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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 A. MOREL FATIO, op. cit., I, p.27. Signalons l’opinion de BRÉMOND, op, cit., p.310, que l’on ne saurait garantir, selon laquelle les habits ajustés des hommes,qui firent scandale, viendraient en France de l’Espagne de Philippe IV. Sur l’influence espagnole en Angleterre et particulièrement sur Shakespeare, Ludwig PFANDL, Geschichte der spanischen Literatur, p. 98, et J. de PERROT, in : Romanic Review, V, 1914, p.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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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七 战争的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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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并不简单地是文明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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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总是指控战争，而对它的一种或者多种真正的性质却并不真正了解或者不想了解。物理学家对物质的奥妙的构成，并不比我们对战争更加无知。我们指控战争，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它不断干扰人的生活。编年史作者叙述史实的时候，把战争置于首位。当代的观察家们最关切、醉心的莫过于议论战争，并从中得出下面这些问题的答案：谁对战争负责？战争的后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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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决定不丝毫夸大历史—战役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不想忽视战争——人的生活的可怕的、永恒的潜流旋涡——的影响深远的历史。在与我们的论题有关的半个世纪中，战争标示着季节的节奏，打开并关闭时间的大门。它甚至在表面上平息的时候，也继续暗中施加它的压力。它似乎消亡却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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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谈到这些惨剧的时候，我并不想从中得出关于战争的“性质”的哲学性结论。战争学虽然是一门科学，但目前还只是处于它的孩提时代。它必须超出历史事件之外，抓住历史事件的长节奏、规律性和相互关系。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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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舰队战争和设防边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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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地中海大战，人们就会立刻想到帆桨战船的细长的、威武雄壮的侧影，想到这种战船夏天沿着海岸疾驶，冬天在海港内休眠。关于这种战船的航行移动、维修和豪华的设备，历史文献资料载有丰富的详情细节。专家们发表了大量论文，试图说明它们在维修、粮食供应、人员和钱财等方面的耗费情况。经验很快证明：集结这些战船、进行集体行动，是困难的。特别在大编队中，它们必须由运输大量军需供应品的圆船伴航。它们进行了长时期的周密的准备工作后，突然起航。总的说来，这些船只航行迅速，能够抵达任何一处海岸。但是，我们不应当夸大帆桨战船的袭击能力。它们运送登陆部队，必要时不远离海岸。1535年，查理五世攻占突尼斯后不向更远的地方继续推进。1541年，他试图攻占阿尔及尔，但未成功。这一仗仅仅使他得以从马提福海角进抵俯瞰阿尔及尔全城的制高点。土耳其人的情况并不比这更好。1565年，土耳其舰队也同样包围马耳他，在该地按兵不动。1572年，年事已高的加西亚·德·托莱多在勒班陀战役结束后不久劝奥地利的唐·胡安说，如果征服者要征讨黎凡特，就宁肯进攻岛屿而不进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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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战争，人们就很快想到在16世纪以其激增的数额引人瞩目的军队。把这些军队从甲地转移到乙地和事先集结等都是问题。法国国王花了几个月时间在里昂集结雇佣军队和大炮，以便有朝一日“翻山越岭进行突然出击”。1 1567年，阿尔贝公爵实现了率领他的军队从热那亚前往布鲁塞尔这一壮举。但是，这仅仅是和平时期的演习和调动而已，并非一系列遭遇战。同样，把素丹的军队从伊斯坦布尔投向多瑙河地区，或者从伊斯坦布尔投向亚美尼亚并在远离出发基地的地方作战，需要耗费土耳其帝国的大量人力和物力。这是耗资巨大的和非凡的壮举。一旦必须对敌作战，任何长途行军和部队的长距离运动通常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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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该回忆起的形象，是要塞和堡垒的形象。这些要塞在16世纪起着决定性作用，在17世纪则几乎决定一切。面对土耳其人和海上行劫者，基督教世界在边境遍筑防御工事，把自己隐藏在工程师的技术和挖土工人的劳作成果的后面。这些庞大的工事说明一个世界的心理状态。罗马帝国的长城或者中国的长城，始终是某种思想情况和心理状态的标志。基督教世界（不是伊斯兰世界）用一长列要塞和堡垒把自己包围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事实。这是我们以后还将回过头来讨论的主要试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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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惯常的主要的形象，并不能够把地中海战争的情况全都向我们示明，并不能提出地中海战争的整个问题。它们所展现的景象，是大规模的、正规形式的战争的景象。不过，这些正规的战争一旦停止，次要形式的战争——海上行劫和陆上抢劫——就立刻取而代之。这种形式的战争当然早已存在。它当时正在到处扩散，填占已经变得空荡荡的地区。这正像高高的乔木林一旦遭到砍伐，就把空间让给低矮的林下灌木丛或者丛林一样。因此，有不同“层次”的战争。只有通过研究这些层次不同的战争之间的悬殊差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才能够在解释这些战争时取得进展。这种辩证法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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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与阿尔贝公爵会合的部队或者在阿尔贝公爵前面行军的部队的其他行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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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阿尔贝公爵率军抵达佛兰德，1567年4—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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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公爵和他率领的部队的确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行军。