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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归来对他的左右亲信的组成产生了影响。早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巡游出行，尽管为时短暂，仍然使他的这个或者那个大臣所受的恩宠和所居的地位发生变化。1546年，威尼斯大使贝尔纳多·纳瓦杰罗谈到佩雷诺特时，附带指出254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离开西班牙居留德意志或者佛兰德期间，他的威望大大提高了。”菲利普二世离开荷兰时同他的佛兰德顾问和弗朗什—孔泰顾问离别。正如佩雷诺特的儿子格朗弗勒的例子显示出的那样，这次离别产生了某种后果。流浪生活曾经使这位阿拉斯主教走遍查理五世的整个帝国。他后来在荷兰居留，地位令人羡慕。他是菲利普二世派驻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处的代表。但是，他的地位不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时期他在参议会中的地位相比，也不能和1559年菲利普二世离开之前他在菲利普二世的参议会中的地位相比。20年间，他就这样远离君主。这两个人最后一次会见的重要性大家都很了解。格朗弗勒1579年到达马德里。之后，帝国主义的扩张时期紧接着就开始了。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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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返回西班牙后曾经长年累月完全信赖他的西班牙籍顾问。他在西班牙受到这个半岛上的各个王国的无限爱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没完没了地巡游旅行之后，菲利普二世长期持续在西班牙出现，这被西班牙当成一种恩典，真是感动了“西班牙人的肺腑”。256 费理亚公爵1595年写道：“国王下属的邦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以致我怀疑他能否在别处像在西班牙的人心中那样全面地、完整地进行统治。”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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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次不断计划、不断延期的旅行丝毫不像一出临时编成的戏。人们认为，菲利普二世的爱好在构成他的旅行的原因方面所起的作用被夸大了。他不喜爱荷兰正如荷兰不大喜爱他一样。他“对这个居留地感到厌腻”，因此，据说他匆匆离开荷兰并且一去不复返。258 以上说法是一种大胆的设想。只有他匆忙离去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法国大使塞巴斯蒂安·德·奥贝斯皮内7月27日从根特城写信给他的主子说259 ：“这位君主如何匆忙出行，如何催办所有的事以便不出差错，不发生延迟或者阻碍他的出行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伊丽莎白的大使报告流传于西班牙各界的关于国王将永远不会返回荷兰和帕尔马的玛格丽特谈到“陛下到达西班牙的愿望”等两则传闻。但是，这个愿望是以严肃的动机为依据的。菲利普二世在布鲁塞尔的西班牙籍顾问从1555年起就支持这个愿望，反对“勃艮第派”、格朗弗勒派、库尔特维尔派、埃格蒙特派和奥朗日亲王派。毫无疑问，这些顾问有他们个人的原因：重返家园、恢复习俗、重得利益等。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利用在他们家乡进行的公有财产的大规模出售。但是，他们也想到西班牙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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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长期离位使政府机构逐渐变得松懈怠惰起来。西班牙的各个邦国有三个首都和三个政府：布鲁塞尔、于斯特修道院和巴利亚多利德。国王从布鲁塞尔指挥战争并操纵外交的主线。查理五世在于斯特修道院很快就不顾他原来的决定，再度掌握统治的权柄。胡安娜在巴利亚多利德听取参议会的意见，并且肩负起行政管理的主要职责。三个首都之间的权力划分并不相等。尽管有大批信使穿梭往来，这三个首都之间的联系仍然不完全。官方的来往信件经常抱怨这一点，而且这个协同配合方面的缺点很快就产生了后果。一件事在巴利亚多利德商妥之后，必须呈交君主审查批准。这种难以置信的迂回所引起的耽搁延迟是可以想象的。西班牙几乎不再有人治理国政。1558年9月，查理五世在于斯特去世，更使困难加深。胡安娜公主显然不能胜任控制局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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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在胜利的欢乐的气氛中离开布鲁塞尔。