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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引用的两个例子中，整个负担都落在卡斯蒂利亚身上（这正如1557年1月1日和富格签订的奇怪的合同一样。这项合同有一份现存于那不勒斯的法尔内兹家族的档案中293 ）。这一点不应该令人感到惊奇。在这些艰难的年月中，商谈签订的贷款合同总是这个情况。这些贷款都用卡斯蒂利亚的普通税和特别税以及用来自西印度的船队带来的贵金属作为抵押发放。归根结底，菲利普二世的信用依靠西班牙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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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确受到肆无忌惮的剥削，在对保罗四世作战期间，政府的确不得不从高级教长那里勒索钱财。这些高级教长只是因为懒得对抗才拿出钱来。然后，由于需要面前无法律可言，政府就尽可能没收船队从西印度带回的钱财。这些钱应该是指预先决定给塞维利亚商人的钱或者从西印度归来的旅客身上找到的钱。这些没收行动1556年、1557年和1558年一再发生，给人留下很坏的回忆。1559年菲利普二世才决定归还过去没收的资本，但是其中的三分之二用胡罗支付。随后，在商界出现的喜悦情绪充分说明，这一措施虽然本身并不公平合理，但在大多数人眼里，却是始料未及的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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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签订后不久，菲利普二世似乎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他说：“……既不从（在西印度的船队上的）过路商人那里，也不从任何个人那里拿取任何东西。相反，让他们自由地收到寄送给他们的钱物，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合乎理智的。”295 这是来得已晚的明智！10年以后，当传闻政府要恢复它早先的办法时，很多人却宁愿留在美洲而不愿冒他们的钱财被没收之险回到西班牙。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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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正常的收入，除了卡斯蒂利亚的税收外，似乎都已经预支了。必须寻找其他税源。因此就产生了五花八门的财政应急办法。胡安娜公主1557年7月26日致国王的一封信297 制订了一个表：西班牙出售末等贵族称号、承认教士的子女为婚生子女、设立市政官职，出售公有土地和司法裁判权……等。这种种出售比其他事物更使西班牙的各个王国陷于动乱之中。显然，这些出售有利于大领主，但是，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少。这些出售同1570年以后教会土地的出售一样，值得仔细研究。城市是第一批牺牲者，因为公有土地实际上往往是市镇的土地。这些土地就这样从城市落入贵族手中。但是，很多乡村却趁此机会赎买了它们自己，从而摆脱了城市的司法裁判权。锡曼卡斯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从巴利亚多利德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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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官职的设置，是强使城市缴纳捐税的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国家收取官职出售费，随后则由城市支付薪金。298 城市的抱怨不满是可以理解的。299 城市保护它们自己的收入，毫不迟疑地把它们的代表一直派往佛兰德那样边远的地区。菲利普二世对城市的要求不能充耳不闻。他进行干预，取消了几笔几乎签订了的出售官职交易，最后还禁止出售某些低级官职。但是，这些明智的措施制订已晚。正如帕洛马雷斯学士和某些人的那封已经被人引用的信所说的那样，侵犯权利的事已经发生多起。关于这些侵犯权利事件中的某一些，例如发生在格拉纳达的对公有土地的侵占，已经没有或者很少有纪录留下。300 1559年国库陷于极大的困境之中，菲利普二世和法国缔结了和平条约，但是，直到该约缔结为止，还必须维持一支步兵。然后让这支军队复员。要做成这件事必须支付这支军队薪饷的欠款。由于缺钱付不起这些欠款，无法让这支军队复员，于是薪饷欠款的数额不断增加，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菲利普二世3月份向西班牙索要17万埃居。301 但女摄政只筹集成功两笔借款：一笔80万，另一笔30万。她作的后一次努力，使负责西班牙国库支付的代理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尔·坎波的信用濒于破产。为了保全他的信用，已经把巴利亚多利德集市的闭市时间推迟到6月份。1559年7月13日，302 胡安娜公主致函她的兄弟说：“代理人准备去那里并且尽量履行关于支付马拉维迪的义务。其总额陛下将在呈交给陛下的备忘录中见到。他在这方面依靠的主要基础是期待中的由舰队从西印度运来的白银。这支船队刚刚到达。今天，我们刚刚获悉这支船队既没有为陛下也没有为其他任何人带来任何东西。”据塞维利亚的市政官员说，303 是新西班牙的总督决定不让船队装上任何锭性金属，原因是怕遭到海上行劫者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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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对付6月份这个最后期限。公主继续写道：“维利亚隆的集市贸易后来一直延长到圣詹姆斯节，304 以便在这个期间找到一种可能的补救办法，因为财政委员会已经决定一定要偿付集市的定期票据，即使不得不以（卡斯蒂利亚的）1561年的税收或者其他项目作为抵押进行借贷也要这样做，虽然这些税款尚未获准征收。宁可承受任何高利贷款或者其他不利，而不愿让代理人的信用破产。多亏这个代理人才会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为陛下效劳，有人向陛下提供钱款，才会在今后我们能偿付集市的到期票据的情况下继续有人为陛下效劳，有人向陛下提供钱款。人们能够依靠的财源是几次出售船只所得。但是，陛下约束、限制这些出售，特别在塞维利亚进行的那次出售。当时正在为阿尔卡拉公爵洽谈一项价值15万杜卡托的出售事宜。这位公爵想得到1500名封臣……”与此同时，女摄政派遣贝拉斯科博士等专家前往菲利普处，准确地把真实情况告诉他。