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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在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失败，难道像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是政治问题，是统治问题，是精心组织策划的镇压产生的后果吗？谁也不会低估有计划的、长期的迫害的影响。因阿尔贝公爵和他的继承者使用冷酷无情的严厉手段而大部分再度天主教化的荷兰的例子，必要时将会使我们免犯这种低估的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要高估西班牙的和意大利的“异端”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不能把它们比作北欧的各次声势浩大的运动。这里只提出这样一个区别来：新教在地中海并没有深深触及民众。新教是精英人物发动和进行的一场运动，而且，在西班牙，这次宗教改革往往在教会内部进行。西班牙的伊拉斯谟信徒也好，那不勒斯的瓦尔德信徒小派别也好，都不比法国的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的小派别更企图同天主教会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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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像埃马纽埃尔·罗马卡纳基所说的那样，“不是一场真正的宗教叛乱”，它之所以仍然“谦恭、沉思、对教皇毫无侵犯性”，它之所以反对暴力，49 那是因为它大大超过一次“宗教改革”，是一次基督教的复兴。“改革”这个词是不适当的。危险或者勉勉强强称得上是危险的危险，只在皮埃蒙特由于沃多瓦派教徒50 的缘故发生过（但是皮埃蒙特是意大利吗？），只在弗拉拉的勒内·德·弗朗斯的宫廷中发生过，只在那里的最富有的丝绸制造商从1525年起51 就欢迎宗教改革的卢卡发生过；只在将近同一时期在那里召开过几次大会52 的克雷莫纳发生过，只在殷勤接待北欧人、将近1529年方济各会修士或者奥古斯丁教派僧侣在那里建立了包含相当多手工业者的小组的威尼斯发生过。53 在意大利的别的地方，宗教改革是个人的事。它的历史是一部收有“锡耶纳人”奥基诺的丑闻之类材料的历史。目睹这位先生1547年54 抵达英格兰的德·塞尔韦指出，这位昔日意大利的大名鼎鼎、口若悬河的天主教的讲道者，今天在英格兰已经改而信奉、依从“德意志人的新观点”了。其次，进行改革的往往是巡游牧师。55 这些人只不过路过某地，在途中撒播改革的种子而已。种子发芽后，庄稼长势很差。进行改革的还是一些离群索居的人、沉思冥想的人、命运颇不寻常的人。在从事改革的人中，有翁布里亚人巴尔托洛梅奥·巴尔托乔56 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这个人在日内瓦开店经商，在一次去热那亚旅行时被捕，后被解送罗马宗教法庭并于1569年被处以火刑。从事改革的还有像于1600年57 在坎波—德尔费奥里被处以火刑的季奥尔达诺·布鲁诺58 那样卓越的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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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不要根据天主教的和教廷的焦急不安来判断新教在意大利形成的危险。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易于夸大这种危险。这种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1568年夏天人们担心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会南下意大利。据说，这些胡格诺派教徒将会发现意大利半岛的内部已经被折磨得到了危险的程度。59 根据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来判断，就等于根据贡扎洛·德·伊列斯卡斯、帕拉莫、略伦特、卡斯特罗或者J.马克·克里等人60 的著作来判断新教在西班牙形成的危险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功劳或者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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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宗教改革（如果确有宗教改革的话）局限于两个地点：塞维利亚和巴利亚多利德。1557—1558年镇压过后，宗教改革是一些孤立的个别事件。进行改革的往往是些普通疯子，例如埃尔南德斯·迪亚斯这样的人。摩勒纳山的牧人对他谈过塞维利亚的新教徒。他记住了这些牧人对他谈的那些足以使托莱多的宗教裁判所于1563年逮捕他的内容。61 再者，他是个感到满足的疯子。他很高兴在狱中吃肉比在家里吃得还多。几个真正的西班牙新教徒走遍全欧，不断迁徙，从一个避难处到另一个避难处。著名的米歇尔·塞尔维和1578年在日内瓦“研究教派”并因可能准备来西班牙讲道传教或者可能准备向印度运送宣传书籍而被人向胡安·德·韦尔加斯·梅克西亚大使告发的大约12名流放者就是这样的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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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当局的确厌恶并且密谋打击这些步入歧途的孩子。宗教裁判所同他们进行斗争，颇得民心。它对米歇尔·塞尔维进行缺席审判之后，紧接着又予以热情关怀。这件事事关国家民族的荣誉。63 当1546年阿隆索·迪亚斯在多瑙河沿岸的诺伊堡命令他的一个仆役处决他自己的那个玷辱了他的家族和整个西班牙的兄弟胡安时，正是同样一种感情在驱使他。64 因此，怎样来谈西班牙的宗教改革呢?谈论这个问题,差不多就像人们就圣布莱士城的那个在1540年表示既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有天堂的异教徒弗朗西斯科·扎科的事,笼统地谈拉古萨的宗教一样,或者像谈根据拉古萨的历史学家拉齐的继承人的看法曾经在1570年出现过的“新教的倾向”一样。65 因此，这样谈是不现实的。