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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小趣事表还可以延长。小亚细亚的悬铃木16世纪在意大利出现。40 稻米的种植16世纪也引进尼斯地区和普罗旺斯沿海地区。41 在我国叫作“罗马莴苣”的莴苣，是由一个名叫拉伯雷的旅客带到法国的。我们经常引用他的书信的那个布斯拜克从安德里诺普尔带回第一批丁香。这些丁香在维也纳借风力之助长遍该地的整个田野。进一步的验证并不会对已经清楚明白的事物增添什么东西。这一已经清楚明白的事物就是地中海各种文明的混合搅拌的巨大程度和广阔范围，这种混合搅拌现象因这个混合地区的文明的组群从一开始起就种类繁多而产生更多的重大后果。在一个地区，这些文明的组群由于以或长或短的时间间隔互相交换和互相借用，往往清楚明显。而在另一个地区，它们混在一起，特别嘈杂拥挤。这些嘈杂拥挤的景象，令人想起那些东方的港口。正如我们的浪漫主义作家向我们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各种民族、各种宗教、各种类型的人以及地中海世界所能包含的头饰、时装、烹饪、风俗等方面的各种事物的聚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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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奥菲尔·戈蒂埃在其所著《君士坦丁堡旅行记》一书中细致地描绘了每个中途停靠港的这种大规模的假面舞会的景象。最初读者还分享他的这种消遣自娱之乐。之后，读者无意之中突然发现自己阅读这本书时会跳过书中必然会有的描写，因为这种描写总是千篇一律、陈腔滥调。到处是同样的希腊人、同样的亚美尼亚人、同样的黎凡特人、同样的犹太人、同样的土耳其人、同样的意大利人……当人们仔细观看热那亚、阿尔及尔、巴塞罗那和亚历山大等的港口区的虽然不那么生动但仍然活生生的景象时，便会有个文明显然不巩固的印象。但是，历史学家如果想弄清楚这个错综复杂的现象，就最容易弄错事实，产生迷误。历史学家认为萨拉班舞是古老传统的西班牙舞蹈。他们接着又发现这种舞蹈在塞万提斯42 时代才刚刚出现。他们把捕金枪鱼想象为热那亚水手、那不勒斯人、马赛人或者科西嘉海角的渔民特有的劳作活动。事实上，阿拉伯人也捕这种鱼，并在将近10世纪时把这种劳作活动传给别的民族。43 总之，历史学家几乎准备遵循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的观点，44 认为真正的地中海种族是居住在混杂的、有世界性的港口内的种族（现在只举出其中的大港：威尼斯、阿尔及尔、里窝那、马赛、萨洛尼卡、亚历山大、巴塞罗那、君士坦丁堡），是一个把所有的种族合并为单一种族的种族。但是，这难道不是一种荒诞不经之谈吗？混合本身就必须以成分的多样性为前提。混杂现象就证明并不是一切都融合在一个单一的群体中，就证明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成分，就证明当人们远离这些各不相同的成分随意混杂交错在其中的庞大中心时，人们就重新发现这些成分是孤立的、可以辨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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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和拒不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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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够把自己的货品输出到远方、能够发扬光大的文明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文明。一种不输出人、不输出思想或者生活方式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曾经有过一种阿拉伯文明，它的重要性和衰退已经为人所知。曾经有过一种希腊文明，它至少保住了自己的本体。16世纪存在过一种拉丁文明（我不再称之为基督教文明）。在与海进行斗争时，这种文明是所有文明中抵抗力最强的文明。它光芒四射，越过地中海的空间，向前移动，并且通过地中海向欧洲的深处，向大西洋和海外移动。这种历时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传播，也是造船能手意大利人即将传授给葡萄牙，并且一直传授给波罗的海地区的造船技艺的传播，也是意大利人最先获得然后示范传授的丝织技艺的传播，也是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佛罗伦萨人等经商年代久远的商人先于北欧人很久就创立出来的会计技术的传播。这种传播也是意大利和地中海的女儿——人们能够了解它在欧洲的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文艺复兴——的巨大反响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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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种文明来说，活着就是既能给予又能收受和借用。借用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想借用的人不能都像师傅那样得心应手地使用采用的工具。