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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事件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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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使格拉纳达摆脱了摩里斯科人问题，却使卡斯蒂利亚，特别是新卡斯蒂利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合上了一个案卷，其结果是打开了另外一个案卷。格拉纳达的难民到处安插下去，像树木接枝一样，很快就蔓延扩散173 、发财致富，又变得令人惊恐不安起来。他们难道不正是由于勤劳因而在一个被贵金属淹没并且居住着大批劳动对之说来就是降低身份的西班牙末等贵族的地方注定要发财致富吗？大约在1580年—1590年，即不到20年后，格拉纳达的问题奇怪地变成了卡斯蒂利亚和安达卢西亚的问题，危险不断接近西班牙的心脏地区。那里又是草木皆兵、一片惊恐。再次有人寻求采取激烈的解决办法。现在，格拉纳达（当然该地区还留下一些摩里斯科人）的情况倒不如塞维利亚、托莱多或者阿维拉等地的情况那样严重。1580年夏天，在塞维利亚揭露出一个与摩洛哥有关的大阴谋。当时急欲依靠西班牙的谢里夫的大使对这个阴谋进行了彻底的揭露。174 1588年春天，一些动乱开始露头。这次动乱发生于阿拉贡。175 这些动乱使得有关当局7月份开会讨论。176 会上提出了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内部敌人的存在对西班牙构成的危险。会议希望国王陛下不要重犯1568年在格拉纳达所犯的错误，还希望国王陛下立即发动进攻。这种惊恐不安的情绪最初是一次发生在几百个摩里斯科人和老基督教徒互相打骂之后的暴动引起的。177 它很快就平息下来。那不勒斯总督对这次暴动很不相信，以致他5月份毫不犹豫地宣称这是英格兰进行宣传时散布的谎言。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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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这些惊恐的情绪，除了是某些神经质的表现以外，也许还是个借口。因为，从同年11月起，西班牙教会再次进行干预。它的代言人托莱多红衣主教参加了国务会议，并把宗教裁判所派驻托莱多的委员胡安·德·卡里略的报告作为他的依据。179 他的证词说，在这座那里的莫德哈尔摩里斯科人的老居留地已于1570年因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大批涌入而得到加强的城市里，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即流放者，在他们自己之间讲阿拉伯语；而与此同时，往往是文书信件代书人和精通西班牙文的莫德哈尔摩里斯科人则企图钻进要职高位中。在这两类人中，经营商业、发财致富者为数颇多。所有像魔鬼一样的异教徒从来不做弥撒，从来不在大街上伴送圣体。他们只是因为怕遭到制裁和惩罚才忏悔。他们在自己内部结亲，把小孩隐藏起来，以避免小孩受洗。要让小孩受洗时，他们就在教堂的台阶上随便找一个遇到的人当孩子的教父。除了为无法接受临终涂油礼的垂死的人要求举行这种宗教仪式外，他们从来不提出这种要求。由于负责监督和教育这些异教徒的人很少，这些异教徒就随意到处流浪。尽快研究讨论这件事成了国务会议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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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11月29日，星期三，根据红衣主教的提议，国务会议研究讨论了这件事。这位主教陈述了自己的情况和理由。180 当老基督教徒被征召入伍，加入“民兵”，数量日减并且装备很差，冒着有朝一日会遭受突然袭击之险的时候，对摩里斯科人的人数在卡斯蒂利亚，特别在他们的“城堡和要塞的”托莱多，令人不安地成倍增加这件事，人们难道会漠然置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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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国务会议一致认为，至少必须命令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在他们的管辖区内进行调查，并且进行一次对摩里斯科人的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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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出坏主意，怂恿人为非作歹的恐惧情绪，就这样进入西班牙的心脏。第二年，即1589年，英格兰入侵，人们担心在塞维利亚为数甚多的摩里斯科人会援助入侵者。181 1596年，在巴伦西亚，同样的接触联系使人感到不安。182 敌人在房屋内部的存在成了西班牙的政策最关注、忧虑的事，并因此以后使西班牙的政策改变了方向。用法文说就是：摩里斯科人插进了西班牙的心脏；用西班牙文说就是：插进了西班牙的“肾脏里”。183 1589年国务会议还是只限于讨论人口普查问题。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第二年向国王提出几项狂热的建议：迫使摩里斯科人为了领取薪饷必须在帆桨战船上服役一段时期，这至少能防止他们人数增加；把摩里斯科人的小孩同他们的家庭分开，以便把这些孩子交给领主、神父或者负责教育孩子的手工业者；处决最危险的分子，把在卡斯蒂利亚安家落户的格拉纳达人驱赶回他们早先居住的地区，借此把他们从有名的国家的中心赶走，184 把他们从城市赶到农村。自从5月5日后，人们谈到干脆驱逐他们。西班牙国王从前对犹太人这样做过，并因而获得神圣的名声。185 不受欢迎的摩里斯科人在精神上遭到国务会议全体成员的判决，无一例外。但是，这些受到判决的人将得到一个相当长期的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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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西班牙仍然卷入荷兰事务中，同法国斗争，同英格兰对抗，因此在清理这一笔内部的账之外还有其他任务。