这已经不再是普通疗法，而是顺势疗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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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德利奥·康蒂莫里66 的历史学家寻思：到目前为止，人们研究意大利宗教改革的历史都是通过研究人物传记的细节来进行的；这部历史当它根据法国和德国的模式被重新置于它萌芽的社会环境中时，是否会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当然是这样。很久以前，爱德加·基内67 曾经作过与此相同的思考。不过，如果问题被作为一个文化问题提出来探讨论述，它就会更加清楚明白了。意大利拒绝接受宗教改革，这同西班牙拒绝接受宗教改革相类似。这种拒绝在人种志的意义上难道不就是拒绝借用吗（这种借用正是文明的主要特征）？其所以拒绝借用，并不是因为意大利像好多肤浅的观察家所发现的那样，是“不信教的”，而是因为在意大利和在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区，在天主教的老树上上升的液汁结出的是意大利的花和果，而不是德意志的花和果。被人称为反宗教改革的（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认为的话），正是它的宗教改革。人们注意到南欧国家被阅读《旧约全书》这种活动吸引的程度低于北欧国家。68 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不同，没有被16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从德意志一直漫溢到阿尔卑斯山和西班牙北部的那股巫术的巨浪淹没。69 或许由于一种隐藏着的古老的多神教的缘故，地中海的基督教徒甚至在他们的迷信活动中也喜爱对圣徒的崇拜。当外界的攻击趋于激烈时，对圣徒和对圣母的虔信更热烈起来。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的吗？把这件事看成罗马或耶稣会教士的花招阴谋，纯系虚妄不实之见。在西班牙是天主教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传播对圣约瑟夫的崇拜。《玫瑰经》的民众团体到处支持、赞扬对圣母的热烈崇拜。季奥瓦尼·米克罗这个那不勒斯异端分子就是人证。1564年，他宣布抛弃对大量宗教事务，其中包括对圣徒和圣物的信仰，但继续信仰圣母。70 这件事甚至就发生在西班牙完成了为自己制造光辉的和好斗的圣徒：圣徒乔治、圣徒雅克71 的时刻。另外一些圣徒随之而来：圣徒埃米利安、圣徒塞巴斯蒂安和那个名声一直远扬到加泰罗尼亚的农民圣徒伊西德罗。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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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时的拒绝借用是蓄意的、断然的。关于宗教改革，有人说：“这次改革闯进了中世纪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神学领域，正如野蛮的日耳曼人闯进了希腊罗马的文化一样。”73 不管怎样，拉丁海海边的罗马帝国剩下的事物，在16世纪比在5世纪更有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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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曾经残存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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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本身并没有在这个时代死亡。证据就是它也能够同样断然“拒绝借用”。虽然在15世纪它已气息奄奄、濒临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受到死亡的威胁，但仍然拒绝与拉丁教派结合。16世纪，问题再度提出。它仍然同样坚决拒绝借用。不幸得很，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东正教国家了解之差并不亚于对这个时期的土耳其的了解。一系列奇怪的文献资料（发现于威尼斯并由拉曼斯基发表于他那内容十分充实的文集中）在好多年以后仍然等待某个历史学家去解析阐明它的含义。这一系列文章说明了16世纪的希腊人面对罗马的天主教时的奇怪的处境。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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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一个希腊人——一个干地亚的或者摩里亚的绅士，向威尼斯作了好几个长篇报告。他主动效劳，进行解释。他说，对希腊的几个邦国来说，进行叛乱，起来反对土耳其的时刻已经来到。这场叛乱只能依靠基督教世界，特别是依靠威尼斯。不过，基督教世界必须预先了解希腊人。然而，基督教世界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希腊主教们曾经不得不忍受多少愚蠢的欺侮和凌辱啊！天主教教士在威尼斯的所有属地上始终对希腊主教们采取轻蔑的态度。这些天主教教士往往只力求用武力把他们从“迷误”中解救出来，禁止或者强加某种宗教仪式，企图禁止在教堂里使用希腊语。然而，这些希腊人宁愿投向土耳其人而不向天主教屈服。他们的确这样行事。他们几乎始终同土耳其人结成联盟来反对威尼斯人，反对地中海西部的海上行劫者。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土耳其人通常宽宏大量，他们从不企图使别人改变宗教信仰，从不阻碍从事东正教的宗教活动。在一般情况下，希腊教士就这样置身于威尼斯的，以及总的说来，西方人的最顽固的敌人之列。