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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本身已经相当复杂而且又提出在欧洲各部分的经济趋势之间可能有的时间滞差问题的争论，是无法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简单地加以解决的。虽然也在这个时间滞差问题上，我认为仅仅把北欧的形势同地中海的形势加以区别、进行对照比较的这种做法过分简单，后者比前者更受17世纪总衰退的影响……争论仍然胜负未决。对我们这些研究地中海史的历史学家来说，问题的确在于再一次摆脱那种困扰我们的和错误的关于过早衰退的概念。在本书的第一版里，我把衰退的年代定在1600年以后，甚至定在1610年和1620年之间这段时期以后。9 现在，我愿意把这个年代再往后推30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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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了上述情况后，下面这一点倒令人感到奇怪：经济学家很早以前进行的总估算预先把17世纪正中的年代定为这个长期飞跃发展的终结时期，这样就把这个世纪的前50年加进这个发展期内，虽然增长的某种减速现象当时已经明显。相反，经济学家决不同意确定一个出发点。在我转而赞同的马利·克尔胡埃尔的估算10 （1470年或者更准确些1450年）和詹尼·格里齐奥蒂·克雷斯齐曼（1510年）的估算11 之间，我们能够进行选择。这两种估算都能够自圆其说。较早的终结年代——1470年——是从名义的价格曲线图推算出来的，最迟的终结年代则是根据银价推算出来的。至于我自己，我同勒内·巴厄雷尔一样，宁愿把名义价格指数作为计算的基础。但我并不想参加这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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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这场争论中，人们可以求助于历史学家将逐渐阐明的另外一种材料。我对突尼斯的事物进行过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从1450年起，在该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装饰美化。运河上的木桥改建为石桥。12 1445年8月，在圣玛丽亚·德·布罗里奥教堂附近挖掘了一口大井。13 1459年5月修建的里沃亚尔蒂区的新住宅等都对我产生了强烈印象。14 为了扩建总督宫，拆毁了里沃亚尔区的织布工场。1494年的一份文献资料写道15 ：“这座城市每天都在装饰、美化。但愿这些装饰物至少受人尊重。”1504年3月16 ，有关当局下令从圣马克广场（这个广场自1495年以来以其宏伟的塔楼夸耀于世17 ）拆除石匠在那里修建的窝棚。这些石匠还在窝棚旁边种植了树和葡萄。“最恶劣的是，他们在那里修建了公共厕所。人人都去那里干下流淫荡的勾当……”这些论据当然既不能在突尼斯（那里的建设是在经济形势有利或者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吗？），也不能在整个地中海的范围内证明任何事物，却鼓励、促使我把在1450年和1650年之间的这些热火朝天的年代结合为我常常称之为“漫长的16世纪”的这样一个时间单位，并因此鼓励、促使我像让·富拉斯蒂埃和他的学生提出的那样18 认为这个漫长的世纪的繁荣的第一个波浪并不依存于来自美洲的金条和银块。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个单一的城市——突尼斯——当作“指示器”，毫无疑问是有充分根据的和有效的。这种做法显示出一个或许比物价曲线图所标明的形势更加真实的形势。当吉尔斯·卡斯特写“活力回到在1460年和147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的图卢兹”，或者当他声称同样这个图卢兹城发了整整一个世纪（1460—1560年）的财（对我来说，是在漫长的16世纪的第一段）的时候，19 上述观点就是他的想法。但是，必须用其他的史料来反复证实这一点。这样做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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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年和1650年之间的200年，构成一个连贯紧凑的时间单位。这一点显然需要进行广泛的解释阐述。人口普遍的、稳定的增长，不管是原因还是后果，始终贯穿这两个世纪。增加速度的快慢，则因区域和年代而异。但是，就我们观察所及，增长现象从未中断。然而，这一点必须注意：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上升的趋势并不表示生活水准的上升。至少直到18世纪，经济的发展在一个时期或者另外一个时期，总是在“社会的屠杀”20 为害数量日益增多的民众的情况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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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百年增长这种恒久不变的推动力，似乎已经先促进了领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然后又促进了帝国的建立和发展。21 它的倒退将为这些国家制造出明显的困难。经济的发展尽管会有暂时的停顿，但对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是有利的。我们已经看到，贵族阶级因为“有产阶级的”入侵而得到加强并东山再起，恢复旧观。而这个入侵又是一系列繁荣兴盛的局面推动的……这样的繁荣兴盛的局面必须以经济生活的猛烈的冲势为前提。接着，由于百年倒退，社会可能把它的大门闭锁起来。