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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都经历过激烈的冲突。但是,有各种不同的战争。如果我们从各种文明——地中海冲突的主要参加者——出发来考虑问题,就必须把任何一种文明自身的“内战”和“外战”区别开来,把两个互相敌对的世界区别开来,换句话说,把十字军东征或者圣战放在一起,把基督教的或者伊斯兰教的内部冲突放在另外一边,因为这些伟大的文明在永无休止的内战中,例如在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兄弟阋墙、互相残杀中自我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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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别十分重要。它们首先向我们提供了有规律的地理定位,因为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是具有陆地边界或者海洋边界的特定空间。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奇怪的是:它们也向我们提供一个按年月顺序进行的排列。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内战”时期继一个“外战”时期之后而来,先后顺序相当清楚。这既不是一支配合完美的管弦乐队,也不是一场在细节上安排处理得很好的芭蕾舞。然而,接续交替的现象清晰可见。这种现象为研究一部混乱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观点。这部历史突然明朗起来,却并没有产生任何假象或者幻象。人们摆脱不了这样的信念:具有相反的特征的意识形态的各种模式、格局首先建立起来,然后互相取代。在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基督教世界的这一方面,十字军东征,即外部战争,直到将近1570—1575年这个时期都居于主导地位。在要求进行这场战争的人中,有的热情较高,有的热情较低。对于这场战争,已经有人转弯抹角地逃避,巧妙地推脱,半心半意,不冷不热或者干脆拒绝:一方面是纳税人的拒绝;另一方面是头脑冷静清醒、抱怀疑态度的人的拒绝。但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整个时期,难道没有它的狂热的辩护士和责难者吗?不和谐的音调丝毫不能掩盖富于战斗性的宗教的总的感情正在贯穿浸透16世纪的基督教世界这个事实。这在西班牙是不言而喻的。法国的情况与此相同。尽管法国王室的政策巧妙灵活、妥协和解。很容易在例如龙沙的作品里找到这种染上希腊主义的十字军东征精神的痕迹。拯救希腊——“适于居住的世界的眼睛”——并且为基督尽力……这种精神甚至在已经转变为信奉新教或者即将转变为信奉新教的北欧仍然存在。在整个德意志都唱着来自东南方的遥远的战场的土耳其民歌。乌尔里希·冯·许滕在要求德意志从罗马的剥削和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同时,要求人们把这样做收回的钱用于加强帝国、扩展帝国、打击土耳其人。同样,路德也一直在进行活动,赞助反对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的战争。在安特卫普,经常有人谈到打算向非基督教徒发动进攻。在英格兰,人们一直对天主教徒在地中海的胜利惶恐不安,但与此同时,又对土耳其的失败兴高采烈,因此这次勒班陀战役使英格兰人即惶恐不安,又兴高采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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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勒班陀战役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十字军东征运动的衰落,很久以来就已经露出了先兆。1571年的胜利的光辉,给人以假象,奥地利的唐·胡安这个十字军东征的迟来的参加者像他的侄子、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的英雄东·塞巴斯蒂安后来那样极端孤立于他的同代人。他们的梦想落后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其部分原因至少是天主教对宗教改革运动进行的反抗的高涨。这次高涨至少从1550年起是意识形态战线上的一个变化。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世界放弃一场战争以便进行另外一场战争。它的宗教狂热已经改变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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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态度的彻底转变随着教皇格里哥利十三世(1572—1585年)开始他的任期表露出来。这届教皇任期的确是以对信奉新教的德意志采取突然敌对行动作为它的开始。这个行动是教皇目前的重大任务和关切所在。