但是，行程达3000公里这件事本身也是一大业绩。注意在海上的快速行程和翻越阿尔卑斯山所用的时间……这支军队必需绕过持敌对态度的法国的领土。图63是J.J.赫马尔丁格尔所作的计算和研究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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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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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问题始终是武器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经过革新、改进后的技术，能够彻底改变这种赌博的进行。以火炮为例，它在地中海地区和在别处一样，突然改变了战争的条件。它的出现、它的传播、它的变化——因为火炮在不断变化之中——是一系列技术革命。还待于推定：这一系列技术革命什么时候发生？火炮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安装在帆桨战船的狭窄的甲板上？火炮在什么时候首先成为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或者巨型帆桨战船的火力然后又成为大帆船和高舷圆船的特别的、可怕的火力？火炮在什么时候安装在堡垒的防御土墙和平台上？最后，火炮怎样跟随军队转移？不错，在苏里曼大帝取得胜利之前，查理八世1494年9月远征意大利时就使野炮顷刻之间大行其道，驰誉全球。火炮的制造分好几个互相连接的时代——铜炮、铁炮、加强炮。此外，还有根据军火工业的地方化的情况而定的各个“地理”优势时代。天主教徒费迪南的政策取决于马拉加的铸造厂和坎波城的铸造厂的生产情况。后者创建于1495年；前者创建于1499年；两者都很快衰落。它们生产的武器后来在意大利用旧，接着又安置在非洲或者面对法国的边境上，长期固定不动2 。米兰铸造厂和弗拉拉铸造厂的统治地位历时更久。3 然后，这方面的首位转而归属德意志和法国的铸造厂。在对西班牙和对葡萄牙的供应这个方面，则首推佛兰德。从16世纪前几十年起，出现了火炮的（可能还有北欧和火药的4 ）独霸局面。这些都是重大问题。1566年，10来门火炮从佛兰德运到马拉加。5 这个事件立刻被载入外交通讯中。同样，44门火炮从马拉加运到墨西拿的消息在某一位托斯卡纳大使看来是远征阿尔及尔或者柏柏尔的的黎波里的先兆。6 1567年，富克沃宣称，用1.5万发炮弹就足以攻占阿尔及尔。7 如果人们置身于问题引起的激烈争论之外，接受马耳他1565年因佛罗伦萨公爵让人在前一年对它运去200桶火药而得救的这一事实的话，富克沃这样说似乎并不过分。这至少是一个西班牙的情报员传出来的看法。8 我刚才谈到的情况使我们能够注意到托斯卡纳对弹药、炮弹和火枪药线的生产所具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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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推定这些变化什么时候发生、产生影响和后果，仍然是困难的。几个概略的轮廓和几个景象，这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同样，我们虽然能够有把握地把装备有火炮的大帆桨战船或者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就技术而言这些舰船无疑有助于取得勒班陀战役的胜利）在威尼斯舰队里出现的时间推定为1550年9 ，关于武装的大型帆船在地中海的发展情况，我们就几乎毫无所知了（这种帆船我们突然发现将近这个世纪末时土耳其人在从君士坦丁堡前往亚历山大10 的途中使用）。因为基督教世界虽然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但技术却会从海的此岸传到海的彼岸，物质器材却会趋于变得相同，因而趋于限制这些革新的政治意义和影响。火炮既为基督教徒进攻格拉纳达和北非效劳，也同样为土耳其人在巴尔干，例如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莫哈奇战役11 中，在波斯12 或者第二次在北非取得胜利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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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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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一种耗费，一种浪费。拉伯雷说过：“战争的筋腱是银两。”当然，这句话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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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选择的时刻进行战争或者缔结和平而又既不蒙受前者也不蒙受后者带来的不利，这在理论上是强者的特权。但是，令人惊奇的事始终可能发生。在每个君主周围的幕僚谋士中，总会是众说纷纭，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君主在思想感情上也会左右摇摆、犹豫不决。这种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冲突，常常体现在永恒的敌对者——主战派同主和派——中间。直到1580年，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的宫廷都一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下面这个重大问题提出达几年之久：谁会在谨慎国王那里占上风？是主和的鲁伊·戈梅兹的同党好友（他们在鲁伊·戈梅兹死后仍然聚集一起）还是好战的阿尔贝公爵的拥护者？这个公爵一有机会就宣扬强硬手段的效果。但是，有哪个君主，哪个政治领袖没有经常面临过这两种以彼此对立的派别为代表的倾向呢？惹人瞩目的、戏剧性的1692年末，黎塞留自己难道没有遭到爱好和平的掌玺大臣马里亚克的反对吗？13 某些事件往往使人不得不在两派之间进行选择。于是某个“合乎时宜的人物”就应运而生，被推到冲突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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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耗费削弱国力。毫无效益可言的战争不胜枚举。不光彩的、耗资巨大的爱尔兰战争，在伊丽莎白的光辉的统治的末期，毁坏了她的国库，并且比其他任何原因更为1604年的议和休战预先铺平了道路。地中海战争的费用如此高昂，以致在西班牙和在土耳其，破产都接踵而至。菲利普二世的花费极其巨大。1571年有人在马德里估计，维持1支拥有帆桨战船200艘、圆船100艘和士兵5000名的（威尼斯、教皇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每年耗资达400万杜卡托之多。14 这些舰队——真正浮动的旅行城市——大口吞噬金钱和供应的物资。将近1560年时，每年供养、维持1艘帆桨战船耗资和制造1艘帆桨战船同样多，均为6000杜卡托。15 这个数字以后继续增大。从1534年到1573年，海军的武器装备至少增加了两倍。在勒班陀战役进行期间，地中海有500艘到600艘帆桨战船，其中包括基督教国家的和穆斯林国家的（参阅注中的计算），16 即有兵员15万到20万。这些兵员中有划桨者、水手和士兵。这些人在航行中全都听凭大海摆布或者像加西多·德·托莱多所说的那样，都听自然力量——水、火、土、空气——摆布，因为所有的自然力量都威胁着海上的人的朝不保夕、岌岌可危的生命。一份供应1支在西西里停泊的舰队的食品（饼干、酒、咸肉、大米、油、食盐、大麦）的账单的金额竟高达将近50万杜卡托。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