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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第三部分 事件、政治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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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过长期犹豫不决之后，才决定发表本书的这个第三部分。这个部分描述在我们所研究的五十年里地中海发生的事件。它同纯粹传统性的历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莱奥波德·冯·兰克如果今天健在，会在这一部分里辨认出他的原则、他的写作方式和思想方式来。然而，一部总体历史，的确不能把它自身减缩到只对稳定的结构或者缓慢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这些永久性的现实框架，这些保守的社会，这些受到种种不可能性的限制约束的经济制度，这些能够经受时代考验的文明，所有这些我们在前几章中检查过的深入研究历史的合法方式等，在我看来，毫无疑问都提供了人的过去的本质的事物或者至少在1966年的今天我们乐于认为是本质事物的事物，但是，这种本质的事物并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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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建过去的方式，可能会使菲利普二世的同代人感到失望。他们作为16世纪的观众和演员，在地中海和别处都正确地或者错误地感觉自己参加演出了一出威武雄壮的、他们首先看成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戏。这可能是，甚至非常可能是幻觉。但是，这种幻觉，这种作为一次世界性演出的目击者的感觉，促成了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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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是瞬间即散的尘埃。它们像短暂的闪光那样穿过历史。它们刚刚产生，旋即返回黑暗中，并且往往被人遗忘。不错，每个历史事件不管历时多么短暂，都带来证据，照亮历史的某个角落，有时甚至还照亮历史的某个广阔的深景。这些广阔的深景不仅仅是政治历史方面的，因为每个历史的所有领域的景观——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地理的——都印满事件的标记，都被事件的断断续续的闪光照亮。本书的前几章有整整几页使用了这些具体的证据。没有这些证据，就往往不可能看清事物。我绝不是反对叙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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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开始研讨本书的第三部分时，问题就迥然不同了。问题并不在于为了进行可能超出历史范围的研究而利用叙述事件的历史的光线，而在于像一个优秀的传统的历史学家必须做的那样，问我们自己：是否这些光线合在一起，这些信息彼此结合，会构成一部有价值的历史，一部人的某种历史。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条件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这个历史是在所有的事件之中作出的选择，而且至少是为两种理由和在两个水平上进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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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样构想出来的历史只收纳、研究“重要的”事件，并且把它的假设只建立在牢固的或者被描绘为牢固的基础上。这种重要性显然是个看法问题，值得商榷。有助于解释说明问题的事件，即泰纳所说的那种有意义的、细小的但却往往会把我们引导出研讨的题目之外的、把我们引导得远离事件本身的事件，是重要的。正如亨利·皮雷纳喜欢说的那样，有深远的影响和后果的事件是重要的。根据这种看法，用一个德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1 ，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甚至就并不是一个什么事件。勒班陀战役（1571年）这个基督教徒取得了巨大胜利的战役，正如伏尔泰喜欢指出的那样，并没有产生任何后果。这里，我要赶紧说一句，这两种意见都很值得商榷。一个事件如果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是重要的，是他们用来作为衡量事物的参考，用来作为具有本质性意义的分界壕沟，即使它们的确切的影响被夸大了，也可以定为重要事件。对法国人来说，圣巴托罗缪惨案（1572年8月24日）把他们的国家切割为二，是法国历史上具有创伤性的转折点。米什莱后来也跟着感情激动地这样说。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有过什么切割的话，也是几年以后，将近1575年甚至1580年，才发生了真正的切割。最后，一切与先前的事件有联系的、产生后果的、构成一条链条的一个环节的事件都是重要的。但是，这种“成系列的”历史本身是历史学家自己作出的选择结出的果实，或者是主要的文献资料来源为历史学家作出的选择结出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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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有两条结构相当紧密的链条供我们选择；一条是由最近二三十年的广泛的研究工作重新制作的链条，是经济事件和这些事件的短期形势的链条；另一条是长期制作的链条，是广义的政治事件、战争、外交条约、决定和内部骚乱、内部动荡等的链条。在当时的观察家看来，第二条链条的地位在其他各个系列的事件之上。在这个编年史学家辈出、“新闻记者”开始出现（例如在罗马或者在威尼斯的信传消息的编写人等）的16世纪，根据所有密切注意、热心观察政治局势的发展的观众的看法，政治才是真正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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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始终存在两条而不是一条链条。因此，甚至在这些传统历史的领域内，今天跟在莱奥波德·冯·兰克之后，亦步亦趋，是困难的。