他所继承的、并因威尼斯人的背叛而于1573年被粉碎的濒临死亡的神圣同盟,这时已经不再是他的重大关切了……罗马教廷的整个政策现在向北摇摆,它及时地促成了西班牙和土耳其之间的谈判成功。当时在菲利普二世左右的人,不止一次对这些在1578年和1581年之间同素丹缔结的每年的停战协定会产生的后果感到忧心忡忡。但是,教廷仍然保持沉默。它的目标在于:从此以后对信奉新教的北欧展开斗争;并为此目的推动西班牙国王对爱尔兰的事务进行干预,以此来反对英格兰。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看到西班牙国王是以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军队的追随者而不是以这支军队的旗手的角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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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16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风云突变,反伊斯兰教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思想丧失了力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1581年,西班牙教会不对放弃土耳其战争表示抗议,却对缴纳变得漫无目的的捐税表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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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600年以后,由于新教战争势头减缓以及基督教欧洲的和平恢复缓慢,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和在1593—1606年的土耳其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进行期间的法国,十字军东征的思想重新获得力量和活力。一个历史学家指出21 :“1610年以后,煽动公共舆论的对土耳其人的敌对思想,蜕化变质为一种真正的怪癖。”用计划和希望混合制成的焰火于是迸射出来,直到新教战争——“内部战争”——1618年再次使它终了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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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有这样一张详尽细致的年表;它能够使人看见民众的激情狂热是否紧随或者先于——或者像我想的那样,既先于也紧随——这些突然的态度的改变,是否引起这些改变,为这些改变火上加油而且最后焚毁于由此引发的爆炸中。即使情况如此,以上这些一揽子的解释,也几乎是无可辩驳的。但是,一种仅仅考虑到交战者之一的解释很可能不充分。我们总是倾向于透过西方的幼稚天真的眼睛来观察世界。我们西方的说理方式仍然相当好笑。事实上,地中海的另外一半有它自己要过的生活,有它自己要创造的历史。一项最近进行的研究(因其简短而更堪为楷模22 )提出,土耳其方面也有一些类似的阶段,即有一些同时产生的形势和机遇。基督教徒放弃战斗,突然对地中海感到厌倦不满。与此同时,土耳其人也是这样。不错,他们仍然关注匈牙利边境和内海的海战。但是,他们关注红海、印度、伏尔加……等地的程度也不稍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军事努力的重心和方向按照一场“世界”战争的各个阶段转变。这个思想弗里德利克·C.莱恩在他同我们的谈话中常常提到。在这部充满从直布罗陀海峡、荷兰运河到叙利亚、土耳其斯坦的这片地区的战争的历史上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历史只有一个“电压”,只有一个节奏。它的变化程度在“电气学上”是相同的。在某个时期,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圣战中和十字军东征中对抗,然后,又都转过身来发现了各自内部的冲突。但是,这种会合在一起的狂热激情的平衡,正如我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结论中试图阐明的那样,23 是经济形势的缓慢节奏产生的后果。这种经济形势在16世纪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开始了自己的存在的世界里,到处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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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上的防御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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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土耳其人,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堡垒林立。