每当反对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的叛乱在酝酿的时刻，希腊教会的成员总是居中调停，使人们恢复冷静，并且向大家解释，希腊民族的继续存在有赖于这种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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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消息资料提供者继续写道，今天，之所以有人准备举起叛乱的旗帜，是因为自从将近1570年以来，一股不容忍异教的浪潮开始淹没土耳其的各个地区；一些教堂遭到劫掠；一些寺院遭到焚毁；一些神甫受到凌辱……对威尼斯来说，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但是，它只有一条通向成功之路：同东正教的大主教和平相处；向他们保证，天主教教士将奉命将来绝不使希腊教士感到丝毫不安。一个与威尼斯有商务关系的人还自告奋勇，居中斡旋，但他坚持要了解威尼斯是否真的准备信守自己的诺言以及在什么情况之下胜利在他看来是有保证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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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读读拉曼斯基的文集所收集的与过分热心积极的威尼斯神甫或者僧侣在干地亚或者在塞浦路斯煽起的大量事件有关的文献资料，就会相信希腊教会所表达的抱怨不满的情况确有其事。人们可以明白干地亚人和希腊群岛的其他希腊人被西方指控同别人勾结并且“叛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往往憎恨天主教徒，他们因此常被指控背叛天主教徒。但是，显然还有另外的原因，例如：一个从他受雇的土耳其船在希腊港口登岸的希腊水手在陆上探望他的家人时，会从家人那里了解到所有可能得到的关于刚刚驶过的威尼斯舰队的详情细节，或者关于前一天在中途停泊港停留的地中海西部海上行劫者的详情细节，他也会向人讲述这些详情细节。即使这艘土耳其船是海盗船，停泊港是威尼斯的属地，情况也是这样。（正如情况经常是这样的一样。）但是，根本的理由还是把拉丁文明同东正教文明分开的那种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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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存的事物和文化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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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改变、掀翻或者搞乱各种文明的那些变化之外，还显现出一些令人惊奇的永存的事物。作为个人的人能够背叛文明，但是文明仍然钩挂在几个固定的、几乎经久不变的点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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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茨维杰奇在思考山形成的障碍时说，山对人种的渗入进行的对抗，“小于对产生于人类活动的运动和对文明的潮流进行的对抗。”76 这种思想经过正确的解释和可能的修改后，似乎是正确的。对作为单个人的人来说，一切逾越、攀登、探索和一切转移都是准许的。当他是一个单个的人，用他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时候，什么也阻挡不了他，阻挡不了他本人和他搬运的货品，不管这些物品是物质的或者精神的。如果是一个组，是一个社会群体，移动就变得困难起来。一种文明不能同它的全部家什财物一起迁移。个人在越过边界时就会感到身处异域、陌生而且不习惯。他于是“背叛”他的文明，把文明抛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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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这种文明实际上牢牢地固定在确定的地理区域内，而这个地理区域又是这种文明的实在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种文明在成为它的艺术的各种表现共有的（尼采把艺术看成是文明的主要真实，可能是因为尼采和他的同代人使真实成了质量的同义词）同一性之前，在根本上存在于一个由人和历史构成的地理区域里。因此，存在着文化边界，存在着异常持久的文化区域。世界上的任何异种杂交都不能够改变这些边界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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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中海被文化边界——主要的文化边界和次要的文化边界——切割开来。这些边界全都是无法愈合的但又起着作用的伤痕。J.茨维杰奇在巴尔干这一大片地区辨识出三个文化地区。77 在西班牙谁会对贯穿托莱多的纬线的两侧的鲜明对比不敏感呢？这个半岛的心脏——一个混合体——就在托莱多。在北面是半独立的小农和隐居在自己的外省小城市里的贵族的贫困的、艰苦的西班牙；朝南是开发垦殖的移民地，这是平时人们愿意看到的唯一的西班牙。这是基督教徒在那里发现了精巧的深耕细作的农业、有组织的大庄园、大批勤劳的农民和大量代代相传的遗产的西班牙。基督教徒没有破坏这些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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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地区的边缘和心脏地带，呈现出更加宏伟壮观的景象。地中海世界最主要的边境，仍然是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古老的边界线，即沿莱茵河和多瑙河的那条线。这条线将是16世纪天主教复兴的前进线。这条线是新的罗马帝国长城。沿着这条线将会出现耶稣会会士的团体和他们的那些门窗有大括号形装饰的教堂的圆顶。罗马和宗教改革运动之间的分裂正好沿着这道古老的伤痕产生。这就是比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更给予莱茵河边境以“庄严”78 的性质的事物。16世纪的法国夹在罗马的这条前进线和新教的推进抵达得最远的比利牛斯山线之间。