地中海文明的重大借用之一，毫无疑问是由德意志师傅传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直到果阿的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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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明有时拒绝借用。它反对某些联合。它在交换者向它提供的交换物中进行选择（如果没有警惕，或者更简单地说，如果没有脾性和倾向的不相容性以及口味爱好的不相容性，交换者往往会把这些交换物全部强加给它）。从这些现象中也可辨认出这是一种伟大的文明来。只有乌托邦主义者（16世纪有一些例如纪尧姆·波斯特尔这样的可敬的乌托邦主义者）才会梦想把各种宗教合为一体。在构成每种文明——这是财富、力量和制度的合成物——中，宗教正好是最属于个人的和最具有抵抗性的东西。把各种宗教部分地混合在一起，把某种思想从一种宗教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里，甚至在必要时把一种宗教的某一教义或者仪式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里，这是可能的。但这同把它们混合为一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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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借用吗？16世纪提供了这方面最光辉的范例之一。百年战争甫告结束，天主教就经受了宗教狂热的浪潮的冲击。在这些狂涛巨浪的猛烈冲击下，它像一株树皮爆裂的树那样折断碎裂了。在北欧，宗教改革运动席卷德意志、波兰、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格兰和苏格兰。在南欧，在传统上被称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这场运动和很多人称之为巴罗克文明的文明发展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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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始终存在着一个北欧地区和一个地中海地区。这是两个用绳索捆绑在一起，但因各自有自己的天空、自己的中心，以及从宗教上讲，各自有自己的灵魂，因而判然有别的世界。这是因为在地中海地区人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宗教感情：这种方式正如它过去曾经使蒙田在意大利45 或者圣古阿尔大使在西班牙46 感到震惊不快一样，正如它过去被耶稣会会士或者穷人的耶稣会会士亦即嘉布遣会修士，把它传入西欧时曾经使整个西欧感到震惊不快一样，今天仍然使北欧人震惊不快。甚至在像弗朗什—孔泰这样的深皈天主教的地区，苦修修士的仪式行列、新的弥撒和祈祷活动、南欧的虔敬行为中的色情的、富于戏剧色彩的以及对法国人的口味来说超过限度的事物，都使很多冷静审慎、明哲理智的人大为愤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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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新教仍然把几个锐利的尖头推入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48 推入中央高原，推入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地区，推入贝亚恩的比利牛斯山地区。然而，它最后却在地中海地区的边境处处遭到失败。拉丁文明在经过犹豫不决和使它的拒绝变为更加具有特征的猛进之后，对“山的彼侧”的宗教改革回答了一个“不”字。如果说路德教派的某些思想观点或者后来的加尔文教派的某些思想观点能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争取到一些信徒的话，这些思想观点也只不过能使个别人或者个别狭小的团体感到兴趣而已。这些人几乎总是已经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人：教士、大学生、书商、小手工业者以及把禁书藏在货物包里带回国内的商人，或者是（马塞尔·巴塔荣在他的《伊拉斯谟与西班牙》一书中提到）把自己的信仰的根深深扎进自己的那块土地里的人。这块土地他们不借自任何人。这块土地就是伊拉斯谟信徒在西班牙、瓦尔德信徒在意大利耕耘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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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在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失败，难道像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是政治问题，是统治问题，是精心组织策划的镇压产生的后果吗？谁也不会低估有计划的、长期的迫害的影响。因阿尔贝公爵和他的继承者使用冷酷无情的严厉手段而大部分再度天主教化的荷兰的例子，必要时将会使我们免犯这种低估的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要高估西班牙的和意大利的“异端”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不能把它们比作北欧的各次声势浩大的运动。