这是这个地区的战争经常具有的形式之一。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在作战的同时,经常扩展它的遏阻线和保护线,把自己的身躯掩蔽起来,罩上铁甲。这是一项本能的和单方面的政策。在土耳其人方面,防御工事构筑得少而差;在阿尔及利亚人或者谢里夫那方面,情况也是这样。问题在于技术水平或者态度方面的差别吗?在这一边,这是一种对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对土耳其骑兵或者对帆桨战船的有生力量的信任吗?相反,在另外一边,这是一种安全的需要,甚至是一种对在大规模的战争中节省力量和支出的关切吗?同样,基督教国家之所以在黎凡特维持规模巨大的间谍机构,不仅仅出于恐惧,而且还为了准确地估量威胁着人的危险的严重程度,还为了使防御的努力与这种危险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土耳其人今年不会来临。于是,能够复员的部队都很快复员。新兵征募工作全部取消。班德洛说,24 为了了解土耳其人或者索非将采取什么行动、将不采取什么行动而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真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游戏。他说得有道理,因为他所指的那些才智不凡的嗜争好讼者虽然就强大的敌人的计划和秘密夸夸其谈,谈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实际上对这些计划茫然无知。对君主们来说,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游戏往往决定以什么样的规模把防御措施付诸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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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就这样拥有一系列对付伊斯兰国家的“帷幕”和加强的“前线”。这个世界在这些漫长的防线的后面意识到自己的技术优势,感到自己受到较好的保护。这些防线从匈牙利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边界,中间经过一系列把两种文明分开的设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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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罗马帝国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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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位于西方的海的边缘,自古以来就保持警惕。面对土耳其人,威尼斯市政议会沿着伊斯特拉、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的漫长的海岸线布设它的驻防地和海岸观察哨,这些防御设施一直延长到爱奥尼亚群岛,并且越过这群岛屿与干地亚和塞浦路斯连接起来。威尼斯市政议会1479年获得塞浦路斯这个最后据点,并且一直到1571年都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威尼斯这个狭长的海洋帝国,这株生长在海岸上的寄生植物,受到土耳其连续不断的推进的伤害。1540年10月12日缔结的和约25 从它身上切除了它布设在达尔马提亚海岸上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哨所:纳迪诺和洛拉纳,切去了它在爱琴海上拥有的那些小岛:希俄斯岛、帕特莫斯岛、卡西诺岛,切去了一些“封建的”岛屿:皮萨尼家族的采邑尼奥、基里尼家族的采邑斯坦帕利亚、韦尼埃家族的领地帕罗斯岛。就这样,它就无法再向北后退了。它也不得不放弃在希腊的马尔瓦西和纳波利·迪·罗马尼亚等两地的重要哨所。33年以后,根据用1575年的苛刻的协定26 加以补充的1573年4月的单独和约,它又在达尔马提亚让出一些哨所,支付一笔战争赔款,放弃事实上从1571年起就已经失掉的塞浦路斯。威尼斯常常被比拟作大英帝国。16世纪末的威尼斯像失去了苏伊士以东的属地、疆域不再远达印度的大英帝国。但是,但愿比拟不会使人迷误,因为威尼斯的这些边境地区由极小的村落和往往很古老的要塞构成。那里有几千个居民的城市和岛屿为数很少。1576年扎拉的人口稍多于7000人;27 斯普利特的人口稍少于4000人;28 科托尔由于1572年发生过一场瘟疫,人口只有1000来人;凯法利尼亚岛的人口不到两万人;29 赞特有15000人;30 科孚有17517人。31 只有干地亚因有居民20万人而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这是新链条的主要链环。但是,人们知道,这个希腊岛屿并不可靠。这种情况1571年已经出现过。1669年还会再度出现。总的说来,这个小岛屿帝国就人口而论,与威尼斯和它的大陆部分相比的确无足轻重。估计威尼斯及其大陆部分差不多在同一个时代总人口为150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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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道位于土耳其海岸外的海面上的屏障遏阻了土耳其的入侵,实在是个奇迹。