来自意大利各地的代表聚集在菲利普二世的周围，向他献出钱财，提出请求。科西梅·德·梅迪奇这样做，是为了得到锡耶纳；马耳他骑士团团长这样做，是为了得到远征的黎波里所必需的命令；热那亚共和国这样做，是为了处理关于科西嘉的收复的细节；法尔内斯家族这样做，是为了驱逐洛林公爵夫人，把荷兰的统治管理留给帕尔马的玛格丽特。菲利普二世在一次又一次接见中，一阵又一阵的感恩赞美声中，把他最大的恩宠赐给佛兰德的领主们，划定了新总督的权限。8月11日，他在弗莱辛格。为了等待顺风来临，他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星期。等待期间，他逐一参观游览了各个岛屿和城堡，借以消磨时间。最后，25日这天，王家舰队启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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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德·旺德内斯的《日记》中有一篇很全面的关于这次返回之行的叙述。260 这个日记又由年轻的亚历山大·法尔内兹的家庭教师阿尔丹盖利261 写给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几封信加以补充。亚历山大·法尔内兹是西班牙的政策的人质。他的母亲曾经同意让人在西班牙把他抚养大。他陪同国王做这次旅行。让我们顺便指出，传统的关于这次旅行的叙述（可以在沃森、普雷斯科特或布拉特利等人的著作中读到）和关于菲利普二世在拉雷多的富于浪漫色彩的登陆的叙述，通篇都是虚构。当这位君主的整个船队满载他的金银财宝、上千名跟随他的封建领主和他们的金银细软在他的后面沉下海底时，他并没有冒生命危险驾一叶扁舟单独一人到达。一场猛烈的风暴的确把跟随的船队中的沉重的荷兰双桅帆船刮得颠簸不止。但是，菲利普二世在一封他自己于1559年9月26日写的信中说，只有一艘船集合清点时未到。262 至于国王，他已经上岸，并且毫无疑问已经在岸上一天。上述他的整个船队沉下海底，他单独一人到达等，都纯属虚构，可能出自格雷哥里奥·莱蒂的想象。此人详尽地叙述了这次所谓的灾难。这个灾难是“所有以后降临到国王头上的耻辱和不幸的真正的预兆。”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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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纪中叶的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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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是在怎样一个西班牙登陆呢？当然是一个急切盼望再见到他的西班牙。多年以来，那里人人都要求他归来。摄政女王和参议会从1555年起264 就提出这一要求；卡斯蒂利亚的国会，1558年开会265 提出这项要求；查理五世和西班牙半岛的全体公职人员也提出同样要求。查理五世认为菲利普二世的归来是必要的。在弗朗西斯科·奥索里奥的通讯中266 ，几乎每一页都影射国王的归来。他说，当消息不好时，这次归来会雪中送炭，解决所有的问题；当消息好时，这次归来可以使情况变得好上加好。1559年5月17日，他写道：“和平的来临和陛下的到来，在这些王国所引起的喜悦和满意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我无法用笔墨来形容。”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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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局势是严重的。西班牙虽然逃脱了战争的直接打击，但是，它不断提供兵员、船只，金钱，而且是大量金钱。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义上，它已经被推翻了，陷入极度混乱和不安之中。一场 看来非常令人忧虑不安的宗教危机加深了这种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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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引起的惊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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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年268 ，在塞维利亚、巴利亚多利德和好些小中心都发现“新教社会”。这种叫法虽然并不确切，我们也应该使用。总而言之，它们被认为是“新教社会”。这个消息使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惊恐不安起来，以致有时有人提出国王1559年的旅行和新教的爆炸有关。巴利亚多利德的中心广场上的第二次火刑的确是继国王在拉雷多登岸之后执行的。269 这两起事件相隔一个月。丹麦历史学家布拉特利写道，菲利普二世收到来自塞维利亚和巴利亚多利德的坏消息后，“只渴望有一个他能返回西班牙的时刻。”