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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Frank Spooner，op.cit.，p.8 et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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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ierre CHAUNU，“Sur le front de l’histoire des prix au XVIe siècle：de la mercuri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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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Voir supra，I，p.292 et sq，p.312 et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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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Domenico SELLA，art.cit.，in：Annales E.S.C.，1957，pp.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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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Voir supra，I，pp.55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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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Voir supra，I，pp.459-468；II，p.273 et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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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Voir supra，I，pp.467-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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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Voir supra，II，pp.1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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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Fernand Braudel，art.cit.，in：Revue Africaine，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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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Je pense aux beaux articles trop riches et discutables de Pierre CHAUNU，“Séville et la ‘Belgique’，1555-1648”，in：Revue du Nord，1960；“Le renversement de la tendance majeure des prix et des activités aux XVIIe siècle.Problèmes di fait et de méthode”，in：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1962；“Minorités et conjoncture. L’expulsion des Morisques en 1609”，in：Revue Historique，1961；et l’art.citè plus haut，p.217，note 4.La chasse aux événements politiques，c’est un peu la chasse aux papill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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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Roberto LOPEZ et Harry A.MISKIMIN，“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f the Renaissance”，in：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XIV，n° 3，avril 1962，pp.11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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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Voir supra，I，p.470.Les indications d’Ömer LUTFI，et Traian STOIANOVICH，“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Ottoman society in the Balkans”，in：Slavic Review，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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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第三部分 事件、政治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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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过长期犹豫不决之后，才决定发表本书的这个第三部分。这个部分描述在我们所研究的五十年里地中海发生的事件。它同纯粹传统性的历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莱奥波德·冯·兰克如果今天健在，会在这一部分里辨认出他的原则、他的写作方式和思想方式来。然而，一部总体历史，的确不能把它自身减缩到只对稳定的结构或者缓慢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这些永久性的现实框架，这些保守的社会，这些受到种种不可能性的限制约束的经济制度，这些能够经受时代考验的文明，所有这些我们在前几章中检查过的深入研究历史的合法方式等，在我看来，毫无疑问都提供了人的过去的本质的事物或者至少在1966年的今天我们乐于认为是本质事物的事物，但是，这种本质的事物并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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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建过去的方式，可能会使菲利普二世的同代人感到失望。他们作为16世纪的观众和演员，在地中海和别处都正确地或者错误地感觉自己参加演出了一出威武雄壮的、他们首先看成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戏。这可能是，甚至非常可能是幻觉。但是，这种幻觉，这种作为一次世界性演出的目击者的感觉，促成了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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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是瞬间即散的尘埃。它们像短暂的闪光那样穿过历史。它们刚刚产生，旋即返回黑暗中，并且往往被人遗忘。不错，每个历史事件不管历时多么短暂，都带来证据，照亮历史的某个角落，有时甚至还照亮历史的某个广阔的深景。这些广阔的深景不仅仅是政治历史方面的，因为每个历史的所有领域的景观——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地理的——都印满事件的标记，都被事件的断断续续的闪光照亮。本书的前几章有整整几页使用了这些具体的证据。没有这些证据，就往往不可能看清事物。我绝不是反对叙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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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开始研讨本书的第三部分时，问题就迥然不同了。问题并不在于为了进行可能超出历史范围的研究而利用叙述事件的历史的光线，而在于像一个优秀的传统的历史学家必须做的那样，问我们自己：是否这些光线合在一起，这些信息彼此结合，会构成一部有价值的历史，一部人的某种历史。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条件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历史是在所有的事件之中作出的选择，而且至少是为两种理由和在两个水平上进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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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样构想出来的历史只收纳、研究“重要的”事件，并且把它的假设只建立在牢固的或者被描绘为牢固的基础上。这种重要性显然是个看法问题，值得商榷。有助于解释说明问题的事件，即泰纳所说的那种有意义的、细小的但却往往会把我们引导出研讨的题目之外的、把我们引导得远离事件本身的事件，是重要的。正如亨利·皮雷纳喜欢说的那样，有深远的影响和后果的事件是重要的。根据这种看法，用一个德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1 ，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甚至就并不是一个什么事件。勒班陀战役（1571年）这个基督教徒取得了巨大胜利的战役，正如伏尔泰喜欢指出的那样，并没有产生任何后果。这里，我要赶紧说一句，这两种意见都很值得商榷。一个事件如果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是重要的，是他们用来作为衡量事物的参考，用来作为具有本质性意义的分界壕沟，即使它们的确切的影响被夸大了，也可以定为重要事件。对法国人来说，圣巴托罗缪惨案（1572年8月24日）把他们的国家切割为二，是法国历史上具有创伤性的转折点。米什莱后来也跟着感情激动地这样说。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有过什么切割的话，也是几年以后，将近1575年甚至1580年，才发生了真正的切割。最后，一切与先前的事件有联系的、产生后果的、构成一条链条的一个环节的事件都是重要的。但是，这种“成系列的”历史本身是历史学家自己作出的选择结出的果实，或者是主要的文献资料来源为历史学家作出的选择结出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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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有两条结构相当紧密的链条供我们选择；一条是由最近二三十年的广泛的研究工作重新制作的链条，是经济事件和这些事件的短期形势的链条；另一条是长期制作的链条，是广义的政治事件、战争、外交条约、决定和内部骚乱、内部动荡等的链条。在当时的观察家看来，第二条链条的地位在其他各个系列的事件之上。在这个编年史学家辈出、“新闻记者”开始出现（例如在罗马或者在威尼斯的信传消息的编写人等）的16世纪，根据所有密切注意、热心观察政治局势的发展的观众的看法，政治才是真正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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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始终存在两条而不是一条链条。因此，甚至在这些传统历史的领域内，今天跟在莱奥波德·冯·兰克之后，亦步亦趋，是困难的。然而，危险在于相信这两种排除其他任何链条的链条，在于跃过这种幼稚的用另外一个系列来解释某个系列的做法的陷阱。当人们这样行事时，其他事物的一些链条却被推测了出来。这些链条是社会的、文化的甚至从属于集体心理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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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我们承认经济的和政治的现实事物在短时期内或者在很短的时期内比其他各种社会现象易于分类，就意指某一超越这些现象的总的类别存在，就意指需要对事件的表象之后的结构和范畴进行研究。安德烈·皮加尼奥尔在本书第一版出版后写信给我说，我本来可以把这个选择了的顺序颠倒过来：从事件开始，然后超过富丽堂皇的、而且往往把人引入迷途的虚假方面，然后进入结构性特征，最后进入基本的原则和事实。沙漏肯定可以翻转，正、反两面都可以使用。这个形象使我不需要在这篇简短的序言里作长篇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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