让我们顺便提醒读者注意这件事:1539年,西班牙人无法在巴尔干海岸上的卡斯特尔努奥沃的桥头堡里坚守。33 威尼斯防务的异常坚固,是适应能力的胜利,是再三考虑算计的结果,是精心养护维修堡垒的结果,是海军造船厂这个强大的工厂紧张备战、不停生产的结果,是大帆船和帆桨战船不断巡逻的结果。除此之外,让我们再加上边境居民所受的训练和忠诚、以市政会议的名义在边境地区担任指挥的人的良好素质和在该地服刑的流放犯人的勇敢等。至于炮兵训练效果良好以及在这些动乱不安的边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达尔马提亚人或者希腊人中容易征兵等因素就不用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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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威尼斯在这根防御的链条的两端却遇到困难。在东端,塞浦路斯筋疲力尽,难于防御,岛上的居民很不可靠。像罗得岛这样的岛屿有过分靠近小亚细亚的缺点,因此,任凭土耳其摆布。以后,1571年的失败迫使威尼斯把触角退缩到干地亚。1572年,干地亚在九死一生中侥幸得救。从那时起,威尼斯市政议会就一直感到这个岛屿经常处于贪婪的征服者的野心的威胁之下。在链条的另外一端,在北方,在伊斯特拉和弗留利的边界上,威尼斯与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接壤并且几乎与土耳其的领土毗连。因此,形成了双重危险。这种危险因它威胁着威尼斯的命根子——大陆——而更加严重。早在1463年和1479年之间这段时期,土耳其的袭击和进攻已经远达皮亚韦河。34 在面对哈布斯堡家族的这一侧,边界线从1518年起,35 事实上已经稳定下来。但是,在法律上还并不如此,即在法律上还并非无可争议。威尼斯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在这个世纪末修筑了耗资巨大和坚固的帕尔马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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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帝国的领土只不过是一条线、一系列前沿阵地而已。这个帝国虽然无法把庞大的土耳其帝国紧紧勒住,但却使这个帝国的行动受到阻碍和约束。威尼斯并非不知道这些阵地的极端脆弱性。威尼斯市政议会派出的大使和派驻在东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没完没了地在君士坦丁堡调解、说情,试图通过达成谅解、协定和行贿来保护这些阵地,使之不受可能发起的进攻。或者由于政治或贸易方面的原因,或者由于发生了边境事件,或者由于一艘船未经许可装载谷物,或者由于一艘海上行劫船过于胆大妄为,或者由于一艘执行巡逻任务的威尼斯帆桨战船行事过于认真,过于生硬,事件没完没了地突然发生、恶化。1582年,锡南帕夏蓄意向威尼斯市政议会寻衅。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谴责威尼斯人并向他们索取那些是“素丹的国家的身上的脚”的岛屿的大好时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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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能威尼斯这条线正是由于它的纤细脆弱才得以经久不断。土耳其人已经在这条线上打开了宽大的缺口,他们通过这些成为门窗的缺口能够到达西方。莫东虽然设防很差,但在1572年引人瞩目的包围中却坚持住了。早在1550年,该地就已经被勒芒斯的伯龙视为“土耳其的钥匙”。更向北的是纳瓦林。该地于1573年后设防。37 最后是位于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这个地方虽然不幸处于一个动乱不止的国家的包围之中,但仍然是一个远征西方的海洋和基督教世界的良好基地。可以认为威尼斯的帝国长城的这个裂口在削弱这座长城的阻碍作用的同时会使这座长城存留得更加长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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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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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干半岛以北38 ,土耳其帝国扩张到并且超过多瑙河这条重要的但脆弱的边界线。它占有多瑙河流域各省的一半,尽管它从来就不是森林茂密、丘陵起伏的特兰西瓦尼亚的主人,至少从来就不是这个地区的无可争议的主人。在西边,它通过克罗地亚的纵向山谷向前推进,超越萨格勒布,直达库尔帕河、上萨韦和德拉瓦河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峡谷,面对贫瘠、多山和不易进入的地区。