然而，危险在于相信这两种排除其他任何链条的链条，在于跃过这种幼稚的用另外一个系列来解释某个系列的做法的陷阱。当人们这样行事时，其他事物的一些链条却被推测了出来。这些链条是社会的、文化的甚至从属于集体心理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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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我们承认经济的和政治的现实事物在短时期内或者在很短的时期内比其他各种社会现象易于分类，就意指某一超越这些现象的总的类别存在，就意指需要对事件的表象之后的结构和范畴进行研究。安德烈·皮加尼奥尔在本书第一版出版后写信给我说，我本来可以把这个选择了的顺序颠倒过来：从事件开始，然后超过富丽堂皇的、而且往往把人引入迷途的虚假方面，然后进入结构性特征，最后进入基本的原则和事实。沙漏肯定可以翻转，正、反两面都可以使用。这个形象使我不需要在这篇简短的序言里作长篇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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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一 1550—1559年：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起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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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50年到1559年，阴森可怖的岁月迅速推移。战争在中断了五六年之后，重新出现。它虽然不以地中海为主要战场，但却多次迅猛地穿越它的空间。这是一场进行得既违反潮流又违反心愿的战争。德意志、意大利和荷兰对欧洲来说，是吸引力更强大的场地。对土耳其来说，波斯是当时最使它对之全神贯注的地区。因此，在这些岁月里，地中海没有一部独立的历史。它的命运是和邻近的以及遥远的地区的命运相连的。在我看来，这些联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这种联系在从1558年到1559年的这些危急的年代中断绝时，地中海被弃置一旁，独自制造它自己的战争。它在这些战争中耗尽大量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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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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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1550年：地中海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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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年，地中海已经多年平静无事。它的各次战争已经平息。1544年9月18日1 ，在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签订了克雷斯皮—昂—拉奥诺瓦条约。这是一项临时草草缔结的、作为权宜之计的、缔约双方都对之毫无诚意可言的协定。这项协定所安排的几个王朝的联合，不久以后就迅速土崩瓦解。然而，它以后却建立了持久和平。一年后，1545年1月10日，经过比较容易的谈判，费迪南和土耳其人缔结了一项休战协定。2 素丹坚持协定中的那些具有羞辱性的条款，其中包括向土耳其政府俯首称臣纳贡。但是，这项协定比任何其他措施更能使战争从地中海的东部和西部消除。1545年，法国能够从地中海撤出25艘帆桨战船。这些战船在保兰·德·拉·加尔德的率领下，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参加一次在北欧的怀特岛3 的登陆。这些微弱的战争愿望接着也消失了，1546年，法国和英国达成协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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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困难迫使人们恢复和平宁静。几个影响很大的偶发事件也促成了这个局面。这些事件就是这个世纪的前半个世纪的伟大武士相继从这个世界消失。马丁·路德于1546年2月18日去世。同年7月，巴巴罗萨的传奇式的一生宣告结束。这位阿尔及尔的前“国王”从1533年起直到他死为止，成了卡皮坦帕夏，是他的各支船队的主人。5 1547年2月27日和28日之间的那个夜晚，6 轮到英国的亨利八世去世。3月31日，轮到弗朗索瓦一世去世。7 新人和他们的顾问登位掌权，意味着政策和思想都发生变化。由此出现了一个有利于和平的停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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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这种暂时的平静紧接一系列灾祸之后而来。（这些灾祸为害程度之深为地中海几个世代以来所仅见。）的确，在一个长时期内，尽管有海上行劫者惯常的抢劫和陆上战争，秩序，至少是某种秩序，已经在地中海建立了起来。至少自12世纪以来，地中海是一个基督教湖。此后，基督教世界在北非通过它的商人和士兵，在黎凡特通过岛屿据点，在各地通过它强大的舰队，在面临一个被限制、闭锁在其大陆领土之内的、眼睛向内看的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下，为了它的贸易和它的文明的最大利益成功地维护它的统治。然而，这种统治的秩序最近崩溃了。障碍突破后（地中海东岸地区的罗得岛于1522年陷落；北非的阿尔及尔于1529年全部解放），大海的门户就向土耳其舰队洞开了。到那时为止，土耳其舰队除了进行过像在1480年对奥特朗托的洗劫那样的冒险之外，还没有在那里冒过什么险。但是，从1534年到1540年，并且还一直到1545年，一场激烈的斗争使局势逆转。土耳其人和柏柏尔海上行劫者结成同盟，在柏柏尔海上行劫者中的最有名的人物巴巴罗萨的指挥下，成功地取得在整个地中海上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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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重大事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或者和德意志之间的引人瞩目的斗争，却把这起事件抛到查理五世一生的历史中的次要地位。