但是，这里我们缺乏研究，无法确定一个可以接受的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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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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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家22 在关于以下一系列低点：1460年、1509年、1539年、1575年、1621年和以下一系列高峰：1483年、1529年、1595年、1650年之间的长波方面，几乎意见一致。这些年代的准确性的误差约为1至2年。这样就有4个连续的“波”。每个“波”都有涨有落。第一个“波”历时49年；第二个“波”历时30年；第三个“波”历时36年。最后一个“波”历时46年。这个图解的明显的规律性，掩盖了这个事实：第三个波（1539—1575年）的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没有其他阶段具有的那种惯有的清晰性。真正的16世纪（1500—1600年）的中叶的标志；是一种扭转、一个停顿。这种扭转和停顿所产生的反响虽然在西班牙（如果我们把塞维利亚作为标准的话23 ，是从1550年到1559年或者到1562年）是短暂的，但在法国、英国、荷兰以及肯定还在别处却持续得比较久。于是有第一个16世纪（盛产金的世纪）和第二个16世纪（盛产银的世纪24 ）这两个情况不同的世纪。它们之间隔着一个困难的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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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因为（其他理由中的）这个理由，在广义的16世纪有过资本主义的几个连续的类型（相似的和不同的）和从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模式到丰厚优渥的模式的几种工资模式吗？皮埃尔·肖努发现资本主义在安特卫普的发展的两个阶段。他写道：“是在从1470年到1490年这段时期的大饥饿——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商人阶级得以奠定安特卫普的繁荣的基础。”安特卫普作为贸易中心的极盛时期，与从1520年到1550年这个无产阶级的苦难时代恰好吻合。在1566年和1585年之间，安特卫普的衰落不仅可以归咎于社会的动乱，还可以归咎于在必要时我将称之为安特卫普的城市无产阶级的第二次数量过多这个事物。25 他的这些看法同厄尔·J.汉密尔顿的经典论述如出一辙。在地中海或许有与这些论述符合的事物。我发现这个地区大体上有三个资本主义的阶段相继出现，虽然我无法把这三个阶段同利润的差别变化联系起来。这三个阶段是：大约在1530年占主导地位的商业资本主义，将近本世纪中叶的工业资本主义（由商业引导），和本世纪将结束时的金融资本主义。26 在本世纪末，在威尼斯出现了“薪水阶级”人数过多的现象。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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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完全的图解，是对一些材料的归纳总结，可以讨论商榷。特别是世纪中叶停滞时间的长度，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时间长度估计得最长的是从1529年到1575年，可能是从1539年到1575年。不管怎样，这个停滞时期同北欧的船舶从地中海消失的时期，恰好吻合一致。对我来说，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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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王室的破产和经济形势的起伏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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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图表上，长期被人谈到的西班牙王室宣布破产29 、停止偿付债款的时代的位置定得很好，以致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可以无需寻求而自动作出。第一次破产（1557年和1560年）的时间定在第三个波浪的高峰的附近。第三次破产（1596年）的时间定在第四个波浪的高峰的附近。一次中间周期性的高涨的停止，再次打开了破产的道路。总的说来，这些属于正常破产，是外部压力强加的破产，也可以说是必然会发生的破产。至于1575年、1607年和1627年的破产，根据上述说法，这些破产是不正常的。它们不仅是经济的恶劣气候（当然不乏这种气候），也是内部压力造成的。这些破产是蓄意制造出来的或者至少是被人欣然接受的。我们在谈到菲利普二世和他的顾问决定制造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575年的危机时，已经指出这一点。这位西班牙国王和他的顾问认为在时机变得有利时清除热那亚的银行家是可能的。这一点直到50年以后，由于1627年的破产，才得以实现。1607年的破产起因于西班牙的财政部门先在菲利普三世统治下的然后在菲利普四世统治下的黄金时代的开始时过度浪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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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必须把部分是故意制造的破产同部分是环境强加的破产区别开来。