270 他这样写只不过是遵循某种传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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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裁判所组织的引人瞩目的镇压，难道真正意味着一场规模巨大的新教运动正在西班牙蔓延并且威胁着这个国家吗？人们细读马塞尔·巴塔荣的文章并没有得到这个印象。《伊拉斯谟和西班牙》271 一书的这位作者指出，所谓的1558年的“新教徒”基本上是其根源在西班牙已经古老并且与路德教义并无任何联系的精神运动的继承者。巴利亚多利德的精神火焰从近处看，正像各种不同的金属粉末同时燃烧时发出的那些五彩缤纷的火焰一样。这些金属中的某些十分贵重、稀有。谁能够精确地称出譬如奥古斯丁·卡扎拉或者康斯坦丁诺这样的改宗者通过他们神秘的犹太传统能够为这个宗教裁判所的火堆带来的东西的重量呢？谁能够秤出在这堆火里燃烧的属于光明派的教义的东西的分量呢？这种教义是一种奇怪的金属，是纯西班牙产品。它炼净后是西班牙的主要的神秘主义的材料。谁能说出这种合金中有多少是用一种精神上的宗教（这种宗教朝向内心生活）的伊拉斯谟思想制成的？在从1520年到1530年的这些年月，首先把伊拉斯谟教派的思想，然后把瓦尔德西教派的思想传到那时仍然向外部世界的精神货品敞开大门的意大利半岛……20年后，这些思想仍然存在，它们的位置虽然已经被调换，但仍然可以辨认出来。如果说在这些思想里搀和着路德教派的某些思想的话，这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在西班牙没有有组织的新教的礼拜仪式，没有像法国的胡格诺教派那样的具有异端思想的教派。西班牙的异端如果说在某些方面反对天主教的传统的话，那就是它更加倾向于试图拯救，不仅拯救精神，而且也要拯救教会和它的组织，一句话，试图维护公认的教义。不管怎样，这就是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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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什么或者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添进了新的宗教精神的炉火中，那么为什么会发生1559年的镇压呢？根据马塞尔·巴塔荣的观点，272 这是一种新的镇压方法。天主教徒懂得，他们的宗教应该毫不妥协，毫不容忍。他们渴望进攻，以此来证明他们充满自信；他们亟欲使用恐怖手段来惩一儆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有利于和平的政策以及弄乱所有的分界线和混淆各种立场的那种紧张局面的变化无常性，全都完结了。新教的不妥协性使事物变得明朗起来。在1555年后，在新教徒在德意志取得成功和查理五世退位后，对立的双方采取了严厉的、旗帜鲜明的立场。一场无情的镇压先在意大利进行，然后另一场在西班牙进行。两者互不相干。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独立自主的。菲利普二世和保罗四世虽然被卷入同一个运动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事态迅速发展。菲利普二世归返的西班牙已经转入反宗教改革运动，转入镇压。当然，这并不因此而是国王的所作所为产生的结果，这是他所处的时代产生的，结果这是整个基督教世界发生的事件产生的结果，这是日内瓦的兴起和罗马的反应产生的结果。这是一场卷带了菲利普二世的、菲利普二世自己并没有制造的巨大的精神冲突。然而，10月8日，国王出席在大广场上举行的火刑，通过他亲临刑场来突出对“路德派教徒”施加的惩一儆百的惩罚，此事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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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菲利普二世的焦虑不安，我们不应该低估。他受到在德意志和在法国发生的事件的教育之后，1558年，忧心忡忡，疑惧重重。但是，正如1559年以后他和胡安娜公主的通信对宗教问题不关注，很少提及这一情况所显示的那样，他甚至在1559年返回以前，就已经了解到危险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大。6月26日，273 他告知他已经收到关于5月份的第一次火刑的长篇报告，他补充说，他很希望“已经播下的邪恶会得到医治”。他的口气是平和的。已经播下的邪恶很大，但是，庄稼来不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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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意味着西班牙的异端的末日已经来临。也许胜利之所以能够轻易取得是由于这个事实：伊斯拉谟教派或者新教是从外国移植到西班牙的已经“接上”、发芽、开花的嫁接植物，但是它们成活的时间又有多长呢？在人类的文明史上，50年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土壤不利于嫁接，树不适宜嫁接。