècle,le dernier mot de la répression en fait un forç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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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Henri DROUOT,Mayenne et la Bourgogne,1937,I,notamment p.48
:“Ces robins qui avaient bouleversé depuis un siècle l’ordre social ancien formaient dé jà,vers 1587,un corps conservateur.Ils voulaient maintenir le régime qui avait favorisé leur ascension et le pain qui pouvait garantir leur avenir.Ils tendaient aussi à s’isoler comme classe sur le sommet conq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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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Voir infra,p.217 et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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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Tome I,seul paru,Madrid,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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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Lucien Romier,Le Royaume de Catherine de Médicis,1925,I,3e édit.,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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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Ibid.,pp.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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