并不是西班牙的善良宽容，而是作为它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奇怪后果的软弱无力救了摩里斯科人，这正如绳索支承着吊着的人一样。在他们周围，愤怒和仇恨不断增长。一份1596年2月呈交国王的报告186 对政府的政策放任这些异教徒为所欲为表示反对，并且指出他们拥有大量财富，指出他们之中在安达卢西亚和托莱多王国拥有两万杜卡托以上的人为数超过两万。这难道可以容忍吗？这份报告揭发了一个在马德里定居的名叫弗朗西斯科·托莱达诺的托莱多的摩里斯科人。他是当地最富有的铁商。这个人由于从事批发交易而成为比斯开和维托利亚两个地方的掮客，并且利用经商之便做武器和短枪生意。国王陛下被恳请立即逮捕这个人并公布他的顾客和同谋者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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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年，国务会议又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国王应该作出决定，应该立即作出决定，这就是所有建议的结论。在签名的人中再次出现托莱多的红衣主教，此外还有D.J.德·博尔哈、D.J.德·伊迪亚克斯、钦琼伯爵、佩德罗·德·格瓦拉等人187 。在保存在锡曼卡斯的关于这些讨论的大量文献资料中，为摩里斯科人辩护的一份也找不到。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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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结尾是1609—1614年进行的驱逐。各种形势和时机结合在一起，终于使这次驱逐行动成为可能。这些形势和时机是：和平的恢复（1598—1604年，1609年）以及暗中对整个西班牙舰队——大帆船和帆桨战船——进行的动员。189 这支舰队能够保证登陆和行动的安全。J.C.巴罗哈认为，马拉喀什的素丹1609年春季对非斯“国王”取得的胜利，可能促使西班牙作出这些根本性的决定。这可能是事实。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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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伊比利亚伊斯兰教徒的长期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当时被人清楚地感觉到的失败。非常坚决拥护这一驱赶行动的巴伦西亚大主教在进行驱赶的时刻却问道：“以后什么人为我们做鞋子呢？”摩里斯科地区的封建领主寻思，以后什么人种我们的地呢？人们事先就已经知道，驱赶这个行动会造成严重的创伤。此外，阿拉贡的王国代表反对这次驱赶。1613—1614年，胡安·波蒂斯塔·洛巴纳为了绘制地图走遍这个王国。他多次在笔记中记下荒无人烟的村庄的凄惨景象：在隆加尔斯，1,000个居民只剩下16人 ；在米埃达斯，700个居民只剩下80人；在阿尔法门，120个居民只剩下3人;在克兰达，300个居民只剩下100人191 ……一些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并且一再重复，所有这些创伤久而久之都会愈合。这是事实。192 亨利·拉佩尔最近指出，在可能为800万的总人口中，最多驱赶了30万人。193 虽然这大大低于过去夸大了的数字。但是，对当时的西班牙说来，这个数字仍然是巨大的。同时，亨利·拉佩尔194 认为，当时直接造成的创伤是严重的。17世纪出生率的下降推迟了创伤的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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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难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西班牙是否为这次驱赶以及为此而采取的暴力政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或者它这样做是否有理。问题也不在于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再来打这场官司。所有的历史学家当然都同情摩里斯科人……西班牙自己抛弃这个勤劳、繁衍迅速的摩里斯科民族是得策还是失策，这无关紧要。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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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因为摩里斯科人仍然无法同化，西班牙采取行动，不是出于种族仇恨（在这次斗争中似乎不存在这种仇恨），而是出于文明仇恨和宗教仇恨。它的这种仇恨的爆炸——驱赶——是它对自己的软弱无力的供认，其证明就是摩里斯科人根据具体情况，在一两个世纪或者三个世纪以后依然故我。服装、宗教、语言、有回廊的房屋、摩尔人的浴室等，他们统统保存下来。他们拒绝西方文化，这是冲突的核心。在宗教领域里的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以及城市里的摩里斯科人愈来愈采用征服者的服装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195 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西班牙人很清楚，196 摩里斯科人同一幅员广大、一直延伸到遥远的波斯、有类似的房屋、习俗和相同的信仰的世界是心连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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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对摩里斯科人的一切抨击、谩骂都可以概括在托莱多红衣主教的声明里：“这是像阿尔及尔伊斯兰教徒一样的真正的伊斯兰教徒。”197 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指责红衣主教不容忍异教的态度，但不能指责他的话与事实不符。