最后，这种“新教”所剩下的一切，就是它那能够被吸收入西班牙的神秘主义传统的那一部分，它那能够朝着西班牙的神秘主义——个人祈祷的避难处——的方向，朝着圣泰雷兹和十字兄弟会的圣让的方向延伸发展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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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个运动从来就不得民心，而且，情况正好相反。托莱多的大主教1558年10月宣称，看来民众并没有受到污染274 。被拘捕者激起的公愤如此之大，以致不得不在夜间把他们转移到巴利亚多利德，275 因为担心民众和儿童追赶、袭击他们，向他们扔石头。受控告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中的精英，也是西班牙领主的社会精英，大宗教裁判所法官1558年没有像他的历届前任那样对这些人加以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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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这就是产生威尼斯散布的看来完全虚妄不实的传闻的原因。这个传闻说：“在宗教的外衣下与大领主勾结串通，合谋组织几次叛乱。”276 达克斯主教1559年3月277 从威尼斯写来的信说得更加清楚。这封信报告说，“几个月来在圣马克产生一个传闻。此后这个传闻得到证实。它的内容是：在西班牙，王国最大的王侯中有四个起来赞成路德异端。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如此顽强……他们将用武力强迫他们所有的封臣拥护他们。如果菲利普不及早补救这个局面，他就将有成为最弱方的危险。”但是，威尼斯和罗马一样，都是谣言滋生的城市。有一天，朗布伊埃红衣主教致函查理五世说：“从这里（罗马）传到威尼斯的消息和从威尼斯传到这里的消息在意大利并不被人当真，就像王宫里的闲言碎语在法国并不被人当真一样。”西班牙的“新教”似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但是，混乱可能产生，因为在宗教叛乱之外，西班牙还有政治不安情绪。这种不安情绪也令人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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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不安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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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把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当作一个统一的西班牙来谈论。对于统一的西班牙这个名词，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并加以限定。在这个长期的专制统治时期，中央集权制的实施当然加深了，民众个人享有的特权和自由将近1559年时继续遭到蚕食。法律没有改变。对过去的叛乱人们记忆犹新。王室的权威并非毫无限制，并非毫无与之对抗的力量。它必须同司法部门，同教士的神话般的财富，同富有的贵族的闹独立，同摩里斯科人有时公开的违反法纪，同政府官员的抗命不从等进行斗争。在1556年和1559年之间这段时期，甚至出现了国家威信严重下降和违抗命令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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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公开的叛乱，而在于不满的情绪和不忠的思想形成的那股浪潮。这股浪潮在历史学家略伦特278 所收集的并且只在并排列出时才具有意义的那类详情细节中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当查理五世“年迈力衰、誉满名高、病弱体残”，于1556年在拉雷多登岸时，他发现只有几个贵族在那里迎候。这时这位年迈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此感到痛苦和惊讶。279 不久以后，查理五世的姊妹、法国王后伊丽莎白和匈牙利王后玛丽来半岛旅行。在从哈伦迪利亚前往巴达霍斯途中要召几个领主来陪同她们，但是，这些奉召的领主却抗命不从，并且认为因为这件事为自己辩解是多此一举。280 不久以前，希望在瓜达拉哈拉定居的这两位王后曾经要求因凡塔多公爵把他的房屋让给她们。这些房屋是以后庆祝菲利普二世的第三次婚礼的地方。281 公爵拒绝了这两位王后的要求，这激起这两个妇女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极大愤慨。但是，这位皇帝却不管别人怎样议论，不愿强迫公爵。因为公爵是过去曾经为他效命的重要人物。1558年1月，普拉森西亚的市长决定在位于于斯特附近的库阿科斯村执行某些命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这个村子的代表是个警官。