这里只提出这样一个区别来：新教在地中海并没有深深触及民众。新教是精英人物发动和进行的一场运动，而且，在西班牙，这次宗教改革往往在教会内部进行。西班牙的伊拉斯谟信徒也好，那不勒斯的瓦尔德信徒小派别也好，都不比法国的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的小派别更企图同天主教会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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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像埃马纽埃尔·罗马卡纳基所说的那样，“不是一场真正的宗教叛乱”，它之所以仍然“谦恭、沉思、对教皇毫无侵犯性”，它之所以反对暴力，49 那是因为它大大超过一次“宗教改革”，是一次基督教的复兴。“改革”这个词是不适当的。危险或者勉勉强强称得上是危险的危险，只在皮埃蒙特由于沃多瓦派教徒50 的缘故发生过（但是皮埃蒙特是意大利吗？），只在弗拉拉的勒内·德·弗朗斯的宫廷中发生过，只在那里的最富有的丝绸制造商从1525年起51 就欢迎宗教改革的卢卡发生过；只在将近同一时期在那里召开过几次大会52 的克雷莫纳发生过，只在殷勤接待北欧人、将近1529年方济各会修士或者奥古斯丁教派僧侣在那里建立了包含相当多手工业者的小组的威尼斯发生过。53 在意大利的别的地方，宗教改革是个人的事。它的历史是一部收有“锡耶纳人”奥基诺的丑闻之类材料的历史。目睹这位先生1547年54 抵达英格兰的德·塞尔韦指出，这位昔日意大利的大名鼎鼎、口若悬河的天主教的讲道者，今天在英格兰已经改而信奉、依从“德意志人的新观点”了。其次，进行改革的往往是巡游牧师。55 这些人只不过路过某地，在途中撒播改革的种子而已。种子发芽后，庄稼长势很差。进行改革的还是一些离群索居的人、沉思冥想的人、命运颇不寻常的人。在从事改革的人中，有翁布里亚人巴尔托洛梅奥·巴尔托乔56 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这个人在日内瓦开店经商，在一次去热那亚旅行时被捕，后被解送罗马宗教法庭并于1569年被处以火刑。从事改革的还有像于1600年57 在坎波—德尔费奥里被处以火刑的季奥尔达诺·布鲁诺58 那样卓越的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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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不要根据天主教的和教廷的焦急不安来判断新教在意大利形成的危险。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易于夸大这种危险。这种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1568年夏天人们担心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会南下意大利。据说，这些胡格诺派教徒将会发现意大利半岛的内部已经被折磨得到了危险的程度。59 根据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来判断，就等于根据贡扎洛·德·伊列斯卡斯、帕拉莫、略伦特、卡斯特罗或者J.马克·克里等人60 的著作来判断新教在西班牙形成的危险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功劳或者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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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宗教改革（如果确有宗教改革的话）局限于两个地点：塞维利亚和巴利亚多利德。1557—1558年镇压过后，宗教改革是一些孤立的个别事件。进行改革的往往是些普通疯子，例如埃尔南德斯·迪亚斯这样的人。摩勒纳山的牧人对他谈过塞维利亚的新教徒。他记住了这些牧人对他谈的那些足以使托莱多的宗教裁判所于1563年逮捕他的内容。61 再者，他是个感到满足的疯子。他很高兴在狱中吃肉比在家里吃得还多。几个真正的西班牙新教徒走遍全欧，不断迁徙，从一个避难处到另一个避难处。著名的米歇尔·塞尔维和1578年在日内瓦“研究教派”并因可能准备来西班牙讲道传教或者可能准备向印度运送宣传书籍而被人向胡安·德·韦尔加斯·梅克西亚大使告发的大约12名流放者就是这样的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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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当局的确厌恶并且密谋打击这些步入歧途的孩子。宗教裁判所同他们进行斗争，颇得民心。它对米歇尔·塞尔维进行缺席审判之后，紧接着又予以热情关怀。这件事事关国家民族的荣誉。63 当1546年阿隆索·迪亚斯在多瑙河沿岸的诺伊堡命令他的一个仆役处决他自己的那个玷辱了他的家族和整个西班牙的兄弟胡安时，正是同样一种感情在驱使他。64 因此，怎样来谈西班牙的宗教改革呢?谈论这个问题,差不多就像人们就圣布莱士城的那个在1540年表示既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有天堂的异教徒弗朗西斯科·扎科的事,笼统地谈拉古萨的宗教一样,或者像谈根据拉古萨的历史学家拉齐的继承人的看法曾经在1570年出现过的“新教的倾向”一样。65 因此，这样谈是不现实的。