被两方撕裂为二的法国将再一次承受它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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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中海的各个国家最奇怪的伤痕是东西方之间，在我们已经提到的海上障碍之外的一道无法移除的障碍。这道永恒的障碍蜿蜒于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在位于德林河河口的勒什（阿勒西奥）以及达尔马提亚海岸和阿尔巴尼亚海岸的连接处79 那里，从亚得里亚海岸中经内舒斯、雷米西亚纳和拉蒂亚拉等古城直抵多瑙河。80 迪纳拉阿尔卑斯山的整个大片地区，从被罗马帝国西部控制的、宽阔的高地山谷通向那里的潘诺尼亚平原起81 到海岸的边缘和朝向意大利的海岛止，都已经拉丁化了。韦利亚岛上讲拉丁方言的最后一个家族（还有一些岛屿呢！）已经在20世纪的头十年绝灭了。82 在克罗地亚，一种仍然是意大利模式的生活艺术83 今天还和很多其他遗产混合在一起。这种艺术永远流传、延续。毫无疑问，这种意大利模式是一种很古老的意大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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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文化边界的一个例子：伊弗里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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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较不突出的例子，即文化的再分的例子，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地中海的三大文明——拉丁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希腊世界文明——事实上是亚文化群，是被共同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各不相同的独立自主的文化家族的并列。在北非，没有一个文化家族的界限比古老的非洲的城市国家——阿拉伯的伊弗里基亚（今天的突尼斯）——的界限划定得更加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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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打下了它的基础。突尼斯平原北、东两面滨海。这块平原朝南向撒哈拉大大敞开门户。它把撒哈拉的蒿属植物和细茎针茅构成的景色加以延伸。它也收纳撒哈拉的城市尽其所能试图驯化的流浪的、游牧的和散乱的部落。它在西面的自然背景是独特的。这就是：在突尼斯干燥和炎热的平原上展现出一系列难于进入的、险恶的和起伏不平的地面84 ：丘陵、高原和小山脉。然后，群山一直通向昔日的努米迪，通向今天寒冷的君士坦丁堡地区。85 这个地区使旅客回想起西西里中部、多山的安达卢西亚或者撒丁岛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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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和中马格里布之间的群山起伏的连接地带大致上位于从塔库什角出发，中经克皮尔河、舍里夫河、艾因·贝达、塔夫朗特山及冈蒂亚的这条线的沿线地区。夏尔·蒙希古尔乐于描述这片宽大的连接地带的两侧的变化：这里，朝西是鹳鸟、梣木、榆树、呼啸着高山风暴的天空下的褐色粗瓦屋顶；那里，朝东是台阶形的屋顶、古巴斯注40 的白色圆屋顶。这些景物显示出连接突尼斯城市和东方城市（例如开罗或者贝鲁特等城市的兄弟情谊）。“凯鲁万只不过是个巨大的白色立方体……它和君士坦丁堡形成鲜明的对照。”君士坦丁堡在不止一个方面还是个房屋质朴而灰暗的山区居民的大村庄。86 历史表明：伊弗里基亚在古代和当代都使这条线成了它的界限、它的西方边境。这个边境由障碍构成。这些障碍有时防止，有时勉强放进，但始终阻碍帝国主义对这块风光明媚和诱人的平原进行的冒险。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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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宽广和质朴的地区朝西对突尼斯精巧的文化形成了一道屏障。16世纪南下突尼斯的君士坦丁堡商人88 在找到有台阶的白色房屋和阳光灿烂的城市的同时，找到一个富有的、与东方密切沟通的、定期与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通商的国家。这是一个治理有方、文明开化、阿拉伯语在城乡都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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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中部马格里布，一直到特莱姆森（这既是一座摩洛哥城市，也是一座撒哈拉城市），未开化的程度简直令人吃惊。阿尔及尔后来在一个没有任何文明酵母的、未经开发的、居住着牵骆驼的人、绵羊牧人和山羊牧人的地方成长起来。相反，近东地区却具有古老的传统。突尼斯国王穆莱·哈桑是最后几个哈弗西德家族的成员中的一个。他被儿子罢黜并弄瞎失明之后，于1540年来西西里和那不勒斯避居。他给会见过他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杰出的君主，喜爱美好的事物，是香料和哲学方面的行家。他的同代人班德洛对我们说，89 这是一个“阿威罗伊派学者”，一个哲学家君主，一个即使在马格里布，甚至在暴发户和粗野的冒险家的城市阿尔及尔也永远找不到的君主。……突尼斯对先在1534年，然后在1569年暂时居留该城，最后从1574年起永久居留该城的土耳其人的厌恶，是一个古老的、虔诚的、管理良好和文明开化的城市对蛮族表现出来的憎恶愤慨。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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