市长和警官之间发生了争执。市长下令逮捕警官并且把他关押起来，从而结束了这场争执。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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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试图利用政府的缺陷、法官和大臣的无能来获得某些额外的特权。1559年10月，283 菲利普二世对财政赤字感到十分忧虑，于是下定决心，设法革除弊端，厉行节约。一位年老的顾问、巴利亚多利德的司法部门的治安法官帕洛马雷斯学士就大领主在司法事务方面的过分要求写了一封奇怪的信给国王。这位年老的顾问提醒国王，国王在1548年和1550年之间这段时期在德意志旅行时，七八个西班牙最高贵族曾经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圣帕布洛修道院开会，为全体有爵位的骑士要求以后享有只受君主审判的特权。他们也曾经要求在领主的土地里发生的刑事案件当由王家法庭审理时，判决应付的罚款应归领主所有。他们引用一项所谓瓜达拉哈拉的法律来支持他们提出的上述要求。这项法律开始制订于胡安一世在位时期。根据帕洛马雷斯的说法，这项法律不足凭信或者含糊不清。1556年（日期是有意义的，因为国王1554年前往英格兰，再次不在国内），在圣帕布洛修道院召开了一个同样的会议，会上提出了同样的遭到胡安娜公主拒绝的要求。领主们于是想出一个迂回的办法：在出售领地的契约中，特别在1559年订立的契约中，契约的订立者据说根据瓜达拉哈达法律采用了对国家的法律来说具有危险性的条款。是王室官员胡安·德·瓦尔加斯学士第一个把这些令人生畏的语句塞进有利于他自己的关于出售事宜的文契中，其目的在于为自己保留下来在他购置的土地上进行刑事审判会带来的收益。他的例子自然群起效尤。帕洛马雷斯补充说：“陛下的某些仆从和国务顾问已经签订这样的出售。陛下应该密切注意这件事。”甚至连最高的公职人员也受到引诱，这一点已经被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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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的所作所为和封臣土地的购买者的所作所为表明国家无能、贫困和懦弱。这些情况怂恿人们侵越国家的权力。那时王权经常遇到的障碍日益巨大，这是容易理解的。城市在受到失去司法裁判权的威胁时，顽强自卫，向国王派遣代表并且往往得手。同样，往往是管理贸易的官吏自己帮助塞维利亚的商人逃脱政府的措施。1557年春季，政府没收了西印度船队带给个人的白银。查理五世气愤地说284 ：“鉴于在过去运到的七八百万杜卡托中我们曾经要来了500万，于是这次商人是如此狡猾，办法想得如此巧妙，结果只剩下50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发雷霆，亲自干预才使得司法机器运转起来对付罪犯。同年秋季，285 派遣阿尔瓦罗·德·巴桑率领的小舰队去迎战西印度舰队的这一行动，被人认为更加审慎。这支小舰队9月7日抵达圣卢加尔，没收了硬币并把这些硬币运往桑坦德，然后再从该地运往荷兰。国王的权力机构沦落到采用权宜之计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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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权力机构有时还丝毫不敢进行干预。例如，阿拉贡总督弗朗卡维拉公爵侵越司法部门的裁判权，下令绞死一个“示威者”，他的行动引发一场暴乱。国会未经国王召集就自行开会。这位总督被迫逃往阿尔哈费里亚。巴利亚多利德政府获悉此事后，否认授权给他，拒绝承担责任。286 这个政府负担不起疏离阿拉贡这件事产生的后果，特别在对法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同样，在巴伦西亚对“塔加林斯人”，即对当地的摩里斯科人进行预审（这是他们的生计）的宗教裁判所法官收到谨慎行事的训令。一封1557年6月4日致宗教裁判所委员会的信287 写道：“去年9月4日……你们写信给我们说……由于局势如此危险，目前我们应当停止继续审理塔加林斯人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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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公职人员受到这些劝告后，真是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即使在奉命行事时也是如此。1559年2月28日，288 宗教裁判所法官阿尔特亚加致函最高宗教裁判所，叙述巴塞罗那教廷圣职部的警官来要求他在巴伦西亚执行这个法庭作出的判决。“我之所以没有叫人逮捕检察官的公诉状中列出的人，是为了避免在当前的形势下，在被控告的人物大部分是这个城市杰出的官员……的情况下，可能在这个城市中由此产生的巨大公愤和动乱。”鉴于目前的形势……目前这个时期当然是严重的，并且在考验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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