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注意不要把这两种破产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尽管它们相似的表象是千篇一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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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和外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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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更顺从一种分类尝试。我们已经根据内（在基督教世界内部和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一样）、外（处于这两个敌对世界的结合点上）这个标准来区别战争。31 可以说，圣战和十字军东征都始终由恶劣的经济气候促成。相反，不管是基督教徒内部或者是穆斯林内部的自相残杀的战争，都有经济上升的“波浪”作为先导。每次经济下降都有规律地阻止这类战争。因此，基督教世界的重大外交协定：1529年（夫人和约注45 ）、1559年（卡托—康布雷锡条约）、1598年（韦尔万和约），或者位于我们的图表的上升曲线的各个高峰，或者位于这些高峰附近。相反，大规模的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之间的战役：1538年的普雷维扎战役和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都处于低潮时期，位于它们必然据有的位置上。我并不坚持认为这种相互关系适合所有情况并能概括所有情况（我特别不坚持认为这种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土耳其人1521年攻占贝尔格莱德；莫哈奇战役发生于1526年夏季。根据我们的模式，这两次战役都不应该发生。另外一件发生得与时间不合的事，是查理八世1494年越过阿尔卑斯山。根据上述分析，当时意大利战争应该在1509年，即阿尼亚德尔战役年才开始。（让我们谈时一笑。）但是，假如说这张日程表对查理八世或者路易十二的法国不完全适合的话，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对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西班牙倒是适合的。在从1483年到1509年这段时期内，同时发生了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和对北非的进攻。后者在1509年和1511年之间这段时期加速进行，并于1511年因所谓的意大利战争死灰复燃而告结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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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过分以烦扰人的证据作为理由来进行辩护，也不想抛开这些证据。我必须指出：意大利战争虽然爆发于1494年，但发动缓慢，不合时机，这一点确系事实；同样，1521年和1526年两年为土耳其的入侵打开了匈牙利的大门，这一点也是事实。但是，一些历史学家硬说，匈牙利只在后来才真正被占领，缓慢的征服将近1541年才在匈牙利宣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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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请注意这一点：反土耳其的打算是在16世纪末，在1595年以后，因此，正是在我们预期的时候传播开来；一场十字军东征在酝酿策划中，虽然这次征讨后来并没有进行。然而一场相互间的海上行劫战却遍及整个地中海并且反常地激烈、残忍。这不仅仅有技术、经济或者个人冒险方面的原因。狂热的激情也推波助澜，起了作用。在从1609年到1614年这段时期内，西班牙有30万摩里斯科人被驱赶。这次驱赶从属于这个时期最野蛮的战争之一。晚在将近1621年这个局势危急的年代，一场关键性的、最初于1618年在波西米亚燃起的战火，因为有人添薪加油而继续燃烧，焚毁了中欧的心脏地带。这就是三十年战争的悲剧。这出悲剧也及时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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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同时发生的事物使人获得教益，有它们的价值。天气晴朗时，家庭争吵占上风；天气恶劣时，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之间发生争执。放之伊斯兰世界，这条规律也是准确无误的。从勒班陀战役结束一直到1593年，反德意志战争重起，土耳其关切亚洲事务，投身于狂热的对波斯的战争中……我们可以从这些观察中瞥见重大战争的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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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在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加上这一点：所有的排犹运动都服从对外战争的形势。