这已经不再是普通疗法，而是顺势疗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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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德利奥·康蒂莫里66 的历史学家寻思：到目前为止，人们研究意大利宗教改革的历史都是通过研究人物传记的细节来进行的；这部历史当它根据法国和德国的模式被重新置于它萌芽的社会环境中时，是否会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当然是这样。很久以前，爱德加·基内67 曾经作过与此相同的思考。不过，如果问题被作为一个文化问题提出来探讨论述，它就会更加清楚明白了。意大利拒绝接受宗教改革，这同西班牙拒绝接受宗教改革相类似。这种拒绝在人种志的意义上难道不就是拒绝借用吗（这种借用正是文明的主要特征）？其所以拒绝借用，并不是因为意大利像好多肤浅的观察家所发现的那样，是“不信教的”，而是因为在意大利和在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区，在天主教的老树上上升的液汁结出的是意大利的花和果，而不是德意志的花和果。被人称为反宗教改革的（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认为的话），正是它的宗教改革。人们注意到南欧国家被阅读《旧约全书》这种活动吸引的程度低于北欧国家。68 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不同，没有被16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从德意志一直漫溢到阿尔卑斯山和西班牙北部的那股巫术的巨浪淹没。69 或许由于一种隐藏着的古老的多神教的缘故，地中海的基督教徒甚至在他们的迷信活动中也喜爱对圣徒的崇拜。当外界的攻击趋于激烈时，对圣徒和对圣母的虔信更热烈起来。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的吗？把这件事看成罗马或耶稣会教士的花招阴谋，纯系虚妄不实之见。在西班牙是天主教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传播对圣约瑟夫的崇拜。《玫瑰经》的民众团体到处支持、赞扬对圣母的热烈崇拜。季奥瓦尼·米克罗这个那不勒斯异端分子就是人证。1564年，他宣布抛弃对大量宗教事务，其中包括对圣徒和圣物的信仰，但继续信仰圣母。70 这件事甚至就发生在西班牙完成了为自己制造光辉的和好斗的圣徒：圣徒乔治、圣徒雅克71 的时刻。另外一些圣徒随之而来：圣徒埃米利安、圣徒塞巴斯蒂安和那个名声一直远扬到加泰罗尼亚的农民圣徒伊西德罗。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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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时的拒绝借用是蓄意的、断然的。关于宗教改革，有人说：“这次改革闯进了中世纪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神学领域，正如野蛮的日耳曼人闯进了希腊罗马的文化一样。”73 不管怎样，拉丁海海边的罗马帝国剩下的事物，在16世纪比在5世纪更有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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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曾经残存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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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本身并没有在这个时代死亡。证据就是它也能够同样断然“拒绝借用”。虽然在15世纪它已气息奄奄、濒临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受到死亡的威胁，但仍然拒绝与拉丁教派结合。16世纪，问题再度提出。它仍然同样坚决拒绝借用。不幸得很，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东正教国家了解之差并不亚于对这个时期的土耳其的了解。一系列奇怪的文献资料（发现于威尼斯并由拉曼斯基发表于他那内容十分充实的文集中）在好多年以后仍然等待某个历史学家去解析阐明它的含义。这一系列文章说明了16世纪的希腊人面对罗马的天主教时的奇怪的处境。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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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一个希腊人——一个干地亚的或者摩里亚的绅士，向威尼斯作了好几个长篇报告。他主动效劳，进行解释。他说，对希腊的几个邦国来说，进行叛乱，起来反对土耳其的时刻已经来到。这场叛乱只能依靠基督教世界，特别是依靠威尼斯。不过，基督教世界必须预先了解希腊人。然而，基督教世界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希腊主教们曾经不得不忍受多少愚蠢的欺侮和凌辱啊！天主教教士在威尼斯的所有属地上始终对希腊主教们采取轻蔑的态度。这些天主教教士往往只力求用武力把他们从“迷误”中解救出来，禁止或者强加某种宗教仪式，企图禁止在教堂里使用希腊语。