迪纳拉山脉通过这些地区同高入云天的阿尔卑斯山相连。因此,土耳其在巴尔干以北的边界的西端和东端一样,相当快就固定下来。它在这两端都受到地理障碍的限制。当然也有人为的障碍。鞑靼人的游牧部落不时入侵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东部地区,进行烧、杀、掳、掠,大肆蹂躏,无法抵御。在西边,一条德意志的边界线至少在中萨韦和中德拉瓦之间的温迪奇南德已经设防,由莱巴赫的大统领率军守卫。关于这道防线设防的敕令1538年在林茨颁布。在查理五世和费迪南时代,温迪奇南德和克罗地亚的边防军事机构和设施先后主动地自行建立。1542年的一项章程规定了整个区域的组织。正如不久以前尼古拉·兹里尼于1555年所写的那样,它是施蒂里亚的堡垒和前部屏障,因此,也是整个奥地利世袭领地的堡垒和前部屏障。再者,难道不正是这个共同的、必要的,由当地筹款建成的防御体系逐渐把奥地利世袭领地这个早先由若干个小国和民族组成的混杂的集合体逐渐牢固地结成一个真正的、可以公认的统一体吗?39 1578年,卡尔施塔特的坚固的堡垒在库尔帕河河岸拔地而起。同一时期,汉斯·伦科维奇在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的边境上负责指挥防务。这个边境的行政管理由布鲁克敕令再次加以明确规定(1578年)。这个边境地区的最奇怪的特征,是无数逃避土耳其人的统治和逃离土耳其领土的塞尔维亚农民沿着边界扎根定居。这些农民得到土地和自由。他们聚集成大家庭。这种家庭是真正的族长制的和民主的团体。在这种团体里,由年长者分派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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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军事边区的组织得到巩固和加强。人们或许可以根据布斯拜克的笔记认为,40 这样一种边界之所以能够稳定下来,是因为它在长时期内,至少直到将近1566年,是宁静的。但是,和平和宁静都只是部分的。因为,如果说在这条边界线的两个侧翼可能进行防守、抵抗的话,那么在它的中央地带,在匈牙利的辽阔的、毫无遮掩的平原上进行抵抗就有危险了。关于这个不幸的地区的灾难、1526年以后它仍然经历的可怕的混乱、它内部的争吵、它内部的自相残杀、它的分裂、它于1541年几乎完全沦于土耳其统治之下等,我们已经谈得太多,因此不必再谈。匈牙利并入土耳其帝国后,还留在基督教徒手里一个狭窄的边境地区。匈牙利的平原和水流,特别是多瑙河,利于外国入侵。土耳其1529年向维也纳进军之后,为了保卫过去已经成为德意志世界的主要堡垒的东西,必须大大增加沿陆路和沿河流的人工障碍,必须建立和维持一支多瑙河舰队。根据维也纳海军造船厂的格罗尼莫·德·扎拉大将1532年的估计,这支舰队有舰船约100艘。格蒙登盐务局接到在它平时拥有的运盐船之外再制造这些船舶的命令。这些船叫Nassarnschiffe或者Nassadistenschiffe。在我们16世纪的法语里就是nassade这个词。但是,模仿土耳其语的Caïque这个词造成的Tscheiken这个名词最后占了上风。这样,一直到19世纪,在多瑙河上都有Tscheiken行驶。在这些船上有Tscheikisten搭乘。1930年,在一次在克洛斯特新堡举办的历史文物展览中,还展出了欧仁亲王统治时期的Tschei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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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16世纪末,匈牙利漫长的边界线固定了下来。这条边界线从来没有完全安定平静过。尽管边境袭击、追猎奴隶、抢劫贡物等事件屡有发生,边界线还是以不同的程度固定了下来。一个地区内的遍布各处的监视塔、堡垒、古堡和要塞逐渐形成一张防御工事网。它的网眼有的窄密,有的宽稀,小股侦察队通过毫不费力。但是,密集的部队却被这张网拦阻,缠在网里,无法前进。这张网就是为了对付这种部队布设的。这里也同别处一样,同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一样,和平为建设提供了良好时机。特别在1568年以后和安德里诺普尔停战协定签署以后,情况更是这样。安德里诺普尔停战协定曾于1574—1576年和1584年展期。这个相对的和平直到1593年才遭到破坏。但是,25年的和平足以使这条漫长的、曾经多年未定的边界线固定下来。1567年,它显然还是脆弱的。维也纳的昌托奈写道41 :“当然,基督教世界在这个方向设防掩护得很差。”富克沃特地添加说,这是因为在匈牙利的德意志士兵特别庸碌无能。土耳其人“把他们看成是女流之辈。每次同他们交手,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42 以上是1567年的情况。1593年对土耳其的战争再起时,情况更是这样。1585年春季,访问了从拉包到诺伊特拉这段边境地区的法国人雅克·邦加尔43 在他的《日记》中记下基督教世界在防御方面采取的大量预防措施。仅仅在拉包这个县,就修筑了堡垒12座,并且在和平时期驻有步兵5000人和驻防骑兵300人。在科莫恩还建有工厂1个作为补充预防措施。这个工厂就在要塞内部制造子弹和火药。