不管犹太人住在基督教世界的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受到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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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和总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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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确保前面的分析说明具有规律性，确实可靠，正如不能确保任何使用解释性的图表来对已知的历史资料进行分类的尝试具有规律性、确实可靠一样。这些图表是从我们关于很多可能有过的形势的概念中派生出来的。33 对局势和机遇进行的分析说明，即使在好几种不同的水平、层次上重复进行，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或者最终的、无可争议的。然而，它是历史性的解释的必要的手段之一，是有用地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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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方面要对经济形势进行分类；另一方面要对各种非经济形势进行分类。后者要根据它们历时的长短来量度和定位。配得上同百年趋势连接的有：长期的人口发展演变运动、国家和帝国的变化不定的面积（总的说来它们的地理形势）、具有社会活动变化性的或者没有社会活动变化性的社会、工业的发展增长的力量等。配得上位居长期局势的行列的有：工业化的速度、国家财政的波动和战争……形势的脚手架帮助我们更好地修建历史的房屋。但是，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十分审慎。分类是困难的、不可靠的。各种文明的长期发展演变运动、各种文明在词的传统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等，使我们惊讶万分，不知所措。例如在1480年和1509年之间，文艺复兴处于明显的周期性的衰退时期。伟人洛朗的时代在经济上是个天气阴沉的时代。34 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和17世纪欧洲各地的甚至伊斯坦布尔的光辉灿烂的事物，都出现于第一个百年趋势的大颠倒之后。我提出一种解释，但是，谁能说出这种解释有多大的价值呢？我提出：任何经济衰退都会让大量金钱闲置在富人手中。这些无处投放的资本的相对的浪费，以后会先创造出黄金年代，然后创造出黄金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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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尝试性的答复阐述了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正如我们大家所听到的和熟知的关于文艺复兴和巴罗克风格这两个未被预料到的秋末冬初的晚迟的季节的花开景象的看法以及关于产生文艺复兴和巴罗克风格的动乱的社会的看法不能解决问题一样。文艺复兴和巴罗克风格可以说是这些动乱的社会的几乎病态的产物。文艺复兴意味着城市国家结束。随着巴罗克风格的出现，各个庞大的帝国开始不再一帆风顺。某种文明的过度繁茂可能包含着它的经济失败……这些问题全都超过局势的长期或者短期的范围。但是，局势使我们能够再次以有用的方式对这些范围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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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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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讨论中，我略去了那些内部十年的短期危机这个问题。这些危机的历史在我们眼中日益明确起来。它们显然是无法抗拒的、有传染性的。R.罗马诺在他写的那篇关于从1619年到1623年这段时期的国际危机的文章中指出了这一点。这篇文章我经常引用。这次危机会像我所假定的那样在土耳其的疆域内和新世界引起反响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事物肯定地证实了这一点。继菲利普·鲁伊斯·马丁最近进行的研究之后，另外一项可能付诸实施的研究计划，是对从1580年到1584年这段时期的短期危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一短期危机，不仅像我在进行第一次研究时所想的那样，归因于把西班牙和它的信贷机构引向葡萄牙的摇板运动，而且还归因于当时正席卷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粮食危机。这次危机迫使这个半岛把大量现金付给北欧国家，付给这些因此再次和这个半岛结合起来的、必不可少的、“具有补足性的敌人”。这次巨大的震荡显示在西班牙、威尼斯、佛罗伦萨甚至法国的价格运动上。蒂耶波罗·皮萨尼银行在威尼斯宣告破产。对这些短期危机，对这些经济生活中的惊涛骇浪，对它们的发展演变，特别是对它们的可变性质等进行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为地中海经济的发展设置了新的路标。深入研究经济生活中的事件，对历史学家来说，会有重大的价值。但是，这项工作尚待进行。开始时的主要困难问题，在于我们对土耳其统治下的地区的情况毫无所知。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至少在16世纪，那里的经济情况似乎同西方一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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