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由于土耳其开始在海上大规模地推进，由于弗朗索瓦一世和苏里曼接近（1535年），最后还由于在第一个联盟的几年内（1538—1540年）威尼斯和查理五世勉强结盟，整个海上的命运危若累卵。对基督教世界来说，这一盘棋几乎完全输掉了。这应该归咎于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四分五裂，归咎于安德烈·多里亚亲王这个生来就与圣马克共和国为敌的惯施诡计之徒，归咎于既不能也不愿忠实履行与威尼斯缔结的联盟的查理五世本人。哈布斯堡家族在外交上再次信赖卑劣低下的手段，试图收买巴巴罗萨，诱使他叛变。后者则止于无休止地讨价还价，对这件事并不认真考虑。他会为这个不大不小的报偿背叛土耳其人吗？他如果背叛，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呢？是他所要求得到的整个非洲或者仅仅是基督教世界提出要给他的布日伊、的黎波里和波内吗？8 最后，这些幕后活动并未能阻止任何事件发生。1538年9月27日，9 多里亚的舰队不战而退，把普雷维扎的战场丢弃给巴巴罗萨的帆桨战船和低舷长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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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基督教世界1538年的失败没有任何可以同土耳其1571年的灾难相比拟之处。这次失败只不过是一次退却、一次丧失威信而已。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这次失败的后果和影响历时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1540年，威尼斯背弃了同盟，同意为法国外交界为它周密安排的单独和谈付出昂贵的代价。然而，对西方同盟来说，没有威尼斯的舰队，就不可能对付土耳其的小型舰队。土耳其的这支小型舰队不久以后由于配备了法国帆桨战船而得到加强。这些法国战船迅速沿着加泰罗尼亚的海岸或者在巴利阿里的水域内抢劫。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国家的集体防御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土耳其向前推进，不再进行打击，而是超越马耳他和西西里的大门。基督教国家在海上被迫采取效能很差、耗资巨大的防守战略。冬季来临，它们只能进行海上行劫式的袭击或者仓促作战，对敌方舰队的后卫进行袭扰。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最后一次巨大的努力，即查理五世对阿尔及尔进行的远征，1541年在阿尔及尔城下和它的“神圣的”保护者的面前遭到失败。当土耳其舰队攻下尼斯，于1543年和1544年之间在土伦港作冬季停航时10 ，局势明朗而令人震惊。这使和法国国王同属一个教派的人群情激奋，深感失望，起而反对这位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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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穆斯林在好几个世纪后重新占领了地中海全部富饶肥沃的海岸，远达甚至超过海格里斯石柱峡直至塞维利亚附近的海域。在这个海域，有从美洲满载而归的货船航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船只在地中海航行时，都忐忑不安、提心吊胆，注意提防，除非像土耳其人的同盟者马赛人那样，像土耳其的臣属拉古萨人那样，像在任何情况下都甘心情愿遵守中立的威尼斯商人那样，同土耳其人妥协，受到土耳其人的好意照顾。海上的冒险家、想卖身投靠最强的主子的背教者，都投奔穆斯林。穆斯林拥有速度最快的舰船，数量最多、训练最好的划船奴隶，最后还拥有当时地中海新兴城市之中最强大的城市、柏柏尔人的冒险中心——阿尔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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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君士坦丁堡充分认识到并且衡量了这个胜利的重要性，必欲取得这个胜利吗？11 土耳其1543年的政策似乎更使人认为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它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休战必要时可以用克雷斯比的和约来解释说明原因，因为没有法国的钳制，就不可能战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队。因此，苏里曼必须暂时不再打算攻占尚未攻占的匈牙利的这一小块土地。但是，土耳其在海上也没有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和利用它的优势，这更加令人感到惊奇。1560年以前一直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战斗。这是因为巴巴罗萨不再在这个地区出现，或者更是因为土耳其军队在对波斯的战争中不得不在远离君士坦丁堡几千里的丘陵起伏、荒无人烟、冬天休战、军队需要大量马队供应的地方进行艰苦的战争吗？1545年的波斯战争因苏里曼和他那造反的儿子穆斯塔法之间的那场争夺王位的斗争而复杂化。12 再加上一场同葡萄牙人在红海和印度洋进行的真正战争（对第乌岛进行的第二次包围是1546年13 ）。这一切都迫使土耳其强大的战争机器从地中海转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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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的灾难就是另一些人的幸福。地中海的城市得到喘息机会。这些城市中，谨慎的，就利用这个休息机会来加强自身防务（在西西里就是这样14 ）。它们的舰船再次在海里巡航游弋。甚至那些在1535年左右几乎已经从地中海销声匿迹的北欧舰船中，也有一些不久以后再次南下旅行。15 它们混在从英国返回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大帆船中。一旦时机到来，这些大帆船就毫不犹豫地、大胆地甚至一直驶到摩洛哥的海港。地中海南、北两岸之间的以及两种宗教之间和两种文明之间的再度联系往来意味着和平已经到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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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里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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