国务会议成员建议采取的解决办法证实了这一点。问题不在于消灭一个被人憎恨的种族。但是，在西班牙国内保持一个顽固不化的伊斯兰核心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该怎样办呢？或者通过消灭一切文明的支柱——人的材料——一下子把这个核心拔掉。这是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或者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强迫洗礼这个措施没有圆满地实现的同化。于是有人建议只保存具有可塑性的材料——孩子，并且赞助成人离开西班牙前往柏柏尔，条件是他们离开时谨慎行事，不事声张。另外又有人，例如德尼亚侯爵这样认为：必须采用基督教的方式来抚养教育孩子;从15岁到60岁的男人送去服终生划帆桨战船苦役;女人和老人送去柏柏尔。这个侯爵认为，只需按1户摩里斯科人对50户老基督教徒这个比例把摩里斯科人分配到各个村子就行了，同时还禁止他们迁居和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例如工业、运输业及商业等，因为这些职业的缺点就在于利于迁移和与外界交往。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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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选择了所有办法中最彻底的办法：流放，把植物从地里连根彻底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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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否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从西班牙的土地上消失了呢？当然不是这样。首先，在某些情况下，分清摩里斯科人和非摩里斯科人并非易事。混合婚姻数量之多使得驱逐敕令需要对这种情况加以考虑。199 其次，一些有关的当事人进行了干预。他们无疑解救了大批本来会遭受打击的摩里斯科人。城市里的摩里斯科人几乎全部被驱赶。住在王家领地上的摩里斯科人被驱赶的比例稍小。至于领主的土地上的摩里斯科人、山民、独居一地的农民……等的例外情况就更多了。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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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摩里斯科人就往往这样混杂、消失在群众中。但是，他们仍然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201 西班牙的基督教居民，甚至他们的贵族，难道不是已经有了这种摩尔人的血统的印记吗？美洲的历史学家也通过多种方式肯定摩里斯科人参加了对美洲的殖民。202 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即：穆斯林文明受到摩里斯科人的残余和西班牙若干世纪以来从伊斯兰教吸收来的事物的支撑、维持，不断促进西班牙半岛的复合文明，甚至在1609—1614年驱赶摩里斯科人行动之后，情况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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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的巨浪不能卷走已经永远在伊比利亚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一切事物。这些是：安达卢西亚人的黑眼睛、数以千计的阿拉伯文地名、几千个已经进入从前的被征服的种族的词汇中的词。这些从前被征服的种族今天已经成了西班牙的统治者。有人会说，这是死的遗产。烹调技术、203 某些行业、等级制度结构和领导管理的职能，仍然在西班牙或者它的邻国葡萄牙的日常生活中传播伊斯兰教的声音，这些都无关紧要。然而，当18世纪法国国势鼎盛并在欧洲具有优势的时期，在半岛上仍然保存着一种活的艺术，一种真正的莫德哈尔的艺术。这种艺术有它的灰墁、陶瓷制造术和它的蓝色彩釉瓷砖的柔美的色彩。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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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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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摩里斯科人问题只不过是一场范围更广的冲突的插曲而已。在地中海，规模巨大的争斗在东西方之间进行，在永远存在的“东方问题”上进行。从根本上讲，这个问题是一场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按照拥有优势的一方的意愿停后复起。这场赌赛使冲突双方交替地拥有优势。好牌从一方手里传到另一方手里 。主要的文化潮流根据一方或者另外一方占上风的情况确定下来，从比较富的文明导向比较穷的文明，从西向东或者从东向西。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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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下的西方打赢了第一个回合：古希腊文化代表中东和埃及的第一次“欧洲化”。这次“欧洲化”后来一直延续到拜占庭时代。206 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和第五世纪的大规模的入侵，西方和它古老的遗产崩溃了。现在是拜占庭和伊斯兰教的东方保存或者收集财富并且在几个世纪内把这些财富投掷、传送到野蛮的西方。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和在十字军东东征之后，我们的整个中世纪都被东方的光辉穿透、照亮。“东西方两种文明通过它们的军队混合起来。大量叙述这些遥远的世界的历史和故事广泛流传。