沿整条罗马帝国长城,袭击和小规模战斗每天都有发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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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的中心;沿那不勒斯海岸和西西里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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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不勒斯的海岸和西西里的海岸加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把这两个地区同马格里布连接起来的马耳他岛,这样,一个迥然不同的军事区域就呈现在我们眼前。这个区域位于海的中心线的连结点上。这个地理位置使它具有战略价值。“它是意大利对付来自土耳其的威胁的海防前线”45 ,换句话说,它面对着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和在希腊拥有的瞭望塔。它的使命是:既向西班牙舰队提供基地,又抵御土耳其小舰队,又保卫它自己的领土使之不受海盗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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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迪西、塔朗托、奥古斯塔、墨西拿、巴勒莫、那不勒斯都能够充当基督教世界的帆桨战船集结的中心点。布林迪西和塔朗托可能太靠东。巴勒莫和奥古斯塔朝向非洲甚于朝向近东。那不勒斯太靠北。墨西拿的地位压倒一切,在危险时刻,它是西方国家的主要海军要塞。它俯瞰狭窄的海峡。它易于得到西西里和外国的小麦供应。它靠近那不勒斯。这一切都有助于它获得好运,成为地理位置最适宜的港口。人员、帆布、饼干、酒、醋、“灵敏”的火药、船桨、灯芯和火枪的“杆茎”、铁弹……从那不勒斯运到那里。至于城市的位置,让我们不要过分根据我们现在的思想去加以判断。在土耳其拥有优势的时期,对穆斯林的小舰队来说,强行打开海峡的通路始终是可能的。这是脱离舰队单独航行的帆桨战船或者海上行劫者的舰队在情况需要时冒险干的事。这是因为对当时大炮的射程来说,狭窄的水道是宽大的并且难于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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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开始起,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海岸就和内地一样,都遍布堡垒和防御工事。这些堡垒和防御工事往往陈旧过时、堡墙倒塌。它们很少考虑要安装大炮,很少考虑为大炮设置炮手射台和配置骑兵的必要性,很少考虑为抵抗敌人的炮火袭击而加固堡墙和炮台的垒道,并把高出地面的重要设施降到地下。拆毁和修复这些过时的堡垒以及修筑新的堡垒,是好几代人的工作。从1541年起,46 卡塔尼亚开始为中世纪修筑的堡垒添筑能使火力交叉的棱堡。这项工程经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努力和花销,1617年始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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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1538年,这项规模巨大的防御工程在梅佐季奥尔诺全境开始。在那不勒斯,这项工程在彼得罗·迪·托莱多的推动下进行;在西西里,这项工程在费朗特·贡扎加的推动下展开。因为这一年是普雷维扎年,是在海上所向披靡的土耳其舰队开始对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海岸进行猛烈袭击的一年。这种袭击是无法防备的。未署名的著作《彼得罗·迪·托莱多的一生》47 一书指出,总督下令开始修筑雷焦、卡斯特罗、奥特朗托、莱乌卡、加利波利、布林迪西、莫诺波利、特拉尼、巴列塔、曼弗雷多尼亚、维埃斯特等地的防御工事。同时他还致力于加强那不勒斯的防御设施。似乎从这个时期起,在那不勒斯海岸修筑了观察哨所。1567年,又在王国修建这种哨所313个。48 彼得罗·迪·托莱多在那不勒斯所进行的工作,费朗特·贡扎加从1535年到1543年也在西西里完成。49 费朗特·贡扎加命人在西西里东海岸和南海岸修筑炮楼137座。50 后者还多多少少有些天然屏障;前者则充分暴露在土耳其人的打击下,不久就缩减为只是一条“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边界线”。51 从1532年起,在位于这条敏感的边界线上的锡拉库萨,开始构筑防御工事。52 正如费朗特·贡扎加本人在他给国王的报告中所说,53 这是这个岛屿的唯一的一段暴露的海岸。北海岸群山起伏。南海岸的海滩“在这些海的海滩中最难登上、最难行走、最受海浪拍击、隐伏的危险最多”,54 不再向敌人的舰队提供隐蔽港。东部因海岸低矮、肥沃,易于登上,情况就不一样。因此,有必要除了加强锡拉库萨外,还加强卡塔尼亚和墨西拿两地的防务。1535年,费朗特·贡扎加到达时发现卡塔尼亚和墨西拿已经“被人抛弃,无意防守,没有任何防御设施了”。55 但是,当他后来离开这两个地方时,这两个地方面貌依旧,仍然没有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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