305 她生怕她兄弟还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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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在荷兰没有找到任何补救办法。他在6月24日写道306 ：“我留在这里除了自己一筹莫展，遭到失败，丢掉这些国家（荷兰）之外，毫无所获。……最好是我们大家都来寻找补救办法……如果办法不在这里，我就去西班牙寻找。”他的目的是表达得清清楚楚了。菲利普二世不大相信胡安娜公主办事的能力。公主忙于慷慨布施、祈祷，念念不忘野心勃勃的梦想。他的兄弟克扣这些布施。她的梦想集中在她想与之结婚的东·卡洛斯王子身上，以便使自己继续位居首列。或许国王还记得鲁伊·戈梅兹1557年的半岛之行？307 在他的亲信获得成功的西班牙半岛这个地方君主难道不能去碰碰运气吗？拯救之路应该在西班牙寻找，而且由君主自己去寻找。当逆风迫使国王在泽兰群岛作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次长达两周的停留时，他感到痛苦难受。这当然不是由于他个人舒适的起居生活设备方面的原因。正如他8月24日写给阿拉斯主教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到西班牙来，延迟了我能够为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找到必需的补救办法的时刻。”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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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确切的说明，有助于了解菲利普二世1559年12月27日309 在西班牙的真实形势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的时刻写给格朗弗勒的那封引人瞩目的信。这位君主写道：“你要相信，我很想用所有我所知道的对荷兰必不可少的东西来供应这个地区。但是，我对你发誓，我发现这里的局势比那里更糟。我们无法援助你，甚至无法在这里满足那些如此微小，你看了会感到惊讶的需要。我向你承认，当我在佛兰德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里的情况会是如此之糟。正如你将从我写给我的姊妹（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信中看到的那样，我除了嫁妆的钱以外，310 实在找不出别的什么灵丹妙药来补救。”这封信显示出的醒悟清清楚楚、真诚坦率、不会被人误解。在西班牙再没有剩下什么了，因为人们从那里拿取的东西过多，也许人们愚蠢地在一个时期内已经把神圣罗马帝国财富的源泉汲尽了。因此，菲利普二世很晚才恢复我们前面谈到过的稳重。他决定在自己剩下的有生之年留在西班牙，是因为他承认有必要把这些源泉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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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卡斯蒂利亚国会在科尔多瓦召开，第二年在马德里结束。埃拉索在首次会议上代表国王发言，并且简短地叙述了1566年上届会议召开以后的几年的情况。他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这些年来，国王在西班牙居留。正如在上次国会开会时已经对议员团说明过的那样，他虽然有紧急的和严重的理由离开西班牙亲自前往他的其他一些邦国，但是陛下明白，他在这里的这些王国暂时停留是多么必要……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些王国自身的好处和特殊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供应……上述其他邦国的需求，因为这里的这些王国在所有疆土中是中心、头和主要部分。在上述情况下陛下也考虑到对你们的厚爱，于是颁布命令，使得在充分寻求补救紧迫的危难和匮乏的同时又能避免离开西班牙。”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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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体会出的这篇官方演说的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是：除非发生特别的危险，菲利普二世不能远离他的各个邦国的心脏和珍宝——西班牙。大家同意布鲁塞尔是个很好的政治首都。但是，政治并不是最重要的。巴利亚多利德是西班牙帝国的金融首都。契约、合同等在那里签订。在它的门口，卡斯蒂利亚的集市贸易的节奏决定集市的闭市日期。情况必然是这样：神圣罗马帝国的主人把国家开支的主要负担集中在自己身上，就必须住在这个美洲白银到达的地方。然而，这一切国王只在他返回西班牙后才认识到。在这之前他从远方向西班牙的执政者下达的命令，毫无疑问表明他对情况很不了解，以致和他通信的人不止一次发现这些命令可笑之至。这种对事态的茫然无知，菲利普二世自己在他给格朗弗勒的信中也承认。这一点他自己提供了证据：他在批注一封胡安娜公主的来信312 时在信旁写道（毫无疑问，某个恶语伤人者向他作了汇报）：“他们无情地嘲笑我。”公主的这封信说，在巴利亚多利德的顾问会议召开后，她应该告诉他，大家的意见都与他的意见截然相反；她还认为给他送来钱款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来。他们是谁？顾问和公主都了解半岛的实际情况并且都拥护他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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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菲利普二世返回西班牙后，得知那里的局势比他原来想象的更糟。剩下的就是要了解由于什么差错这个精疲力竭的国家狂热地坚持不结束地中海战争，坚持让一场本可扑灭但相反日益激烈的斗争继续发展下去。但是，谨慎的国王真正对此负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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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本部分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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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Busch-Zantner,op.