《圣徒传》充满这些故事。圣厄斯塔什传、圣克里斯托夫传、塔伊斯传、埃费斯的七个睡眠者传、巴尔拉姆传、约萨法特传都是东方的寓言。圣格拉尔传插进阿里马蒂的约瑟夫的回忆中。波尔多的于翁的传奇故事闪耀着仙境之王的魔力的幻景。仙境之王是晨曦和震旦的精灵。圣布朗丹的历险记只不过是水手森巴德207 的险遇的爱尔兰版而已。”这些借用只代表内容丰富的文化交流的总内容的一部分。勒南208 写道：“这样的在摩洛哥或者在开罗创作的作品，在比今天一本重要的德国书渡过莱茵河所需还少的时间内，就在巴黎或者科隆为读者所知了。只有作了关于13、14世纪的学者所熟读的阿拉伯著作的统计以后编写出来的中世纪的历史，才会是一部完整的历史。”神的喜剧在穆斯林文学中的根源被人发现。阿拉伯人在但丁看来是应该模仿的伟大楷模。209 圣让·德·拉·克罗瓦有一些奇特的穆斯林先驱。这些先驱之一龙达的诗人伊本·阿巴德早在他之前很久就发展了“黑暗之夜”210 的主题。对以上种种人们会感到惊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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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起，一个反方向的运动正在完成。基督教徒占领了海洋。对道路和贸易的控制带来的优势和财富，从此属于基督教徒。这些交替现象阿尔弗雷德·赫特纳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断言16、17、18世纪211 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接触减少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相反，“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关于欧洲人的旅行的叙述,在欧洲的各种语言中成倍增加”。这是因为东方“向常驻大使、领事、商人侨民、经济调查使团、科学使团、天主教使团……向为土耳其人效劳的冒险者敞开了旅居的大门”。212 于是发生了西方对东方的入侵。这是一种包含着统治概念和因素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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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我们回到16世纪的西方来吧！在这个时期，西方远远胜过东方，把东方抛在后面。尽管费尔南·格雷纳尔提出了他自己的论据，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确认这一点，绝不是对两种相互对峙的文明作这种或者那种价值评断，而是确认：在16世纪，交替运动进行得对西方有利;西方的文明更加强劲有力，使伊斯兰文明从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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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人的迁居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人们从基督教世界蜂拥前往伊斯兰世界。后者以它提供的奇遇和巨利的远景吸引这些人。它使他们得到好处。素丹需要手工业者、织布工、造船专家、经验丰富的水手、大炮铸造工匠、构成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力量的“五金制品工匠”（指各种金属）。蒙特克雷斯蒂安写道213 ：“这一点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能够抓住这些人的时候，就把这些人留下来。”一个君士坦丁堡的犹太商人和的黎波里的莫拉特·阿加之间的一次奇怪的通信表明：这个犹太商人寻找能够织造丝绒和花缎的基督教徒奴隶，214 俘虏在提供劳动力这个方面也扮演着他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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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基督教世界人口太多，还没有充分进行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化活动，因此不减少向东方的移民吗？基督教徒在与伊斯兰国家接触时，往往受到转变为伊斯兰教徒的强烈欲望的支配。在非洲海岸驻防地，西班牙卫戍部队中的开小差之风这种瘟疫，使这些部队大量减员。1560年，在杰尔巴岛，在堡垒投降土耳其人之前，很多西班牙人“扔掉他们的信念和同伴”215 加入敌军。不久以后，在拉古莱特，一个准备把要塞交给非基督教徒的阴谋被人发现。216 一些船只经常从西西里岛出发运走大批准备参加背教者的行列的人。217 在果阿，在葡萄牙人中存在着同样的现象。218 召唤是如此强有力，以致它连教士也不放过。那个陪同法国国王的大使返回法国，西班牙当局被劝说在他经过时加以逮捕的“土耳其人”，是个过去的匈牙利神父。219 这种情况不会罕见 。1630年，人们要求约瑟夫神甫召回散居黎凡特的嘉布遣会修士，“担心他们变成土耳其人”。220 一些背教者从科西嘉、撒丁岛、西西里、卡拉布里亚、热那亚、威尼斯、西班牙，从地中海世界各地奔向伊斯兰世界。没有任何类似的反方向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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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可能不自觉地打开了大门，而基督教徒却不自觉地把门关上。基督教的不宽容是它的信徒的巨大数量产生的后果。它不欢迎异乡生客;它拒人千里之外。所有被它从它的地区驱赶出来的人——1492年是犹太人，16世纪和1609—1614年是摩里斯科人——加入了志愿离乡背井者的队伍。他们全都前往伊斯兰世界。那里可以找到工作和金钱。这件事最好的标记，是犹太人的移民潮流。特别在16世纪下半叶，从意大利或者荷兰到黎凡特，存在这股潮流。这是一股强大迅猛得没有逃过在威尼斯的西班牙代理人的眼睛，使他们警觉起来的潮流。因为这些奇怪的移民活动，是通过这座小城市进行的。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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