然而，这些希腊人宁愿投向土耳其人而不向天主教屈服。他们的确这样行事。他们几乎始终同土耳其人结成联盟来反对威尼斯人，反对地中海西部的海上行劫者。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土耳其人通常宽宏大量，他们从不企图使别人改变宗教信仰，从不阻碍从事东正教的宗教活动。在一般情况下，希腊教士就这样置身于威尼斯的，以及总的说来，西方人的最顽固的敌人之列。每当反对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的叛乱在酝酿的时刻，希腊教会的成员总是居中调停，使人们恢复冷静，并且向大家解释，希腊民族的继续存在有赖于这种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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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消息资料提供者继续写道，今天，之所以有人准备举起叛乱的旗帜，是因为自从将近1570年以来，一股不容忍异教的浪潮开始淹没土耳其的各个地区；一些教堂遭到劫掠；一些寺院遭到焚毁；一些神甫受到凌辱……对威尼斯来说，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但是，它只有一条通向成功之路：同东正教的大主教和平相处；向他们保证，天主教教士将奉命将来绝不使希腊教士感到丝毫不安。一个与威尼斯有商务关系的人还自告奋勇，居中斡旋，但他坚持要了解威尼斯是否真的准备信守自己的诺言以及在什么情况之下胜利在他看来是有保证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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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读读拉曼斯基的文集所收集的与过分热心积极的威尼斯神甫或者僧侣在干地亚或者在塞浦路斯煽起的大量事件有关的文献资料，就会相信希腊教会所表达的抱怨不满的情况确有其事。人们可以明白干地亚人和希腊群岛的其他希腊人被西方指控同别人勾结并且“叛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往往憎恨天主教徒，他们因此常被指控背叛天主教徒。但是，显然还有另外的原因，例如：一个从他受雇的土耳其船在希腊港口登岸的希腊水手在陆上探望他的家人时，会从家人那里了解到所有可能得到的关于刚刚驶过的威尼斯舰队的详情细节，或者关于前一天在中途停泊港停留的地中海西部海上行劫者的详情细节，他也会向人讲述这些详情细节。即使这艘土耳其船是海盗船，停泊港是威尼斯的属地，情况也是这样。（正如情况经常是这样的一样。）但是，根本的理由还是把拉丁文明同东正教文明分开的那种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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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存的事物和文化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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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改变、掀翻或者搞乱各种文明的那些变化之外，还显现出一些令人惊奇的永存的事物。作为个人的人能够背叛文明，但是文明仍然钩挂在几个固定的、几乎经久不变的点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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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茨维杰奇在思考山形成的障碍时说，山对人种的渗入进行的对抗，“小于对产生于人类活动的运动和对文明的潮流进行的对抗。”76 这种思想经过正确的解释和可能的修改后，似乎是正确的。对作为单个人的人来说，一切逾越、攀登、探索和一切转移都是准许的。当他是一个单个的人，用他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时候，什么也阻挡不了他，阻挡不了他本人和他搬运的货品，不管这些物品是物质的或者精神的。如果是一个组，是一个社会群体，移动就变得困难起来。一种文明不能同它的全部家什财物一起迁移。个人在越过边界时就会感到身处异域、陌生而且不习惯。他于是“背叛”他的文明，把文明抛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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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这种文明实际上牢牢地固定在确定的地理区域内，而这个地理区域又是这种文明的实在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种文明在成为它的艺术的各种表现共有的（尼采把艺术看成是文明的主要真实，可能是因为尼采和他的同代人使真实成了质量的同义词）同一性之前，在根本上存在于一个由人和历史构成的地理区域里。因此，存在着文化边界，存在着异常持久的文化区域。世界上的任何异种杂交都不能够改变这些边界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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