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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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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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Après le raid des Impériaux qui les amena jusqu’ à Meaux Ernest Lavisse,Hist.de France，V,2,p.116.Le 18 septembre,Jean Dumont,Corps universal diplomatique,Amesterdam,1726-1731,IV,2,pp.280-287,et non 18 novembre,comme l’écrit à tort S.Romanin,Storia documentata di Venezia,Venise,1853-1861,VI,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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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A.E.Esp.224,Philippe à Juan de Vega,Madrid,5 décembre 1545,sur la trêve entre le roi des Romains et le Sultan,minute,f° 342.Sur le renouvellement de la trêve en 1547,B.N.,Paris Ital.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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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LAVISSE,op.cit.,V,2,p.117;Georg MENTZ,Deutsche Geschichte,1493-1618,Tubingen,1913,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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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Ibid.,p.117（8 juin）, Henri HAUSER et Augustin RENAUDET,Les débuts de l’âge moderne,2e édit.,1946,p.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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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Pour sa nomination à la tête des flottes ottomanes,1533 et la date de sa mort,Charles-André JULIEN,H.de l’Afrique du Nord,Paris,1931,p.521.Sur sa vie ,le livre romancé,haut en couleurs,parfois très juste,de Paul ACHARD,La vie extraordinaire des frères Barberousse,corsaires et rois d’Alger,Paris,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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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O.de SELVE,op.cit.,p.95; S. ROMANIN,op.cit.VI,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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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LAVISSE,op.cit.,V,2,p.122;S. ROMANIN,VI,p.222;O.de SELVE,op.cit., pp.124 et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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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C.CAPASSO,“BarbarossaeCarloV”,in: Rivistastoricaital.,1932,pp.16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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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Ibid.,p.172 et note 1;C.MANFRONI,Storia della marina italiana,Rome,1896, pp.325 et sq.;Hermann CARDAUNS,Von Nizza bis Crépy,1923,pp.24 et 29;C.CAPASSO.Paolo III,Messine,1924,p.452; Alberto GUGLIELMOTTI,La guerra dei pirati e la marina pontificia dal 1500 al 1560,Florence,1876,t.II,p.5 et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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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E.Lavisse,op.cit.,V, 2, 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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